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出师不利，但是袁世凯却没有灰心丧气。他一直在等待最好的时机，只要时机成熟，便实现自己的目标。
两年之后，这个好时机终于来临：王文韶被罢免了军机大臣一职。
于是，袁世凯抓住这个好机会，再次出手。这一次，为了做得更为稳妥，袁世凯不仅联合了湖广总督张之洞，还取得了盛京将军赵尔巽、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以及湖南巡抚端方等地方大员的支持，联名向朝廷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
在众多官员的联名上奏下，朝廷最终批准了，并宣布从1906年开始废除所有的乡试、会试，同时废除的还有各省的岁科考试。
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从此烟消云散！而它的终结者，便是武人出身的袁世凯。
科举考试虽然在制度上被废除了，然而在文化心理上却很难被废除。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试想，这么大_个国家，这么多人都在依靠这项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来获得前途和事业，结果突然说没就没了，该会引起多么巨大的心理震荡！
对于这个情况，袁世凯等人也是早有考虑的。毕竟，凡事都不能做得那么绝！总得给那些正在依靠或者曾经依靠科举制度的人一个其他路子走吧！
经过反复考虑，袁世凯等人设计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以应对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问题。这些制度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方面，创设各种学堂，并选派优秀学生官费留学，让读书人继续有书可读。废除科举制度针对的只是这项制度本身，不能因此耽误人民的教育。毕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投身于国家的各项建设之中去。
另一方面，按照年龄段的不同，对那些已经取得举人、贡生和生员的读书人，分别做不同的安排：六十岁以上的，给予一个闲职表示安慰；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的，由国家安排一些出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可入仕学堂和速成师范；至于三十岁以下的人，由于还很年轻，完全可以让他们进入新式学堂深造。
在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袁世凯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如何在新式学堂培养好年轻人上面。为了稳定社会情绪，袁世凯等人根据这些读书人的毕业情况，给予了不同的待遇：
首先，对于那些高等小学堂(简称“高小”)毕业的，给予廪生等“生员”身份，成绩优秀的便可进入第四级学堂。
其次，在第四级学堂，也就是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以及初级师范、初级简易师范毕业的，给予拔贡和优贡等“贡生”身份。同时，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的优秀毕业生，还可进入第三级的学堂。至于初级师范、初级简易师范的优秀毕业生，则授予州县的学官等职位。
再次，在第三级学堂，也就是大学堂预科，各省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以及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给予“举人”出身。这些人既可以继续升入第二级学堂深造，也可以授予知州、知县和内阁中书等官职。
再其次，在第二级学堂，也就是大学堂毕业的，给予“进士”出身，既可以继续升入通儒院读书，也可以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和各部主事等官职。
最后，对于那些能进入通儒院并顺利毕业的优秀读书人，则给予“翰林”的身份，这些人才将会被授予很高的京内外官职。
通过列举袁世凯安排的具体制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兼顾了那些既得利益者，至少为他们留了后路。
当然，也有人批评说，袁世凯的教育改革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比如保留了所谓的生员、贡生、举人、进士、翰林的名号，并由国家授予职位。然而，我们不能仅仅看事情的表面，还得看具体的教育内容是什么。
在当时的新式学堂里，教学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近现代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了，这才是废除科举制度的真正含义所在。换句话说，袁世凯废除科举，其实是为了改革教育的知识内容。至于保留了一些科举制度时代的功名称号，那只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权宜之计，不仅无伤大雅，而且还可以起到缓冲社会矛盾的效果！
不过，客观地讲，袁世凯废除科举、改革教育制度，还是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在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不久，就有数百名读书人聚集在翰林 院门口，绝食抗议，而在地方上，则发生了好几起举人自杀的事件。
相对于这些极端行动而言，更多的是社会舆论哗然，大批再无希望通过科举走入仕途的读书人，把袁世凯当作了死敌。他们手中的笔这个时候无所事事，就变成了专门用来嬉笑怒骂的工具，而矛头所指无疑就是废除科举的袁世凯。当时就有人骂道，正是由于袁世凯自己是行伍出身，在考场不如意，因此才公报私仇！在这些人笔下，袁世凯根本就是一个声色犬马、不学无术的痞子。
现在看来，这些指责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科举制度承载了太多 人的希望和抱负！一旦这种希望和抱负落了空，所引发的自然就是强烈的不 满和指责。事情走到了极端，出现谩骂和侮辱，那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无论怎样，袁世凯依旧顶住了压力，废除了这项积弊已久的制度。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去，袁世凯此举绝对是功莫大焉！
清朝也有警察了
袁世凯新政的另外一个举措，便是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警察部队。这项改 革，其实是袁世凯最具有近代西方军事和管理知识的体现。那么，袁世凯怎 么会想着建立中国的警察部队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一方面，建立警察部队，是为了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其城市治安管理经 验；另一方面，袁世凯建立警察部队，最初则是为了通过这支部队，从八国联军手中夺取天津的全面主权。这又是怎么_回事呢？
原来，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一直就把天津当作司令部，强占着不愿意归还。即便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也没见他们有交出天津主权的意思。
这样下去自然不是个办法。在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的一再催促下，八国联军司令部最终答应了归还天津。然而，列强的让步确实有条件的，那就是在天津周围lO公里内，清政府不能驻扎军队，否则就不归还天津。
在自己的国土上还不能驻扎军队，这哪还成什么国家？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何在？但是，当时的中国在衰败的清政府统治下，根本没有跟如狼似虎的列强讨价还价的资格。为了拿回天津主权，清政府只好接受了这个无理条件。
