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家的六个兄弟陆陆续续成了家，家里房子太小，老大、老二和老三三个兄弟结婚后各自另立门户。老四、老五和老六三兄弟成家后一直在一起生活，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村子里给这个大家庭起了个外号，叫“四五六”。母亲十六岁那年（1949年），“四五六”大家庭发展到了二十三口人。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样的生活。一间大房子有三个“炕”，三兄弟结婚后，各占据一个“炕”，每一个“炕”是一个小家庭，每一个小家庭都在这种毫无隐私的大家庭里各自传宗接代。
全家的生活几乎都在“炕”上，在“炕”上睡，在“炕”上吃，小孩子在“炕”上玩。那时候，太姥爷和太姥已经去世了。在旧中国的大家庭里，父母活着，由父母掌握家中经济大权，父母去世后，由家中最大的男孩儿管家，在这个“四五六”大家庭里，姥爷的哥哥老四陈德志管理财务。
姥爷的哥哥陈德志和媳妇在对面的“炕”上一个接一个地生男孩儿，姥姥这边一个接一个地生女孩儿，算上第一个夭折的女孩儿，姥姥一共生了五个女孩儿。
家里穷，老陈家只送男孩儿上学，母亲没有上过学，三个妹妹都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上了小学。最小的妹妹陈秀华出生于1950年，赶上了新社会，她是老陈家文化最高的一个，学到了中专，现在是一名英语教师。
在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1946～1948）中，老陈家被划分为中农。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着名的文章中，将中国社会大致上划分了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五个等级。在******的这篇文章里，上中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下中农属于半无产阶级，没有中农这一档次，我想应该是介于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之间。
******在这篇文章中还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老陈家属于半无产阶级，应该是******说的“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但老陈家在土改运动前期还是受到冲击。
老陈家“四五六”三兄弟都很勤劳，齐心协力挣下了微薄家业——一点土地和一辆马车，因此而被划分为中农。
土改工作队带领贫农到老陈家，将家里的财产包括粮食和被褥全部没收了，那时三姨还在襁褓中，包着三姨的小被子幸免了下来。全家人没有吃的、没有盖的，饥寒交迫，家里的孩子只好到外面去要饭。
母亲将一条好一点的裤子穿在棉裤里面，怕给没收了，村里一个贫农的女儿逼着母亲解开棉裤检查，发现了里面的裤子，当场让母亲到茅厕脱下来没收了。
老陈家全家被押去陪斗地主。被批斗是地主的老婆，一个小脚老太太，被捆起来吊在房梁上。体罚她的人一会儿将她吊起来，一会儿将她滑到地上，来回折腾。老太太吐了一地的豆腐渣，地主婆居然吃的是豆腐渣。
母亲一家心惊胆战地站在一边陪斗，吓得要死。
后来共产党发现了土地改革中的问题，开展了“纠偏”运动，缩小了打击面，中农成为可以依靠和团结的对象，家里又从土改工作队那里分到一些土地和财产。
姥姥和姥爷
我只见过姥姥和姥爷两次，分别在五岁和二十三岁。
1960年夏天，我五岁时，母亲带着我、四岁的大弟弟和一岁的小弟弟三个孩子回东北老家。姥姥病了，来信让母亲回老家看看。
那时候，母亲和父亲调到了贵州省开阳磷矿，距离东北老家三千多公里。母亲带着三个小孩乘火车、汽车、马车，走了一个星期才抵达小河沿村。
姥姥和姥爷那时候也只有四十多岁，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已经是很老的老人了。姥姥见到妈妈后，病就好了。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住不下了，就在祖屋的旁边盖了一间房子，称为下屋。“四五六”三兄弟将家产平均分成三份，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分了家。最小的弟弟老六陈德全一家搬到了下屋，老陈家的祖屋分给了我的姥爷老五陈德元和老四陈德志，每家各占两个“炕”。
姥爷这边有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和三个孩子、三个没有出嫁的姨，一共十口人。舅舅、舅妈和三个孩子睡一个“炕”，姥姥、姥爷和三个姨睡一个“炕”。
1960年正好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农村正在实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全家人都要到大食堂吃饭。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老家，一下子多了四张嘴，生活极其困难。那时候如果谁家有点什么吃的，都要躲起来悄悄吃。姥姥和姥爷用玉米面和榆树叶给我们几个孩子包饺子吃，叮嘱我们要躲着吃，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甚至要躲着对面“炕”上姥爷亲兄弟的家人，对面“炕”有吃的也躲着我们。
那时我的几个姨年纪都不大，最小的姨只有十一岁，她们都省下口粮给我们吃，舅舅家的三个孩子都比我小，日子十分艰辛。
