谢觉哉同志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在延安时，他曾代中央起草了一个简短的通知，送毛主席审阅，结果毛主席把大部分文字改了，谢老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总认为自己做过报纸编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可连个通知也写不好，的确是学无止境。我自己认为自己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但一到大学去，跟那些教授一来往，就深感自己太无知了。
我说：在诸位面前我确实是个万金油，知识不广，更不要说专了，和你们在一起说书论道就不行。
学问并不是和官职画等号的。有些人可以不做官，但是在学问上确有真才实学。做学问也是一项事业，而且可以说是一项无法估价的事业。就拿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说吧，陈景润也不是做什么官的，他是个研究人员，他所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数学上一大难题，被说成是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世界上研究者众多，陈景润为此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稿子装了几麻袋，独到无人之境。他那些公式，咱们根本看不懂，你说它对我们的那一项事业马上起什么作用，我看也不见得，但的确是个大学问，被世界称为“陈氏定理”。
李白一生没有做什么大官，云游四方，但他写下的诗篇流传千古，人们称为“诗仙”，凡是上过学的，总会背诵几首。拿我省的一些历代名人说吧，张芝、索靖的书法，皇甫谧的针灸，那影响多大啊！有时我也想，我们每个人不仅应该有自己本职工作所具备的知识，也应该有其他爱好嘛！学点东西，做点学问，可以丰富生活，净化思想，陶冶情操，开阔视野。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徐特立同志的座右铭“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其意都在告诫人们要学点东西，做点学问。当然，我们首先要提倡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就说组织工作吧，应该具备的知识多得很。不懂党的路线不行，不懂党的干部政策不行，要给经济部门配干部，不懂一点经济也不行。而且组织工作有它的规律性，看我们研究不研究它，掌握不掌握它？比如说，人的性格有两重性，我们应该怎么去掌握。我们评价一个干部的优缺点，往往前边说优点，后边说缺点，优点总是说得具体一些、多一些，缺点说得笼统一些、少一些，优缺点往往相伴而生。如说有的同志魄力比较大，敢想敢说敢干，遇事果断，雷厉风行，后边又说不足之处是方法简单。再如说有的同志考虑问题比较细致，平易近人，民主作风比较好，其缺点是不够大胆泼辣。好多干部的考察材料，你研究他的缺点和优点，往往是一种性格的两个表现面，这就是人们讲的人的性格的两重性。当然，这里说的两重性，不是什么两面派。对两重性，我们做组织人事工作的应该研究，扬长避短。再比如内向和外向，会经常碰到，如不作本质分析，会有所失误。还有人的气质，也是可以研究的。我们更主要的是考察人的思想、意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政治素质，这更要有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分析综合方法，以便对一个干部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放眼世界，学问的海洋太大了，我们不认识的客观世界太多了。无论是自然界也好，人类社会也好，以及人本身也好，我们没有认识的必然王国太多了。毛主席说，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是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认识世界的正确途径，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类的认识。癌症的病因到现在搞不明白，说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联合国卫生组织提出，谁攻克这一难题，给谁塑一尊半身金像。最近美国发现了艾滋病，据说比癌症还厉害。当然，我们也坚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人们总会攻克这些堡垒的。原来对肺病毫无办法，一得上这种病，就只好等死。林黛玉就是害肺病死的。现在有了链霉素，就很容易对付了。我们不是医学工作者，不是研究癌症的，但我们也是做人的工作的，也要研究人。人的年龄、体质还好说，人的思想、意识、知识、能力，我们怎么定性定量去分析它，比较客观地反映它，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做好工作，我们要学习掌握这套本领。
第二点，做官、做事和做学问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关系非常密切。要当一个好的领导者，没有学问不行，没有知识化、专业化不行，这就像毛主席说的，要过河，没有桥、没有船不行。中央为什么提出干部要“四化”？两化、三化行不行呢？不行！这四化是相辅相成的，缺那一化都不行。革命化是前提，还要年富力强，有本领。没有知识，没有学问，尽管你想为人民服务，但你没有那个本领是不行的。十年内乱期间，“******”搞了一帮子不学无术的人当领导，闹了许多笑话。有的人不知鲁迅何许人也。有的人把墨西哥读成黑西哥。有的人叫按金银铜铁锡的次序排列文物。有的人质问工作人员为什么把∞（无穷大的符号）横着写。耀邦同志最近接见团代会代表，谈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趋势时说，那时候，领导干部的水平、素质比现在要高。大家注意这个消息了没有？下个世纪，领导干部的素质比现在要高，所谓“高”，就是马列主义水平更高，知识更渊博，学问比现在更多，本事比现在更大。今年七月，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要求年轻干部“有胆有识，为国为民。什么叫有识？