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只是常见的，另外还有其他写法。为把一篇文章组织得好，学习好的文章是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根据具体内容创造新的结构形式。农民讲问题，总是开门见山，把要说的事一开头就说出来，直来直去；在叙述过程时，也总是忽高忽低，抑扬顿挫；结尾干净利落，表白自己的意见。我们写文章也应该这样。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写文章是为的提出问题，有的还要加以分析和解决。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要说明矛盾，就是展开矛盾，就是根据矛盾的不同内容加以不同的安排，决不能千篇一律，毫无变化。文章结构平板，套框框，这不仅文章写不生动，也是不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一般说来，起头要引起别人阅读的兴趣，同时，对要交代的事情有个概括的了解，然后引述正文。正文是文章的中心，要把事情交代清楚，还要具体生动，切忌平列。结尾要简练，要有力量，在人读了之后要有余味不尽之感，给人有思考的余地，也就是平常说的“含蓄”。
三、分段
文章布局，是它的内部组成，也就是内容的安排；段落，是文章的外部构造。这两者之间是互相关联、互为作用的。
以往，我们对分段是不大在意的，有时一篇六七百字的文章不分段，一气贯到底，是不好的。分段的好处是一段一个意思，阅读起来省力，特别对一些识字不多的农民，分段，就可以帮助他在读完一段之后有个间隙，来考虑内容。苏联作家伊林的作品，往往一两句一段，正是适应儿童读者的需要。对农民来说，文章一定要分段，而且段落越短越好。
要使段落划分得清晰，必须注意标点，特别是句点。句子，是段落的组成部分，每句话要说明一个意思，几句或许多句子连起来组成一个中心意思——段落。
文章长短
文章短小精悍，是通俗化报纸的一个主要条件。如何做到短，在农民报，这几年来是经过一番斗争的。
农民报在刚一创刊时，就规定：短而精，不要长篇大论，消息最长不得超过五百字，通讯不得超过八百字，每版要登八十篇稿子。
从创刊到1953年这一时期，一般说来是坚持执行了这个规定，特别在开始一两年，报上出现了很多短小精悍的通讯和故事，其中如“长工马尕哥，朝北三鞠躬”、“门神欺灶神”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是二三百字。除了长篇连载和党的重要指示，在这期间一般稿件都没超过这个规定。从1953年年底开始总路线宣传以来，编辑部过分强调了内容要解决问题，报上长文章增多了，特别是这年年底到1954年，超过规定的长文章估计要占四分之一左右，有时一篇文章一个版甚至两个版。这里头，如农业合作化讲话、苏联游记，虽然文章长，按当时情况和稿件内容来看，却还是需要的，但这只是少数，大部分是不该长而长了的。在这种影响下，记者的长稿子大量增加了，往往一两千字，甚至四五千字，向编辑要一个版发表。在1955年秋合作化开始以后，记者写来的大部分稿子是两三千到四五千字的。虽说这些稿子在发表时都被大大压缩了，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贯彻短小精悍方面是不够坚决的。
为什么文章写不短呢？主要是对文章短小认识不足，和对通俗化的写稿方法掌握不够所致。有人认为要解决问题还是长文章，写起来尽情淋漓，可以痛快发挥；有人认为文章一短就写不形象，写不细致，短和细是不能并存的。那么，所谓长文章能解决问题，是面对读者说的呢，还是自己的爱好呢？显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短而不能细，是不是这样，这在我们最近总结中也进行了研究。
首先肯定，我们的报纸是农民报，主要是办给广大农民看的。他们看报听报的时间是不多的，而能读报的多的是刚摘了文盲帽子的粗识字的人，让他们一气读或听几千字的大文章，简直是一种罪过。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都爱看短而精的文章，讨厌那种王大娘裹脚式的文章。尤其是农民，文章一长，看了后边忘前边，简直没法看。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中说：“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乔木同志在《短些，再短些》这篇文章中说到报纸长文章太多，应该承认群众观点太弱，或者承认我们还不会给报纸写作。
那么，我们是党的报纸，党的报纸不要劳动人民看，又给谁来看呢？
所以群众观点问题实质上正是立场问题，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当然，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所有的长文章都不能用，必要的长文章，还是要用的。根据我们几年来的体会，文章短具体表现在报面上的好处是：反映的问题多；版面活泼；图文并茂；通讯员的稿件采用量大；群众喜欢看，大家欢喜。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短小精悍应是我们通俗报纸（一切党的人民的报纸也应该这样）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
