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打好了腹稿，然后口述，庆国一边开着录音机，一边做着笔记，回到招待所后，就狼吞虎咽地读那些大部头史料，一边根据录音写出初稿，过几天交给流老修改，再开始第二篇。有时他们会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一点多，或者下午七八点，然后一起去吃牛肉面。有时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来，往往晚上12点就会打电话到招待所来，一说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那时，庆国还没有手机，一般不敢去逛街，怕流老打来电话找不见人。
期间给庆国印象最深的是：流萤有一个小本子，他说是他的生字本，但凡遇到不认识的字，他都记到那个本子上，查字典，写上意思和读音，查不到的就请教有关专家。为此，庆国因为把几个字的读音搞错了，他善意地拿出他的本子来，微笑着让庆国看他是怎么记字的。特别是碑帖上的一些字，既生僻，又是书法字，他常常为一个字研究到深夜。
《塔影河声》出版后，他分送给在碑林建设中出过力的人们和有关专家学者，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不久，有些意见反馈回来了，他一一重新查找资料，进行了修改。那时，在他的一再力荐下，庆国已调到甘肃日报社当记者。记得有一次，为了一篇稿子，他来到庆国在报社住的旧平房里，坐在庆国吱吱作响的破沙发上，就着一杯清茶，一边抽着烟，一边逐字逐句地订正稿子。下午的阳光从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他慈祥而执著的脸上。订正完稿子，他详细询问了庆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包括庆国爱人的工作、孩子的学习、父母的身体等。
同时，还谈到了庆国的创作，让他多读些历史，要多写点散文，唐宋八大家可都是写散文的。后来，庆国到医院里去看他时，他说他从前几天的报纸上看到庆国的长诗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时，很高兴，当即拿着报纸让孩子和老伴看。他多次在有关领导面前表扬庆国，说他这辈子当领导，调过不少人，有些调对了，有些调错了，人是很难认的，但小牛他调对了，他离开甘肃日报后，庆国是他唯一推荐过的一个人，庆国适合在报社干。而且，他曾当面对庆国说：“同样一颗种子，种在干山枯岭上是一个样子，种到雨水充沛的地方是另一个样子。我把你这个小朋友从会宁调出来看来没错。”
那次，当庆国夫妇把流老送到大门口的车跟前时，他握着庆国的手深情地说：“我已经老了，该过的坎都已经过了，你们还年轻，还有好多路要走，你们就艰苦奋斗吧。”没想到，这些话竟成了遗言。
为了使《塔影河声》修改补充得更加完善，他在北京治病期间，还几次拜访有关专家教授，搜集了很多新资料。据他身边工作的汪志刚讲，流老记了好多笔记，他想在这本他倾注了心血和思想的书里再补充些篇章，但这些工作只能留待后人去做了。有人说，“南北两山，百年二刘”，一个刘是指修建了五泉山的兰州历史名人刘尔炘，一个是指流老（原名刘瀛）。这话应该说是正确的。
流老去世后，庆国写了篇怀念文章叫《冬天的怀念》，发表在《甘肃日报》上，庆国在这篇文章里说：
“11月23日晚，惨白的大雾笼罩了兰州的万家灯火。20时08分，一位老人静静地走了，一位叫流萤的老人，带着他对甘肃这片热土的深深眷恋，微笑着走了。正如他生前常常轻车简从去基层调研，从不愿多打扰别人一样，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那天傍晚，当他的女儿在电话中说，老人快不行了，让我去看最后一眼时，他已在弥留之际。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苏荣来看望他时，他还神志清醒，向苏荣书记一一询问省上的重大建设项目。说定西的洋芋一定要南下，说引洮工程一定要抓紧。谁知今天早晨就昏迷了。在他的病榻前，我轻轻地叫了一声‘流老’，我知道他再也不能回答我了。
想起在他住院期间，我几次去看望他，每次我都想安慰他，可每次都是他先安慰我，说没事儿，等病好了，我们还要做许多事哩。一个坚强的老人，他不会相信他会轻易倒在病魔面前。
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我跟他的亲人们商量好，请他谈谈他一生的经历，给他写篇年谱之类的东西。我还没进门，一听他家里人说我来看他了，他便高兴地连说欢迎欢迎。但刚说了几句话，他就咳嗽起来，我看见眼泪从他的眼镜边沿下流了出来。早已想好的话，我不忍心说出口。但我们又怕再没有机会，因此待他稍稍平静后，我们其实是有些残忍地示意他的老伴李凡英阿姨跟他说我们的意思。李阿姨握着他的手，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了，但他没有同意。他说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些可圈可点之处，把这些留下来，对子女可能有点用处，可以作为一种纪念，但对社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别浪费国家的纸了。