我们在老家待了一个月后要回贵州了，舅舅和三个姨都难过极了，姥姥和姥爷更是心如刀绞，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痛苦。贵州和东北相隔三千多公里，那时人都穷，母亲回一趟老家非常不容易。姥姥、姥爷和二姨送我们到火车站，在草河口镇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母亲再次回老家已经是1973年的夏天，母亲带着十岁的妹妹，整整相隔十三年后才又见到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很普遍。
1979年春节，我二十三岁时，与母亲回了一趟老家。母亲接到老家的信，说姥姥病得很厉害。姥姥得的是心脏病，不舒服的时候就吃一些止痛片，家里穷，从来不到医院看病。我给姥姥买了两瓶药，一瓶三元钱，一瓶一元钱。姥姥对我说三元一瓶的药很管用，吃了以后心脏感到很舒服。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即便是三元一瓶的药，也不可能长期买给姥姥吃。母亲时不时给姥姥寄点钱，姥姥舍不得买药吃。
姥爷得的是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粮食在胃里基本上不消化，一开始应该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农村人舍不得花钱看病，有病能拖就拖。
姥姥和姥爷的病都没有正经地看过医生。
我看着姥姥和姥爷，心里很痛。
姥姥生病，不能干什么活儿，舅舅从小娇生惯养，不好好劳动，快七十岁的姥爷还要干重体力活儿，种庄稼、收庄稼、捡粪、喂牲口等等。舅舅喜欢喝酒，偶尔还赌博。有一次，舅舅一夜输了将近一百元人民币，大清早离开设赌的人家，出门碰到了姥爷，姥爷背着一个粪筐，正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捡马粪蛋。舅舅第一次心灵上受到冲击，他对姥姥说：我输的一百元钱老爹要捡多少马粪蛋才能挣回来呀！
姥爷沉默寡言，就知道干活儿。每次姥姥犯病时，姥爷虽然不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很着急。我总是想：如果姥姥先走了，姥爷该怎么过呀？
我与母亲回老家后，姥姥心情高兴，身体又好了一些，挺了几个月后去世了。姥姥去世后几个月，姥爷也去世了，他们都没有赶上好日子。
姥姥和姥爷得的都不是疑难病，如果有今天的经济条件，姥姥、姥爷至少能多活十年。
在我的印象中，姥姥和姥爷极其慈祥，一辈子过着贫困的生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双双去世，都还不到七十岁。
老陈家的大女儿
老陈家全家省吃俭用供我舅舅上学，而这个老陈家唯一的男孩儿却不喜欢读书。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大，舅舅是老二，母亲送舅舅上学，在教室外面偷听，母亲都学会了，舅舅还没有学会。
母亲因为是老大，从小就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东北闹霍乱（当时叫虎力拉），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人死去，人越死越多，最后连抬尸体都找不到劳力了。姥姥也感染上了霍乱，家里穷，没有钱医治，上吐下泻，高烧不退，躺在炕上硬挺着。当时姥姥怀有四五个月的身孕，昏迷了几天几夜，腹中的胎儿在姥姥昏迷中流产了。家里人看姥姥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开始安排后事，给姥姥穿上了装老衣裳和一双白线袜，就等着姥姥咽下最后一口气。姥姥在昏迷中不停地挣扎，崭新的白线袜都磨破了。
那时家里只有母亲、舅舅和二姨三个孩子，三个小孩坐在姥姥身边拼命地哭，死活不肯放弃，感动了老天，姥姥居然醒了过来，嘴里喊着舅舅的名字“鸭得子”。
姥姥病好后，一口牙齿全部松动了，不到四十岁时，牙齿全掉光了。
1949年母亲十六岁的时候参加了工作，在离家十几里路的一个硫铁矿当了一名选矿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常年站在冰冷的水中选矿石。母亲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患上了严重的静脉曲张。
母亲用工作后积攒的第一笔钱给姥姥配了全口假牙。刚戴上假牙，姥姥不适应，哭了，觉得女儿的一大笔钱打了水漂。后来姥姥习惯了假牙，心情才高兴起来，逢人就说：我现在可以咬脆萝卜了。
陈家的女孩儿一个个出嫁了，姥姥和姥爷与舅舅一家住在一起。老陈家的女孩儿通过参加工作、上学或嫁人改变了命运，生活虽然清贫，但都比我舅舅强。
母亲参加工作后，开始自学文化，十九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上过学的母亲后来在开阳磷矿机关担任机要秘书。
舅舅这个全家唯一的男孩儿却是生活得最艰苦的一个，靠种地、打零工、赶马车维持生计。母亲长期给姥姥、姥爷和舅舅寄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记得舅舅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小殿子给母亲写过一封信，要母亲寄五元钱买一双大头鞋穿。
舅舅虽然比母亲小，但因为农村生活艰苦，得了病没有及时就医，不到七十岁就脑溢血去世了。舅舅病逝后不久，舅妈也得了脑瘤走了。母亲对舅舅的接济又延续到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小殿子身上。
母亲现在八十多岁了，与父亲一起和我在一起生活，身体保养得很好。
现在，作为家里的老大，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接力棒，尽自己的可能去帮助老家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