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朋友或同事都以为我是贵州人，因为我张口闭口都离不开贵州。偶尔对别人说我是东北人时，会有人问：你不是贵州人吗？怎么变成东北人了？
实际上，东北是生我的地方，贵州是养我的地方。1955年我出生在东北辽宁本溪硫铁矿，两岁时就随父母离开了。在我六岁第一次回东北老家之前，对那里一点印象都没有。在童年的记忆中，东北老家来信是一件大事，一张八分邮票维系着父母与老家亲人的血脉之情。
老家的故事都是从父母那里断断续续听来的，那些不完整的故事让我充满遐想和好奇。看到上一辈人一天天地老去，我的心开始焦急起来，担心有一天他们将老家的故事都带走了……
奶奶在世的时候，我曾经专程回东北老家听她讲老家的事。我一个外乡的游子，不能在奶奶膝下停留太久，便央求在奶奶身边生活的堂妹将老家的故事写下来，并承诺将来我要写本书。终于有一天，收到堂妹一封厚厚的家书，老家的故事跃然纸上，生动而鲜活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浸泡着堂妹泪水的家史也让我潸然泪下，拉近了我和家乡的距离，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
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家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这一辈除了一个堂弟和一个表弟还留在家乡的小山村外，其他人都离开了。
我庆幸自己及时拦截了部分家族历史，让我们的后代有根可寻……
老刘家
老刘家从我太爷那辈起，就生活在辽宁省一个叫刘家河的地方。
小时候，经常收到老家的来信，信封上的地址是：辽宁省凤城县刘家河公社双泉大队。
我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太爷之前的六代，我的祖先按辈分依次为刘朝富、刘尚仁、刘英、刘德凤、刘万金、刘庆太，第七代是我太爷刘凤阁。
太爷刘凤阁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叫刘景一、刘景阳和刘景贺。老二刘景阳就是我的爷爷。
按老家的规矩，我称呼刘景一为大爷爷，刘景贺为三爷爷。
1923年，我奶奶曾文珍嫁给我爷爷刘景阳时，奶奶十七岁，爷爷二十一岁。
老刘家曾经很富有。祖太爷刘庆太是中医，刘家药铺在十里八村很有名气，家有良田几十亩，还雇佣了两名长工。兄弟几家老少几辈人在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殷实，奶奶和几个妯娌还能分到不少私房钱。
大爷爷刘景一年轻时才貌双全，能说会道，前村后村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请他去帮忙，兄弟三个当中大爷爷是最勤劳的。大爷爷的妻子我称为大奶奶，是个识文断字的女人。结婚后大奶奶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大爷爷很不高兴，想生儿子继承家业，一心想续弦。大奶奶自己不能生儿子，很是内疚，为讨大爷爷的欢心，主动帮大爷爷找二房。大爷爷看中了邻村的一个姑娘，大奶奶亲自去提亲，姑娘不愿意，可经不起大奶奶三寸不烂之舌的劝说，姑娘终于答应了。很快二房就娶进了门。
大爷爷的二房我称之为小大奶。小大奶进门后不久，大奶奶和小大奶同时怀孕，都生了男孩儿，两个孩子都聪明伶俐，可惜都在五六岁的时候夭折了。小大奶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儿，起名叫刘世勋，是个弱智。大爷爷感到抬不起头来。
大奶奶的大女儿冬梅偷着与家里的长工好上了，怀了孕，被大奶奶发现，对女儿又打又骂，语言极其污秽，冬梅当着母亲的面喝卤水自杀了。大奶奶在旁边冷眼相看，没有一丝悔意和怜悯。冬梅死后，大爷爷从外地赶回来看女儿，说：我女儿有志气，死得值。
