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从距加德满都市十几英里的班尼帕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话，需要花费31天才能到达大本营。科莱考尔所在的探险队越过了那段陡峭而尘土飞扬的路程，这架飞机直接把他们送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海拔9200英尺处的偏僻小村——卢克拉，为他们节省了3个星期的时间。
没必要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虽然，我们有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捷径付出代价，但这很值得。
队伍从卢克拉出发，穿过几条冰雪覆盖的河流，到达夏尔巴人的社交和商业中心——达纳姆城，并在小镇边缘的库巴旅舍休息了两天。
4月3日，他们继续前进。初见珠穆朗玛峰，科莱考尔忍不住停下脚步。他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峰顶，感觉遥不可及，仿佛是通往月球的道路。他尽量设想，自己要是站在狂风凛冽的顶峰，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
队员们都按自己的步伐前进着，有时在路边的茶馆休息，有时停下来与路人聊上几句。在行程中，科莱考尔常与道格·汉森和安迪·哈里斯一起走。汉森46岁，是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在1955年跟随霍尔攀登珠穆朗玛峰，到达南峰顶。
4月4日，队员们陆续到达菲舍，这是一个小村子。1994年秋天，安迪曾在菲舍诊所工作了4个月。
晚饭过后，吉姆·里奇和劳拉·齐默邀请霍尔、安迪和海伦·威尔顿（他们的大本营总管）到诊所喝酒聊天。话题在不知不觉中转到了攀登的危险性上。
霍尔、安迪还有里奇都同意，许多顾客在攀登过程中遇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霍尔觉得厄运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所担心的是“不得不去救助其他的队伍”。
2.不是人待的地方
4月6日，他们从菲舍出发，往上行进几小时后，来到库巴冰河的底部。一条12英里长的冰河从珠穆朗玛峰南侧伸下来，科莱考尔看着这条路，希望它能成为通向峰顶的通道。
在海拔16000英尺处，他们走完最后一抹绿色，视线里出现20个墓碑，它们在冰河的堆石上肃穆排列，俯视着迷雾笼罩的山谷。这些墓碑大多数是夏尔巴人。
从这里开始，他们将生活在一个展新的世界里，到处是单调而荒凉的岩石和冰雪。
往上攀登时，虽然科莱考尔步伐缓慢，但他还是气喘吁吁，感觉头重脚轻。他已经开始出现高海拔反应。
一人多高的积雪覆盖着大部分路面。午后的阳光照得积雪一点点地融化，冰壳也变得松动起来。牦牛的蹄子踏上去，不由得一滑，有的在地上打着滚儿。牦牛把式拍打着他们的牲口向前赶路，嘴里还不时地发着牢骚。
傍晚的时候，队伍来到洛布杰村。他们在靠近库巴冰河边缘的地方，找到一处可以暂避风寒的小木屋。
这是几间肮脏、狭窄、低矮的建筑，看上去摇摇欲坠。里面挤着十多支探险队的登山者、夏尔巴人、德国旅游者和成群的牦牛，他们都是赶往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
到大本营还有一天的路程，霍尔说：“这种等待是由于不常见的厚厚的积雪造成的。”直到昨天，还没有牦牛能越过冰雪，到达大本营的。村子里的木屋已经人满为患。木屋外有几块土地没被雪覆盖，上面也挤满了帐篷。还有一些衣衫褴褛的挑山工（他们是为各登山队挑运行李的），就在周围的巨石下面、山洞里露宿。
厕所更是让人难以忍受，村里只有几个石头茅坑，早已粪便四溢。西方人和夏尔巴人只好在露天的空地上方便起来。以致到处都是散发着恶臭的人粪。
木屋里放着两层木台子，可供30多人使用。科莱考尔在上层找了一张空床位，床垫上满是灰尘和跳蚤，他尽量将他们抖落，然后铺上自己的睡袋。
在科莱考尔床位旁边靠墙的地方有一只小铁炉，里面烧着干牦牛粪用以供热。晚上，气温降到冰点以下的时候，那些露宿在寒夜中的挑山工就会挤到炉子旁取暖。
这个小木屋里，不仅氧气不足，还充满了浓密而刺鼻的烟雾。因为牦牛粪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无法充分燃烧，更何况现在是在一个位于海拔16200英尺的小木屋里，它的燃烧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整个屋子像是有个烧柴油的汽车的尾气管不停地往里排废气。
晚上，在这样的屋子里睡觉时，科莱考尔不停的咳嗽，有两次咳得太厉害，不得不跑出去呼吸一下屋外的空气。
经过这样的一个夜晚，4月7日早晨，科莱考尔的双眼布满血丝，而且感到刺痛，鼻孔被黑色的烟灰堵着。从此他患上了干咳症，并伴随他整个攀登过程。
不恰当的环境，不合适的地点，会让我们付出无谓的牺牲。这种牺牲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我们积极想办法躲避，还是有办法的。
3.来自大本营的坏消息
4月7日晚上，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洛布杰村，他从大本营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罗布雇佣的年轻夏尔巴人丹增掉入了冰河裂缝中150英尺的地方。另外4名夏尔巴人已将他拖了出来，但他伤势很重，可能跌断了大腿骨。”