后来，经不住我和他的亲人们的苦苦相劝，他疲惫但又无奈地说：‘那就让我想想吧，想好了，以后慢慢说。’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我知道这符合他的性格，他是个一生都不愿宣传自己的人。即使在他贡献了整个晚年的兰州碑林，当有人一再建议让他写幅字刻在那里时，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我从病房出来，抬头看见白塔山上兰州碑林彩灯勾勒的‘草圣阁’轮廓时，我相信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块碑刻都记得一位老人的呕心沥血。他曾说，兰州碑林的每一块碑后面都站着一个人，都有一段历史。而我要说，那里的1000多块碑中站着一个人，站着一个像一块碑一样的人。
想起我与先生的交往，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我在会宁编一本叫《古道名城》的书，因为他是从会宁走出来的职务最高的一位领导，德高望重，便慕名请他作序，从此就有了交往。之后，他主编《慎之先生》一书，由我和县上的几位同志帮助他搜集、整理资料，有了更多的接触。再后来，就到了本世纪初，他创办兰州碑林，借调我帮他整理、记录有关碑林的资料，算是他的一个小秘书。几年过去，感情日深。可以说，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是我值得庆幸一生的几年，我感到了一个老革命对事业的执著和忠诚，一个老领导的襟怀坦荡和对晚辈的精心呵护，一个文化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敬仰和渴求。有次我跟他说，我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位研究生时，他微微一笑，算是默认了。许许多多的细节，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在他去世前半个月，我还帮他整理了应中国记协之约，为《见证》一书写的《扣压张浩来信》一文。这篇文章讲述了他在甘肃日报任副总编期间，为推动甘肃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冒险扣压了《人民日报》的一封读者来信，没有在《甘肃日报》转载此信的经过。他在文章中说，一个编辑，一个记者，在重大问题面前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没有主见的报纸是没有前途的。如今，再捧读这篇文章，我深深地感到一个老报人对年轻记者、编辑的语重心长，也深深地感到一个农家出身的老人对土地和农民的一往情深。
流老去世了，站在他鲜花翠柏簇拥的遗像前，望着他一如既往的慈祥笑容，读着写在黑色挽幛上的他常说的那句话：‘我是甘肃人，我要为甘肃老百姓做事’，我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如今，当我看着我手机上他的电话号码，我知道这是个再也不会打进来的号码，也是一个再也打不通的号码，但我会永远珍藏这个号码，让它留在一个人心里最干净的地方！电话打不通的地方，靠心、靠梦、靠思念的泪水一定能够打通！天冷了，流老您一路走好！”
敬意与感念
周卫宏
知道流老，还是在会宁上学的时候，流老在省城当大官，是家乡的名人，经常听到大人们提说起他。
第一次当面见到流老，是在兰州晨报工作后不久。那时，流老已经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正忙碌着建兰州碑林。有一天，他到晨报来找马克利总编，他敲门进到我的办公室来，说在我这儿等一阵马总。我一看来人正是流老（此前，虽然没有当面见过流老，但在电视和报纸上见过他的镜头和照片），就十分惊喜，赶忙起身问好。他很热情地把手伸给我，和我亲切握手。我至今不能忘记他跟我握手时，看着我的目光的慈祥，笑容的可亲可近。
流老在沙发上坐下，一边翻看放在茶几上当天的《兰州晨报》，一边赞赏地说，“你们晨报办得不错，我天天看你们的报纸。”流老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儿人，什么时候来晨报的？我很认真地回答流老的问话。听到我是会宁人，他笑着说，“又遇着了一位小老乡。”
接着，他就指着当天晨报上一则报道的标题说，“这标题多生动，多活泼，一看就知道是年轻报人的杰作。年轻好啊，小周，好好在晨报干，晨报有干头。”这是我和流老的第一次接触，他老人家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他到晨报来找马总，还会就近到我办公室进来，和我这个“小老乡”打个招呼。马总没在办公室，他就留下给马总的书籍文稿让我转交，然后急匆匆转身离开，说还有别的事要急着去办。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什么时候见他，都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的样子，他精神矍铄，充满活力，根本不像七十开外的老人。