大爷爷五十岁时生病去世，大奶奶跟着二女儿过，小大奶带着弱智的儿子刘世勋与我奶奶住一个院子里。奶奶一直照顾小大奶母子俩，小大奶活到九十多岁寿终正寝，刘世勋活到七十多岁患糖尿病死亡。
1925年，奶奶生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爷。后来又生了我的父亲、三叔、老叔、大姑、二姑和老姑一共七个孩子，分别叫刘世俊、刘世杰、刘世振、刘世良、刘翠娥、刘玉娥和刘世娥。按东北的习惯，最小的孩子叫“老儿子”或“老闺女”，因此我们称呼父亲最小的弟弟和妹妹为“老叔”和“老姑”。
大爷四岁时，爷爷染上了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基本上干不了活儿。爷爷的哥哥和弟弟，也就是我的大爷爷和三爷爷都贩卖鸦片，爷爷背着奶奶到他们那去赊鸦片抽。年底算总账的时候，爷爷就向奶奶要私房钱还赌债和鸦片款，奶奶的私房钱很快就用光了，最后负债累累，家里的日子越过越艰难。
爷爷虽然抽鸦片和赌钱，但心地善良，不偷不抢，不犯烟瘾时对奶奶很好，奶奶也从来不骂爷爷，只是好言相劝。爷爷烟瘾太大了，怎么也戒不掉。只有一次奶奶忍无可忍，以死要挟爷爷戒烟，喝了卤水，想吓唬爷爷。爷爷被吓得够呛，但仍然戒不掉毒瘾。
看到自己家越来越穷，孩子也多，为了不连累两个兄弟，奶奶要求分家。分家后，爷爷分到一间破屋子，一头是磨房，另一头是炕，还分了一块土质不好的山坡地、一匹马和两头牛。
三兄弟分家后太爷刘凤阁和三儿子即我的三爷爷刘景贺一家过。三爷爷的媳妇三奶奶的娘家是地主，很有钱。三爷爷家生活好，不缺吃，不缺穿，看到奶奶一家孩子多生活艰难，怕受连累，要把家搬到邻村。太爷不愿意走，三爷爷带着老婆孩子半夜悄悄搬走了，太爷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被抛弃了。
奶奶将太爷接到家中，说只要太爷不嫌弃家里孩子多，伙食不好，她愿意给太爷养老送终。太爷在奶奶家住了下来。晚上睡觉时，奶奶帮太爷脱衣服，太爷的棉袄里长满了虱子，奶奶抓虱子扔进火盆烧掉。全家人对太爷很照顾，只要有一口好吃的都紧着太爷，太爷在奶奶家生活几个月后过世了，终年七十五岁。
三奶奶虽然家境富裕，但红颜薄命，年纪轻轻就病死了，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三奶奶死后，家里缺女人，日子没法过了，三爷爷就和三个孩子搬到奶奶家住了两年。奶奶给他们缝缝补补，洗洗刷刷，做饭伺候他们。
分家后，爷爷还是整日整夜地赌钱抽鸦片，夜不归宿。债主牵走家里的马和牛去抵债，眼瞅着日子一年比一年穷，爷爷犯了烟瘾什么活儿也不能干，奶奶整日以泪洗面，为了孩子还得咬牙活下去。
奶奶是一个贤妻良母，她一生所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坎坷，爷爷赌博、吸鸦片，奶奶从来没有真正恨过爷爷。有一次，奶奶在菜园拔草，一位路过的同村长辈问了一句：“二媳妇，景阳还没回来？”爷爷外出赌钱已经多日未归。奶奶心里生气，随口答道：“死了，回不来了。”为了这句话奶奶后悔了一辈子。奶奶始终认为爷爷是个好人，旧社会不干正事，是社会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爷爷悔过自新，戒掉了抽鸦片和赌钱的陋习，好像换了个人。奶奶因此对共产党感激不尽，对爷爷也更加好了。一次爷爷外出办事，赶上入冬时节，没有棉裤，第二天早上就要起程，奶奶一宿没睡，在油灯下用两条旧裤子给爷爷拼了一条棉裤。棉裤做好了，天也亮了，奶奶又接着做早饭。爷爷起床穿上暖和的棉裤，吃着热气腾腾的早饭，感激地对奶奶说：“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你，等日子好了，先给你做一件小皮袄。”那时有一件小皮袄是非常时髦的事情。
爷爷没等兑现他的承诺就在1951年去世了，享年四十九岁。常年抽鸦片摧毁了爷爷的身体，他的肺部经常疼痛，又没有钱看病，按现象推测可能是肺癌。临终前爷爷拉着我爸爸和老叔的手说：“你妈的恩我是报答不上了，你俩要替我报答你妈的恩。”那年奶奶四十五岁。
奶奶的身世