条件是接受了，这个亏却不能白吃。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清政府高层之中十分普遍。尤其是军人出身的袁世凯，更是不想就这样忍气吞声。他几经思索，想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那就是向天津派驻警察部队，名义上是维持治安，实际就是驻军。
这样一来，列强们就吃了哑巴亏了。他们没想到，袁世凯竟然如此精通西方的军事设置。在西方，包括在日本，军队和警察不是同一个概念。
于是，列强们无可奈何地看着袁世凯，把在保定才训练好的2000名警察调入了天津，并对天津进行了全面接管。既然生米煮成熟饭，列强们也只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了！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问，袁世凯是怎样创建中国的警察部队的呢？实际上，从袁世凯刚刚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之后不久，也就是1902年5月，便开始着手建设警察部队了。
一开始，袁世凯先是制订了一个共分5章85节的《警务章程》。当然，制定这个章程，主要还是参考了西方人的做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第一章和第二章讲述“招募”，内容便是具体规定成为警务人员的各项条件、服役的年限，甚至包括家属的待遇；第三章和第四章则制定了较为完 善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职守准则。第五章的内容是赏罚制度，惩罚制度具体包 括了对警官适用的记过、撤职和详参三种，以及对警兵适用的责、革和斩三 类。至于奖赏制度，同样也作了十分详细的规定，根据情况不同有着相应级 别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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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管理，袁世凯在自己管辖的直隶省城保定，设立了一个警务总 局，下辖五个分局。他任命淮军干将、前敌营务处干员赵秉钧为警务总办。 同时，他还打破思维，聘任日本警视厅的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
不仅如此，为了能提高警察的业务素质，袁世凯还创办了保定警务学 堂，同样由赵秉钧任警务学堂督办，对警察进行分批训导。在这个警务学堂 里，也制定有详细的《章程》。在这份章程中，明确了警务学堂的性质和任 务是专为培养全省警察而设立的机构，分为警官班和警兵班。
在警官班里，主要是以培养全省警务官长为任务，要求经过三个月的速 成训练，培养一批警官，毕业后派往各局充当官长。至于普通班，顾名思义 就是培养普通警兵为目的。另外，这份章程还对学校的性质、任务、生源、 机构、课程和作息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有了好的领导班子，又有了优良的规章制度，接下来便是从军队中选拔 人才，组成警察部队了。很快，从直隶军队中挑选出来的500人，便组成了第 一批巡警。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很快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警察，并遵照章 程开始维持地方治安。
由于袁世凯的警察训练卓有成效，朝廷于1902年10月发布上谕，命令各 省的督抚都要仿照袁世凯所定的警务章程，在各省训练自己的警察部队。这 些警察部队，加上袁世凯后来在天津成立的南、北巡警局，以及天津巡警、 水警、侦警，便成为了中国早期警察部队的主体。
除了以上这些改革之外，在金融、邮政和通讯等领域，袁世凯也颇有作 为。比如，他于1904年创立了大清户部银行，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银行；1907年，他引进西方的无线电技术到中国，加快了中国通讯业的近代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袁世凯坐镇的直隶成为了近代中国的经济龙头。尤其是天津，更是成为了华北地区的商贸集散地和金融中心。
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南洋赛会，直隶地区提供的产品中，有6件获得了特别优秀奖，142件获得了银奖。同样是1910年，在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上，直隶地区也赢得了殊荣。
以至于实业家，也是袁世凯老友的张謇，在参观直隶地区展馆之后的日记中写道： “袁世凯确实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练兵，新政里的老行当
同样的，在直隶主持新政期间，袁世凯没有忘记掉他的老本行——练兵。可以说，袁世凯在直隶投入最大精力与物力的还是练兵。
袁世凯毕竟是军人出身，练兵打仗是他最拿手的本领，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不过，袁世凯在直隶的练兵却具有另外的政治考虑。这是什么样的考虑呢？
其实，袁世凯的练兵一方面是为了强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慈禧的心思。在八国联军侵华，并且把慈禧打得落荒而逃之后，这位年迈的女政治家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失败的原因。想来想去，她还是觉得，自己手里没有强大的军队才是主要原因。于是，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练兵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迫切。
向来善于揣摩慈禧太后心思的袁世凯，自然对这一点了如指掌。他明白，自己之所以能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跟自己以前的练兵功绩有很大关系。慈禧太后就是想要他像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担负起练兵的重任。
为了尽快练出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从1902年1月到1905年，袁世凯每年都忙于编练北洋六镇的新军。到了1905年编练完成时，直隶的新式军队已有近十万兵力。这个数字，毫无疑问是十分惊人的！
为了向慈禧太后汇报成绩，从1905年到1906年，袁世凯两次调动数万新军，在直隶的河间和河南的彰德地区，进行了两次盛况空前的军演。
说这两次军演盛况空前，一点都没有夸张。这一点，仅仅从参加演练的军队兵力便可以看出。据统计，河间军演的总兵力为四万五千多人，彰德军演的总兵力则为三万四千多人。
这两次军演，不仅让袁世凯赢得了慈禧太后的进一步赏识和器重，而且还为他赢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由于这两次军演均向西方媒体公开，因此西方人见识到了清政府训练新军的新成绩，更见识到了一个精明干练的新军统帅袁世凯。军演期间，袁世凯常常跃马军前，显得威武异常，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相应地，这时的慈禧也已经离不开能干的袁世凯了。老佛爷心里明白，这个袁世凯不仅善于处理内政，而且还精于与外国人打交道，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这样的人才，自然是不可多得和值得信任的。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还是需要袁世凯这样的人物的。一方面，由于袁世凯作风的强硬，他总是能够带领新军乃至警察部队，捍卫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袁世凯又善于灵活处事，尤其在跟老外打交道时，更是善于采取列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祸患发生。
就这样，袁世凯逐渐成为了慈禧身边不可或缺的助手，他的各项新政措施也由于得到了高层的大力支持，从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