第一，有正确的方向；第二，有科学知识；第三，对实际情况了解很透。什么叫有胆？正确的，敢坚持；不对的，敢纠正；违法乱纪的，敢反对，为我们党的利益奋不顾身。”要做到有胆有识，就必须有知识，人常说艺高人胆大。钱学森同志提出：到二○○○年，能否实现我们的中央和******的部长都是博士，司局长都是硕士，干部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没有这样的智力开发，就不可能实现今后或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建设。我们的老同志有他们的长处，很多老同志是战争年代产生的干部，打仗很有一套，是军事家。在建设问题上，有的同志知识比较多，有的同志知识就少一些。我们今后搞建设、管理，没有知识不行。为什么不行？首先你听汇报都听不懂，不要说你处理问题了。仅仅凭良好的愿望、凭经验，要领导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是不可能的，就是做其他事情，包括当工人、农民，也得有学问，没有学问不行。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没知识，怎么行呢？靖远有个奶牛专业户，他订了十三四种报纸杂志，用政策、知识、信息武装全家，尝到了很大的甜头。在未来的社会中，可以说没有学问就寸步难行。
第三点，“长”与“家”。“长”，就是指行政职务，如局长、处长、科长；“家”，就是在某一专业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如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农学家、林学家、畜牧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作家、画家、音乐家，等等。我总觉得，我们在对待“长”和“家”，也就是对待做官的和做学问的关系处理上，在政策上还有点毛病。我们在这里是内部探讨，我也有点“鸣放”性质，谈点个人的看法。我们常说，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单说行字，参考消息说，美国在这个“行”字上花的钱很多，美国人好活动，到处跑，咱们一般是安土重迁，不太跑。在行的方面，一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还容易一些，按老乡的说法叫“坐车干部”，但有些很有名望的老教授、老专家，有些很有学问的总工程师，要车就有点困难。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为了工作方便，一般提供电话，但也有些很有名望的专家、教授，在信息工具方面就不是那么太方便。当然在工资待遇方面，特别是一些老教授，一二级教授，工资还是高的。现在，一些工厂定工资、奖金基数，副科长高于工程师，迫使一些技术人员放弃专业去搞行政。有的年轻人观察后说，还是要奋斗“长”，不能奋斗“家”。所以在鼓励人们做学问方面，不仅要从思想上加以引导，更重要的是在政策上去吸引。我想，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一个著名的作家，他的科研成果，他的文学著作，其作用、影响是很难估量的，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很大的。曹雪芹一生未做什么官，后来生活很困难，但“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下了不朽的世界名著《红楼梦》。鲁迅一生并没做什么大官，但却有雄文十卷，成为新文化的旗手，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长”与“家”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我们在政策上还有某些缺陷，所以现在做官比做学问对一些人吸引力大。这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应注意逐步进行调整。
第四点，就是对搞业务和搞行政如何正确处理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干部“四化”，选拔了一些有专业特长的同志担任行政领导工作。
据我了解，在这些同志中，有的有些想法，不大安心行政工作。他一辈子从事专业，现在到了四五十岁，正是出成果的时候，他舍不得丢，而组织上又选拔他做行政领导工作，他要学点新的东西，搞点课题，领导工作又使他常常忙得没有时间，他很苦恼。比如有些很好的大夫，提起来做院长，他懂行，上来后不说外行话，不会干蠢事情，可他不太愿意丢手术刀。有的教授，提起来当局长，他总是念念不忘他的实验室，他的研究生。这怎么办呢？我看得研究。现在干部逐渐实行任期制，有的同志任职期满可以回到实验室去，回到教研室去。
有的同志丢了几年就回不去了。随着干部制度的改革，聘任制、选举制、任期制的实行，必将会产生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有个业务干部干了三四年行政领导工作，看来不太适应，我说调整一下，搞他的专业去，有的同志说，他干专业不行了，已经丢掉了。丢掉了怎么办？重新学习赶上去嘛！不然只有当“万金油”了。当然对“万金油”也得具体分析，如果说，某同志没有某一方面的专业，却有较广博的知识，有组织能力，这种“万金油”还是需要的。过去我们搞终身制，有些人一辈子担任领导工作，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现在实行干部“四化”方针，提起来可以当领导，放下去可以搞业务，既能当官，也能为民，这就为干部能上能下，废除终身制创造了条件。尼克松的国务卿基辛格，来自教授，又返之为教授。现在选拔的干部一般都有专业知识，这在干部工作上是一大进步。但是我观察有些同志往往是业务第一，行政第二，念念不忘他的业务，有点“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味道。我的想法，既然担任了行政领导，就要以主要精力从事行政工作，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不能三心二意，不能主次颠倒，不然会误事的。既然当领导，误了事，就不是个人的事情。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只此而已。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应该看到，一个现代化的领导者，没有学问，没有知识化和专业化是不行的，但有学问、有知识、有专业的人，不一定都能当好领导。这如同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能教好书一样。因为，教育学是一门学问，组织领导工作也是一门学问，现在就讲领导科学嘛！