其次，要使文章短而精，还必须解决写作上的问题。说句老实话，短文章确实难写。写电报比写信难得多，既短又形象，或者既短而又细致，这是一个实际困难。所以困难，大概处于这三种情况，一种是自己思想不明确，看不出主要和次要，草苗不分，金沙难别，选择不出最能反映本质的事物来写；一种是在采访中掌握的材料多，舍不得割爱，又没有考虑分作几篇文章写，结果把文章写长了；再一种是思想上对于短根本有抵触，认为短就不能细，短就是简单，短是编辑部的规定，于是抽筋刮肉，成了干巴巴的空架子。这是和我们所要求的短小精悍毫无共同之处的。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也说：“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所以，我们要求的短，不是形式的，而是内容的精炼。
那么，怎样写得短而精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一人一事，或者一稿一事，一篇稿子写一件事。这就要从采访时所掌握的许多具体材料中，选取最有意义的，最能反映本质的一件来写，一篇稿子写清楚一件事情，或者说明一个问题。对于需要交代的背景和情节，该概括的概括，该细致的细致，像农民报登过的《牛亲人》，全文八百字，百分之八十的篇幅写了这个饲养员一晚上的活动，这个饲养员的其他情况都很概括，这样主要事实很细致，感染力就大。至于思想上的抵触情绪，要逐渐教育改正。
要短而精，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农民报创刊时所规定的文章字数和版面篇数的限额，一直是作为制度执行的，今年并明确规定，一般言论、通讯、经验介绍等不准超过八百字，消息不超过五百字，超过这个规定即作为违反制度论，如果重要的文章必须超过这个限额，必须经总编辑批准。那么，哪些东西可以超过这个限额呢？大概有这几类：党和政府对农村的重要决议和指示；国内外重大的事件；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中突出的重要经验；质量好的文艺作品。
这些，都可按事实重要性，对读者的影响来决定它的长度。这里顺便讲一句，该长不长，也是不对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编采人员的合作。前面说过，有些长稿子是记者写的，见报时都经编辑作了很大的压缩，这就造成部分记者和编辑的矛盾，有的记者对编辑改稿表示不满，希望编辑笔下留情。编辑也有自己的苦衷，必须执行编委会的决定，一般稿件不能超过限额。根据我们检查，除了个别稿件有删改不当的事，绝大多数稿件是压缩对的。那么，如何消除编采人员的这种矛盾呢？办法是：轮流担任编辑或记者工作，亲自能领略其中的味道；同时，编辑改稿时在保证文章短小精悍的原则下，应尽量保持文章原有的风格，改好后还可征求作者的意见；有些稿件还可退给记者本人重新组织或删改。
标题
一、标题在报纸上的重要地位
标题是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每一期报纸，有多少篇文章，就一定有多少个标题，无论是言论、消息、通讯，还是工作经验介绍、科学技术常识，或者是快板、秦腔、打油诗，有文必有题。这就是说，标题在报纸上的运用是很广泛的，必不可少的。
第二，标题所采用的铅字字号，绝大部分大于文章所采用的铅字字号，如五号、四号、头号、二号、三号。即使题文所采用的字号一样，如同用五号字标题字的字体总是有别于文章所用的字体，如文是五楷，题是五黑或五宋。这就使标题成为报纸上最突出的部分，它好像部队里的侦察兵，最先进入对方阵地。
第三，一个好的标题，给人的鼓舞、教育和指导作用，不亚于一篇文章，而且因为它是一篇文章的核心，是整个报纸思想最集中、语句最精练的部分，给人的印象是很深远的，水土保持的专页上，曾用过这么一个对称式的标题：“看今天：农业社，互助组，带动农民，消灭干旱；望将来：花果山，米粮川，牛羊成群，幸福无边。”这个标题，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农民的愿望，曾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临夏县姬家寨的农民，在两年以后，还把它作为春节对联。
第四，一篇文章的好坏，不能从标题来分析，可是读者一收到报纸，对于所刊登的文章，看还是不看，欢喜看还是不欢喜看，首先决定于标题是否吸引人。一篇文章，要是标题吸引很大，读者会兴致勃勃地看下去；要是标题干瘪无味，即使文章好，他也可能会抛到一边不看。办报时间久的人，都有这个经验。
标题在报纸上的地位是重要的，可是许多报纸编辑，特别是编报时间较长的编辑，对于标题的制作是很轻率的，不推敲，不琢磨，把稿子略略一看，甚至仅仅把新闻导语一看，大笔一挥，就是一个标题。这样产生的标题，大部分是些不痛不痒的陈词滥调，不是“大力开展起来”、“普遍动员起来”，就是那里开了个啥会，这里获得了啥成绩，人一看，昏昏欲睡。当然，一个好标题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甚至比一篇稿子还要困难。有的编辑同志，一个钟头能编一篇三五百字的新闻，可是叫他制一个好标题，有时候坐上两三个钟头，纸烟头扔了满地，脑子想得炸痛，心里急得像猫抓，还是制不出来，还是“大力”呀，“斗争”呀，走不出老一套的圈子。困难是困难，可是我们只要能平时多留神，标时多推敲，还是会标出好题目来。大家知道，“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诗是诗人经过许多次的推敲，由“春风又吹江南岸”、“春风又到江南岸”等句修改而来的。我们制标题，应该有此精神。只要我们有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钻研精神，一定会有“猛回头，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境到来，像诗人所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通俗报纸对于标题的要求