洛布杰村离大本营还有六七英里的路程。几天前，他们登山队的夏尔巴人就已经到达大本营，以便登山者们整理好营地，并在珠穆朗玛峰下部的山坡上开辟出一条路。
霍尔原计划让队伍在这里呆上一天的时间，来适应气候。然而这个消息让霍尔面如死灰，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
“我将和麦克·格鲁姆在黎明时分赶往大本营，以帮助救护丹增。”霍尔继续说道，“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剩下的人必须呆在洛布杰村，直到情况得到控制。”
事情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常会有意想不到情况发生，这时就要酌情对原计划做出适当的调整。
澳大利亚人麦克·格鲁姆是霍尔的一位向导，33岁的他是布里斯班的管道工，只是偶尔做导游。1987年，他从海拔28169英尺的干城章嘉峰下山时，不得不露天过了一夜。他的脚冻伤严重，而不得不截去所有的脚趾。这一打击并没有使他的喜马拉雅事业受到丝毫干扰。相反，后来他又陆续攀登了乔戈里峰、霍泽峰、乔欧亚峰和阿玛丹拉峰。1993年，他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而且是在无氧气供给状态下到达顶峰的。
如果我们因为挫折就停步不前的话，进取的大门将永远被自己关闭。如果我们负着损伤继续进取的话，我们发现自己受到的挫折的影响并非那么严重。
后来，大家才了解到丹增出事的经过。
当时5名夏尔巴人（丹增也在其中）在勘察一号营地之上的一段路线，这是库巴冰河较平缓的路段。他们是排成一列向上走的，这种做法很明智，但是他们却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没有使用绳索——这是严重违反攀登规则的做法。丹增走在最后，他紧紧地跟着前面的人，总是踩在前一个人的脚印上，即使他坠入裂缝时踩的也是前一个人的足迹。在他踩下去那一瞬间，就已经坠了下去，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呼救。
面对危险，我们没有理由忽视任何一个细节，特别是那些基于教训定下的规则，否则，曾经的教训就可能同样在自己身上发生。
20500英尺的海拔高度，他们不可能指望直升飞机救援。因为这样的高度，飞机在空中盘旋都是非常危险的，稀薄的空气更加无法给直升飞机螺旋桨提供足够的支持力使之起飞和降落。
在这种情况下，丹增就只能全靠人力来护送。从事发现场到大本营的垂直距离为3000英尺，而且这又是登山的整个路线中最陡峭、最危险的路段。要想把丹增活着送下山，必需靠群策群力。
再困难的事情，如果由众人来分担，那么就变得不那么困难了。再简单的事情，如果非要个人单干，也可能会遇到跨不过去的门槛。
霍尔时刻都牵挂着为他工作的每一个夏尔巴人的安危。在离开加德满都之前，霍尔专门给参加这次探险小组的全体成员上了一堂课。这是一堂非常严肃的课，他讲了大家应该如何去尊重他们的夏尔巴队友：
“我们雇来的夏尔巴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霍尔告诉他们，“他们辛勤工作只是为了赚取在我们西方人眼中为数不多的报酬。我希望你们记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爬珠穆朗玛峰的可能。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夏尔巴兄弟的帮助，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攀登珠穆朗玛峰。”
在合作中，每个人都会在某个环节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人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的进展。
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探险队领队对他们的夏尔巴雇员漠不关心，霍尔觉得这种做法应当受到指责。因此霍尔特别强调一定要关心夏尔巴队友。
1995年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他无法忘记：
一个叫卡米的夏尔巴男孩，有二十一二岁，被一个美国向导探险队雇用做帮厨。他雄心勃勃，想要以一名夏尔巴攀登者的身份在高空工作，并向美国人提出请求。
卡米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也没有任何攀登经验，但是他那强烈的热情、无私的奉献精神，使他的愿望在几个星期后得以实现。
他们来到一个名为“霍泽之脸”的冰坡，这是一个非常陡峭非常危险的冰坡。为了确保安全，冰坡上由下至上系着一系列的绳索。在通常情况下，攀登者在攀登时要在自己与固定绳索之间系上一条安全链。
但是，这个年轻又缺乏经验的男孩卡米太过自信，在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系在固定绳索上。
当他背着担子沿“霍泽之脸”那石头般坚硬的冰面上向上攀登时，一个失手使他坠入了2000英尺深的山底。
单单靠自信，并不能战胜所有的困难。毕竟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善于借助外力，实现内力与外力的最佳结合，才能有最出色的发挥。
卡米出事后，一些登山者迅速赶到谷底，当他们找到卡米时，他已经由于坠落过程中受大面积外伤而死亡。