2003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儿女们编印了书名为《岁月笔记》的父亲的遗著，书名的四个字，我想请流老题写，我把想法先是告诉了庆国，庆国认为可以，但他同时告诉我，流老为碑林的事操心奔忙，加之年龄大了，身体不是太好，他现在很少应承别人求字请题的事，主要是流老做啥事都很认真，静下心来写字的时间确实很少，但是他又不愿意在十分忙乱的情况下抱着应付的态度随便去写，流老说那样做，既是对别人不尊重，又有些糟蹋行道，与其那样，还不如跟人家别应承，还不如不写。庆国说，周老师是我敬重的长者，流老知道他的情况，给周老师的遗著题写书名，他跟流老去说，想不会推辞。但我还是感觉冒昧，内心有些忐忑不安。没过几天，庆国拿来了流老在长26cm，宽12cm，纸色微黄，云纹别致的宣纸上亲笔题写了“岁月笔记”四个字的两方精美手迹。庆国说，老人家写这四个字时，神情十分专注和庄重，一口气写了两方，让我选用。庆国说的细节令我感动不已，我从老人家力透纸背的手迹中，感受到了他超乎寻常的情怀和魅力。
流老逝世的那一刻，我回了会宁正守望着处于病危弥留状态的我的母亲。母亲去世，等我办完丧事回到单位时，才知道流老逝世了，心头便是好一阵难过。我跟庆国说过，让他找个合适的机会，一定带我去看望流老，老人家给我父亲的遗著题写了书名，怎么着我都应该当面感谢一句才对。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去看他，他就这样溘然长逝，连送他一送都没做到，内心是说不出的悲痛和遗憾。
我从会宁《桃花山》杂志推出的纪念流老的专刊上，了解了流老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和业绩；了解了流老在弥留之际，跟前往医院看望他的省上领导还念念不忘甘肃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深情话语；了解了流老逝世后，中央和省上领导、社会各界人士沉痛哀悼，省上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隆重场面。“我是甘肃人，我要为甘肃的老百姓做事”，多么纯朴的赤子情结，多么崇高的公仆情怀！我凝望着经框艺装裱过挂在书房墙上的老人家的手迹，就好像又面对了他慈祥的目光，可亲可敬的笑容。“年轻好啊，小周，好好在晨报干，晨报有干头。”耳边似乎又听见了他的亲切话语。
让我这平平淡淡的文字，带着我的敬意和感念走近流老，并告诉流老：我会永远记着他！
流萤公铭
秦明智何双全陈炳应
陇右英才，游学西京。
服务桑梓，襟怀若莹。
青年办报，壮而从政。
存公忘私，造福民众。
年逾花甲，醉心人文。
知难而进，开创碑林。
白塔西峰，大河之滨。
长廊高阁，创业有成。
汉有张芝，晋推索靖。
古今胜迹，传承文明。
龙翔凤翥，入妙通灵。
银钩铁画，奕奕有神。
真草隶篆，工巧绝伦。
丝绸古道，刻石勒铭。
统筹全局，旅薄临深。
夜以继日，沥血呕心。
搜求素材，尺牍必珍。
手不释卷，塔影河声。
无愧先贤，有益后昆。
泽被于世，风范长存。
皇天不悯，梁木实傾。
哀何有极，涕泪沾襟。
怀念流萤兄
李克强顾文琴
三陇一流萤，孺牛出会宁。
终生夙鸿志，难忘桑梓情。
居官惟清廉，处事务求精。
为人怀正气，治学无止境。
晚年不服老，余热洒金城。
十载劳与苦，碑林耸西峰。
巍巍白塔影，滔滔黄河声。
芳菲传百世，功业千秋颂。
注：作者李克强系冯玉祥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李鸣钟之子。
流萤前辈千古
杨应详
一
流水不息亿万年涓归江海不自广而广其大无边
萤火长灼千百世光照夜空虽微明亦明永昭不晦
二
先哲远逝怀国政
后昆长喟念贤师
三
巨星西沉故园秋，永世功业谁与俦。
崇阁又叠南麓秀，碑坊林立北崮幽。
塔影绚丽参斗焕，河声铿锵日夜流。
乡贤建树都卓著，文兴政举数二刘。
注：二刘，谓刘尔忻、刘瀛（即流萤。此乃王明远先生评价，余甚认同耳。）
晚生杨应详敬挽2005年11月25日
悼流萤
彭中杰
闻道陇水声呜咽，
知是公归暗雪山。
百年无亏天地我，
一身早立功德言。
丰碑于己缺两字，
冰鉴观人皆大贤。
召伯虽去甘棠在，
遗爱长留润心田。
自诮微萤出腐草，
君实乾坤一正人。
手拨阴霾呼伯乐，
臂举梁栋开金门。
目断千秋惟义举，
胸罗万有只贵民。
长呼天应留此老，
为吾寒塞驻阳春。
2005年12月29日
深深怀念我的好老伴——流萤
李凡英
我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和流萤1953年端阳节在甘肃日报社结婚。他于2005年撒手人寰。我们历尽沧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五十二个春秋。整整半个多世纪啊！对我来说，应该是知足啦！但我仍觉得恩爱未尽，人生苦短。因为他是个多么优秀、可亲可爱的老头啊！他这一辈子对我关心、体贴、帮助无微不至，对子女疼爱有加。
对工作和事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更怀有一种执着的爱。他真是我的好老伴。
1993年，他将要离休了，端阳节那天，他很高兴，提笔自撰书写了一首诗：
忆往日风风雨雨互识互知又互爱
看来年洋洋洒洒相随相依更相亲
癸酉端阳节银婚志庆流萤
看他写的是行草，我虽不善书法，更没练过行草，因为高兴，也编了两句按行草书于纸上：
夫妻恩爱百年好
儿孙成才万事乐
与流萤结婚四十年纪念癸酉端阳李凡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