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的接班人
李鸿章去世后，留下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一个重要职位无人接替。那么，应该由谁来接任此职呢？
很快，朝廷发布的上谕揭晓了答案：任命四十三岁的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对于袁世凯的这次升迁，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猜测。其中一种观点是，李鸿章在去世前向朝廷力荐袁世凯担任此职。那么，这种观点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一般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会拿李鸿章去世前的一句话作为证据。据说，李鸿章临死前曾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然而，就算李鸿章说了这句话，也并不表明他曾向朝廷举荐袁世凯。
实际上，按照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的回忆，李鸿章去世前，已经无法写奏章，根本不可能举荐袁世凯。甚至，就连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也是由周馥发电报给慈禧的。在电报中，周馥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署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可以说是只字未提举荐袁世凯的事情。
另外，在淮军名将刘秉璋的儿子刘体智写的《异辞录》一书中，也记录了李鸿章无意举荐袁世凯的事情。
据说，李鸿章去世之前，有人曾劝他推荐一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人选。李鸿章却回答说：“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了。”按照刘体智的解释，此时李鸿章说的人选就是袁世凯。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已经受到慈禧和朝廷的信任，肯定会接自己的班，那自己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政治智慧可以说是展露无遗。他心中明白，袁世凯就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当时的清政府也只有依靠袁世凯，才能苦撑住危险的局势。
实际上，袁世凯也自认为是李鸿章的接班人。这一点，从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为他写的几副挽联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中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已，愿宏志业继萧规。
在这副挽联之中，袁世凯用了两个典故，它们分别是郭子仪、李光弼并肩平定安史之乱和汉初名相曹参继承萧何开创之局。这两个典故，其含义都是指袁世凯和李鸿章的继任关系。尤其是那句“我是再传弟子”，更是将这种关系说得十分明白。
另外一副挽联是在天津的李鸿章祠堂建成后写的：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在这副挽联中，袁世凯表达了对李鸿章的追慕，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就是李鸿章事业的继承者。
因此，袁世凯的此次升迁，应该就是他长期努力、功勋卓著、世人公认的结果。除此之外，在慈禧逃难期间，袁世凯的殷勤、孝敬，再加上他积极响应慈禧的变法，也是让他获得慈禧重用和提拔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不仅是慈禧太后，就连西方列强，也对袁世凯十分有好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西方人眼中，袁世凯是当时清政府之中真正具有进步和改革意识的官员。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袁世凯对于西方的各项制度并没有多大敌意。相反，他还提倡广泛地向西方学习。不仅如此，在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还是一个十分好沟通的人。与他打交道，要好过之前的李鸿章，因为袁世凯十分清楚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和所具有的力量。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西方人也时不时向清廷表示，袁世凯是李鸿章之后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最好人选。
就这样，1901年11月20日，年仅四十三岁的袁世凯走马上任了，这是他仕途中的第一个高峰。
袁世凯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事情自然是主持新政。不过，在做这件事之前，还有一件更为要紧的事情，那就是把落难在外的慈禧太后等满清皇室接回京。
当时，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已经撤出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于12月中旬开始返回，并很快就来到了直隶境内。一直在关注慈禧动静的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率领大批护驾的军队在直隶和河南交界的顺德府接驾。
饱受流离之苦的慈禧太后，见到眼前这个精干的属下，不免有些伤感。但此时她的心中，更多的也许是感动、温暖和满意。
袁世凯知道慈禧是一个十分爱面子的女人，这一次的落难必定让她大丢脸面。因此，眼前要做的，就是尽快让“老佛爷”变得体面和尊重起来。
于是，袁世凯精心安排了一场风光的接驾。在和慈禧见面后，他又送上了一对非常漂亮的鹦鹉。据说，这是袁世凯精心挑选的，一只会说“老佛爷吉祥如意”，另一只会说“老佛爷平安”。接到这样的礼物，慈禧自然欢喜异常。她很快就忘记了前段时间所受的流离之苦，觉得十分喜庆和快乐。
随后，为了护送慈禧安全回京，袁世凯又亲率部队陪同慈禧一行人来到了直隶首府保定。由于走得很慢，到保定时已经是第二年的1月3日了。
先前的恭敬，加上这一路上的细心保护，让慈禧愈发赏识起袁世凯来。她觉得，这个刚刚上任一个月的直隶总督，样样事情都办得那么妥帖和到位。甚至，就算把袁世凯跟他的师傅李鸿章，乃至师公曾国藩相比，都一点不逊色。因为后面这两人越到老年，就越发韬光养晦，似乎懒得去办很多琐事了。然而，在慈禧看来，当时的清政府要办的事情正是多的时候，尤其是即将进行的新政更是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统帅。
毫无疑问，袁世凯就是最好的人选。这样一个干练的人，正是清朝百废待兴之际的改革急先锋。慈禧心中盘算着，有了袁世凯，清政府或许才能在各项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
1902年1月7日，慈禧从保定乘火车回到了北京。袁世凯在早些时候已经到京，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给老佛爷安排一场体面风光的迎接仪式。
当慈禧乘坐的专列进入北京站之后，站台上四处都是鲜花和彩旗，紫禁城里的皇家乐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仪仗队摆开阵势，群众们发出了一阵阵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中午时分，慈禧乘坐一顶豪华的轿子，从永定门、正阳门回皇宫。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争先恐后向她表示热情和赞扬的人群。在人群里面，甚至还不乏外国大使，他们携带家眷站在路边脱帽致礼。
看着眼前的一切，年迈的慈禧心中一定十分欢喜。她自然明白，这一切其实都是袁世凯的安排。其中不乏虚情假意，但对于此时的慈禧来说，这些都是她心理上急需的，至少是聊胜于无！
就这样，慈禧回到了北京。接下来，袁世凯要开始主持新政了。这将会是怎样的一场改革呢？