卡米的母亲得知此事后，悲恸欲绝，一头撞在了坚硬的石头上。
这场意外的事故在霍尔看来，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夏尔巴人卡米在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情况下被允许攀登高山”。他还提出，阻止类似事件发生是他们这些组织者的责任。
4月8日那天，当霍和麦克匆匆赶往大本营，把丹增送下珠穆朗玛峰时，他的脑海中不时闪现着卡米的影子。
4.“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这粪堆里过夜了”
4月8日傍晚时分，安迪在洛布杰村木屋外接到霍尔从大本营打来的电话。
霍尔说丹增正在大本营休息，他是被来自几个不同探险队的35名夏尔巴人送下山去的。他们把丹增捆在一个铝制梯子上，用绳索传送下冰川。如果天气好的话，明天早上将有一架直升飞机前去救援，直接把丹增送往加德满都的医院。
从电话里就能感到霍尔松了一口气。然后，他给洛布杰村的队员们下达了一个指示，让他们自己明天早晨出发，赶往大本营。
队员们听到丹增平安的消息感到十分欣慰。出发前往大本营的消息更使他们高兴不已。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从洛布杰村解脱出来了。
这两天，队员们的状况都不好。约翰和洛因为环境不清洁得了某种消化道疾病。海伦由于高海拔引发了顽固的头痛病。科莱考尔在小木屋度过第二个夜晚后，他的干咳病被浓烟熏得更加严重。
在第3个夜晚将要到来的时候，科莱考尔终于忍不住逃离了小木屋。霍尔和麦克赶往大本营时腾出了一个露天帐篷，科莱考尔就搬了进去，安迪也过来和他一起住。
凌晨两点，科莱考尔睡得正熟，安迪突然坐起来，接着传来阵阵的呻吟声。
“嗨，赫罗德”，科莱考尔躺在睡袋里问，“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有些不对劲。”安迪回答。
安迪坐了一会儿，突然拼命地拉开帐篷门，费力地把头和身体伸出门外，然后呕吐起来。呕吐停止后，他仍一动不动在原地蹲着，半个身体都在帐篷外露着。过了几分钟，他又突然跳起，急速向帐篷外跑去，跑出几米后，他猛地拉下裤子，接着一阵响亮的腹泻声传了进来。
接下来，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安迪不停地往帐篷外跑，肠胃系统里的杂质几乎被倾泻一空了。
4月9日早晨，安迪身体非常虚弱，而且剧烈地颤抖着，他已经严重脱水。海伦建议安迪留在洛布杰村，等体力恢复后再前往大本营。
安迪强烈反对：“我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这粪堆里过夜了。”
他把头埋在两腿之间，满脸痛苦，“我今天要和你们一起去大本营。爬我也要爬过去。”
他们收拾好行装，上午9点钟出发。其他队员都很轻快地向大本营的方向走去，安迪则用尽全力才能向前迈步，科莱考尔和海伦一直走在后面陪着安迪。
安迪走几步就要停一下，用滑雪杖支撑着身体大口大口地喘粗气，然后再鼓足劲儿艰难地向前移几步，再停下来休息。道路是沿着库巴冰河侧面向上延伸，大部分冰面被灰尘和大大小小的石头覆盖着。地表和地下的无数条河道里奔流着融化的雪水，冰河上不断传来隆隆的回响。
下午4点，前面出现一排雪峰，这些雪峰一个个独立地耸在那里，最高的100英尺。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晶莹的花纹。海伦曾多次到过这里，他告诉大家，这里离大本营已经很近了。
又走了两英里的路，冰河突然向东转去，出现一个长长的山坡。当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上这个山坡时，眼前出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城市。这个城市由尼龙圆顶组成。在乱石丛中的冰雪中点缀着300多个帐篷，里面住着来自14个探险队的登山者和夏尔巴人。
要在这么多的帐篷中找到他们的营地确实不容易，他们花了20多分钟。当他们爬上最后一段起伏的小路，霍尔迈着大步子，笑着向他们走来“欢迎到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就要在这个海拔17600英尺的特殊村子里安“家”。
大本营平静的氛围并未使他们的情况有所好转，因为它毕竟坐落在距海平面3英里多的地方。
吃中午饭时，当科莱考尔走回大帐篷后，他喘了几分钟的粗气。当他坐起的时候，如果速度太快，就会头晕目眩。伤口很长时间仍难以愈合。这是轻度高山反应的常见症状。
晚上睡觉时，科莱考尔常因呼吸困难而惊醒三四次。因为没有足够氧气来代谢，消化系统拒绝加工咽下的食物，食欲开始减退，身体只能消耗自身的储备。他的胳膊和腿渐渐消瘦起来。
在这种缺氧又不卫生的环境中，科莱考尔的一些队友的身体状况更糟。
麦克、安迪、约翰、洛、卡罗琳和哈钦森都患上了消化系统紊乱症，往厕所跑的频率非常高。道格和海伦的头痛欲裂。道格曾向科莱考尔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就像有人在我的眼睛之间钉钉子。”
二、与死神的抗争——适应性训练
1.准备攀登装备
霍尔的队伍（包括夏尔巴人）共有26个人，大本营海拔17600英尺，步行到最近的公路有100多英里的路程。在这种地方让这么多的人住好、吃饱并且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这真可称为是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