通俗报纸对于标题的要求，大致讲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既明确，又生动。一个好的标题，必须具备这两个要素。
所谓明确，是使读者一看标题，毋需多加思索，就知道这篇文章讲什么，是号召人们怎样行动，还是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所谓生动，是标题所用语言，生动活泼，切实有力，具体、形象，感情色彩浓厚。我们曾把这一条件作为标题好坏的标准，在工作中贯彻执行。但是，执行的结果并不好。有的标题，明确是明确着哩，但是很不生动。我们有一期报纸，在一个版上，除登了两篇言论，共登了四条消息，其中三条是会议消息，题目标法完全一样，“省上召开牧区代表人士座谈会”、“省上召开提水工具研究改进座谈会”、“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闭幕”。这期报纸出版以后，大家很不满意。有的同志，为了打开这种新闻八股的局面，在制作标题的时候，力求生动活泼起来，不受老一套的限制，但是因为忘记了“明确”这个前提，农民看了，摸不着头脑。我们有个编辑，在写一篇号召农民办好互助组准备建社的社论时，标了个《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题，这个题是比较生动的，但是不如《办好长年互助组，准备建立农业社》明确和切实有力。还有一篇在建社前夕教育农民不要乱砍树木的社论，原题《从砍树谈起》，后改为《为生产打算，为长远打算》。我们为了防止以词害意，规定：必须在明确的基础上力求生动，明确但不生动不好，生动而不明确更不好。
第二，既要积极地干预生活，又要严格地掌握分寸。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客观世界，不仅仅在于去说明它，更重要的是在于依照客观发展规律去改造它。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在制作标题时，必须遵照这个原则去构思，立场分明，爱憎分明，是非分明。对于腐朽的阻碍社会前进的事物，狠狠地去鞭挞它，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入敌人心脏；对于新生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事物，大叫大喊地去扶持它，表扬它，竭尽全力为它开辟道路。这就是说，标题一定要体现着党的意志，体现着群众的愿望，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不能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在那里说东道西。针锋相对，锋芒相对，锋芒毕露，是我们极力提倡的；平平淡淡，冷冷漠漠，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当我们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听到地主阶级造谣说：“土改是割韭菜，一刀子一刀子来哩”、“土地改革是打乱平分”时，应该及时发表题为：《砸破地主阶级的造谣罐，土改不是割韭菜》《土改不是打乱平分》等反驳文章；当我们表达群众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愤怒，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威力和镇反政策时，应该有《要得甘州人心平，先杀王家三弟兄》《枪毙反革命分子，人人叫好，个个称快》《杀的杀，关的关，放的放，皋兰惩办叛乱头子》等标题出现；当我们看到农民对于婚姻法、互助组发生误解时，应该有以《婚姻法不是离婚法》《互助组不是吃大锅饭》为标题的文章来教育农民；当我们看到农民积极要求入社、干部思想保守、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时，应该有《头挤扁也要入社》《他们为什么入不了社》《同志，放手吸收农民入社吧！》《社会主义一日千里》《向社会主义飞奔》这些标题出现。总而言之，一个标题虽然寥寥数字，依然可以体现出党的路线和群众的心情来。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做编辑工作的人，自己首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者，勇于干预生活，和群众站在一起。一个心如死灰的编辑，是不会标出热情激昂的标题来的。当然，我们不能离开党的政策和客观事实来标，必须严格掌握分寸。这里只举一个例子，1951年甘肃土地改革的时候，在斗争大会前夕，农民讨论在斗争会上打不打地主，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不打，记者曾就此写了篇通讯，编辑标题为《不打为好》，既体现了党的政策，又保护了农民的革命斗争性。
这样讲，是不是完全否定那说明性的标题呢？不是的。有些标题，仅仅只是说明这篇文章要说啥，或者说了些啥，如：《我怎样当生产队长？》《种棉能手谈种棉经验》等。这类标题，在报纸上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