有些专业干部，不适宜做行政领导工作的，就不要勉为其难了！至于那些专业造诣较深，放在专业岗位上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本人又不愿意做领导工作的，我们应该尊重本人意见。不能认为只有提拔了，当了什么“官”，才是重用了，才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我们选拔懂业务的干部，也不是不看有无组织领导能力，把有文凭的干部都选到领导班子中去。
应该承认，做官、做事、做学问是统一的，但也有些矛盾。从历史上看，有些人对做官、做事、做学问处理得比较好。诸葛亮的《隆中对》，毛主席在世时很欣赏这篇文章，不知同志们看过没有，不长。
这篇文章，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时，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
《隆中对》是非常好的，如果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势态没有深刻研究，是产生不出来的。这篇文章，以后实际上就是诸葛亮的施政纲领。他当了刘备的参谋长以后，就是这样干的。他晚年写的前后出师表，也是很漂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曹操一直被视为奸雄，是个大白脸。五十年代，郭沫若为他大写翻案文章。曹操是很有学问的人。曹家父子三人都是文豪。主席写〔浪淘沙？北戴河〕时，曾说：“东临碣石有遗篇。”从古到今看，要真正做好官，做好事，不做学问不行。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是很有学问的，是大学问家。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国两制的构想，这里面凝聚了多少学问？绝不简单的只是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对世界形势的深刻分析，没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透彻了解，没有博深的理论修养，没有政治上、理论上的巨大勇气和魄力，这些精辟的观点是不可能提出来的。当然，有的人如让他一直做官，他那个学问很可能做不出来。
我曾想，屈原的《离骚》是非常好的，但屈原一直当他的左徒、三闾大夫的话，政务那么多，千头万绪，他能顾上写《离骚》吗？他是在受排斥、受打击之下，在悲愤之中写出来的。司马迁的《史记》，我很喜欢看，它既是史书，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使人百看不厌。
他因为李陵的案子，为李陵辩护，被下了腐刑，受辱后专门研究历史，才写下了《史记》。现在我们讲的“拨乱反正”，原话是“拨乱世反之正”，就是引自司马迁的《史记》序言。孔子在我国历史上影响非常深远，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可他“为鲁司寇”不久就去办学了，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人，作为思想家、教育家成为千古名人。他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治学精神，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应该提倡大家做点学问，不要把精力放在要官上，而是放在做事上，做学问上。
§§§第四部分做人
我为什么要讲做人，就是因为不管做官也好，做事也好，做学问也好，最根本的是做人，就是说，首先要做好一个人。人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有质的不同的。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人的品德，重视做人的准则。儒家强调做人要讲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士可杀，不可辱”，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诸葛亮的座右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天祥的绝笔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鲁迅的著名诗篇“横眉冷对千夫指，附首甘为孺子牛”，都体现了他们做人的原则。毛主席为刘胡兰同志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陈毅同志写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豪迈诗篇，以松喻人，告诫人们要像松树一样正直挺拔，高风亮节。曹操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李林甫的“口有蜜，腹有剑”，历来为人不齿。小孩子看电影，总爱问：“爸爸，这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虽然有点简单化，但在那幼稚的心灵里，很注意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尽管很有本事，但品质不行，一朝权在手，便把私来谋。
有的人文才还可以，但品德不好。过去批评有些搞创作的人，“活的卑鄙，写不伟大”。在农村，你看那些农民，不是什么官，也没有太大的学问，但是为人勤劳、纯朴，待人诚恳，关心乡邻，热心公益，其品德非常之高尚。有些农民处理一些事情，非常感人。我们看《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梁三喜母子给人的印象太深了，从他们身上反映出了我们中华民族许多做人的美德，使人思想上得到一次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