大兴实业，必须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袁世凯确实受到了慈禧的高度信任。因为在主持新政的时候，袁世凯是干劲十足的。
事实上，处事十分现实的袁世凯早就想对糟糕透顶的清末政局全面改革。只不过，一直以来，他手中都缺乏权力，只能做一些地方性的改革。这次的情况不同了，天生似乎就具备政治改革家气质的袁世凯，又得到了高层的同意，可以放开手脚在警政、实业、教育、官制和宪政五个方面进行大力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袁世凯主持的新政，在效果上比李鸿章的兴办洋务更加显著。
不过，袁世凯毕竟还是李鸿章的传人，因此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延续了当年的洋务运动。这一点，从袁世凯在新政最初便创办大批实业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不妨去看一下袁世凯主持或者委托他人(主要是周学熙等人)兴办的这些实业。
1902年，他主持创办了天津银元局，接着又开办了一家官银号，专门负责为户部经营银地。这一举措既满足了当时资本市场发展的需求，也为清政府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1903年，袁世凯主持开办直隶工艺总局，同时开办的还有一些工艺学堂、实习工场、纸厂和种植园等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专门的工艺技术人才。
1906年，袁世凯主持开办了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又成立了滦州矿务公司，这两家都是新型的能源企业，后来都成为了我国的大型民族产业。
大家都知道，兴办实业是离不开交通、通讯的发达的。因此，在创办大量民族产业的同时，袁世凯还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经营权，还获得了关内外铁路的督办权、督修权。在兴办实业的同时，袁世凯还大力加强市政建设。经过他的努力，天津成为了中国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城市之一。如果说兴办实业还只是袁世凯对洋务运动的继续，那么修建京张铁路则是他的创举。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京张铁路，但是大家或许不知道，修建这条铁路的经费其实来自国外贷款。更让人惊奇的是，这笔国外贷款还是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要知道，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债台高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才会有很多人极力反对向国外贷款修建京张铁路。这些人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毕竟当时中国已经千疮百孔，不仅国库空虚，而且还有大量赔款要支付。这个时候向国外举债，无疑是要有些胆色的。然而，袁世凯就具备这个胆色。他力排众议，坚持可以向国外举债修建铁路。最终，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在他的主持下建成了。
当然，京张铁路的建成，离不开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的聪明智慧。然而，聘任他的也正是袁世凯。聘任詹天佑之后，袁世凯就派他进行技术勘查。勘查结果是，京张铁路沿线全长三百六十余里，其中有数十里的崎岖山路。很明显，这是一项既费金钱，又需要很强专业知识的工程。
袁世凯计算了一下，为了修好京张铁路，包括买地、填道、购料、设轨、凿山、建桥等项目在内，共需白银大约七百多万两。这么多钱，清政府一时间肯定是凑不齐的。不过，铁路又非修不可，因为当时北京向东和向南方向已经有了外国人修筑的铁路。至于北面，从北京到张家口还缺少一条联络内蒙古的道路。
修铁路是势在必行，那么钱从哪里来呢？袁世凯几经思考，最终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列强举债。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袁世凯提出“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自与他国不相干涉。”话虽如此，其实修路所用的经费，依旧来自国外贷款。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1905年5月，袁世凯任命陈昭常为京张铁路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经过4年的努力，詹天佑等人如期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工程。
科举，早就该废了
除了向国外举债，袁世凯还干了一件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那就是废除科举。
对于科举制度的积弊，晚清以来一直都有很多进步人士予以揭露和批判。然而，在袁世凯之前，这些志士仁人还只是更多地停留在批评上，而真正付诸行动并取得实效的只有袁世凯。
很显然，袁世凯要想废除科举制度，肯定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要知道，这可是一项关系到太多太多人前途和命运的制度。一旦废除科举，别说是那些正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童生、秀才，就算是翰林、进士和举人，也都会起来反对。废除科举，无疑是要犯众怒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以往好几次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中，朝廷都十分忌讳，生怕一改就改出个天下大乱来。至于那些主事的人，谁都不愿意当这个出林的鸟儿，免得落得个天怒人怨、不得好死的结局。
然而，袁世凯跟这些人都不同，他是一个真正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对于他来说，一旦决心做一件事情，并且有了充分的把握之后，便会一干到底，而且还要干好！于是，就在所有政治家都把改革科举制度当作不能触碰的禁地时，袁世凯出招了。
袁世凯毕竟是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人，他没有莽撞行事，而是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1902年冬天，袁世凯回老家安葬亲生母亲。趁这个机会，他去了趟中国中部和东南部，分别与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之洞等锐意进取的政治家商议，约定来年年初便一起向朝廷提出建议。得到地方大员的支持之后，袁世凯又在京城四处活动，同样取得了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鹿传霖等人的赞同。
到了第二年年初，也就是1903年新年刚过，袁世凯就致电张之洞，让这位“当代文学之宗”负责起草奏折。然而，袁世凯没想到，张之洞这时候心里没底了起来。他害怕担负起重责，于是便不愿意起草奏折，非要由袁世凯亲自拟稿。
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花了十天时间写好了奏折，并电传给张之洞。张之洞阅后表示同意，并让袁世凯联络其他各省一起上奏朝廷。
就这样，1903年3月，由袁世凯起草的《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便由袁世凯本人带领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以及四川总督锡良等人上奏了朝廷。
按理说来，这件事情做了充分准备，应该会比较顺利。然而，奏折提交上去进行商议时，很快就遭到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坚决反对。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暂时搁置了这项改革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