我的奶奶一生吃了很多苦，年轻的时候家庭极其贫寒，中年时丧夫又丧子，大儿子遭遇十三年的牢狱之灾，二儿子远离家乡三千多公里，几年也见不上一次面。这些都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痛，而奶奶坚强地活了下来，养育了儿女，又带大了孙辈，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而寿终正寝。
奶奶叫曾文珍，生于1906年。奶奶刚生下来就被同一家族姓曾的夫妇抱养了。
曾姓夫妇曾经有过三个孩子，都是没活几天就死了，第三个小孩出生刚三天就死了，曾家媳妇悲痛欲绝。奶奶家与曾家同住一个村子，曾家的老三死后十来天，奶奶就出生了。家族的长辈看到曾家媳妇如此痛苦，在奶奶还没有出生之前就与奶奶的父母商量，如果生下的孩子是女儿就送给曾家。奶奶家已有几个子女，看到曾家夫妇可怜，就同意了。
奶奶出生的那一天，曾家的丈夫就坐在那里等，听到接生婆喊：“生了个女孩儿！”就立刻跑进屋，等接生婆把孩子包好后立刻给抱走了，怕亲妈看到孩子后反悔。曾家的媳妇在家里担心，如果生的是儿子自己就没有希望了，看到丈夫抱着孩子回来，一下高兴起来，接过孩子就给奶吃。曾姓夫妇成了奶奶的养父母，视奶奶为掌上明珠。
奶奶五岁那年，养母生下一个男孩儿，并且健康地活了下来。养父母认为是奶奶给带来的福气，对奶奶更加宠爱。
奶奶十四岁那年养母因病去世，从此奶奶承担起照顾弟弟和养父的重任。养母去世后，养父对两个孩子倍加疼爱，姐弟俩也情同手足。后来奶奶嫁到了我家，弟弟经常走几十里山路来看望姐姐，一直坚持到晚年走不动了为止。
养母死后，奶奶的亲生父母很想亲近她，奶奶不理，在她心里，养父母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到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送人了，奶奶心存怨恨。后来奶奶自己成了母亲，开始理解亲生父母的心情，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疏远亲生父母是大逆不道。从此每逢过生日，奶奶都要吃一天素来纪念生母生养的辛苦。
我的大爷
我的大爷叫刘世俊，今年八十五岁。大爷一生经历坎坷，命途多舛，受了很多苦，一直到现在只要想起大爷，我的心就会痛。
大爷小的时候，我的爷爷抽大烟赌钱，曾经殷实的家底被挥霍殆尽，家里的日子很艰难。
大爷五岁时，有一天奶奶在炕上做针线活儿，大爷坐在旁边，奶奶边做活儿边流泪。大爷问：“妈，你哭什么？”
“你爸抽大烟，耍钱，把家里的钱都输出去了，剩下咱们娘儿们孩儿吃不上饭，这日子没法过了。”
“等我长大了挣钱给你花。”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想想不如死了算了。”
“那你死了给你放哪儿？”
“装棺材里送苞米地沟埋上。”
苞米地沟是我家祖坟地。
“那我也上苞米地沟，就坐在你棺材边给你做伴。”
奶奶抬头看大爷满脸都是眼泪，将大爷搂到怀里说：“不要哭了，妈妈不死，要好好活着，等你长大挣钱给妈花。”
大爷十五岁就开始干苦力养家糊口，盖房子、种地、喂猪、放牛，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干过。家里穷，没有鞋穿，冬天还打赤脚，冻得不行了，将脚伸进牛粪中取暖。他十七岁时到本溪桥头火车站装卸煤炭，奶奶去看他，根本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大爷满脸满头都是煤灰，只有说话时看到白色的牙齿，奶奶伤心极了。
大爷劳累过度病倒了，三十多天不起炕，最严重的几天，自己都不能翻身，生命垂危。家里没有钱上医院，爷爷请了一个大仙来跳大神。大仙来家里跳了三天，说大爷的魂是被猴精勾上山了，没跑太远，她能给招回来，还说再晚两天这孩子就没救了。大仙用马鞭子在空中甩来甩去，嘴里念念有词，累得满身是汗才停下来说：“好了！好不容易才把这上山的猴给抓回来，幸好它没过岗，过岗就没救了。”
大仙走后第三天奶奶在院里推磨，大爷竟然自己起来下地扶着墙走到屋外。奶奶看到大爷自己走出来了，扔掉手里的活儿，抱住大爷，说：“我儿真的好了！真是谢天谢地！”
大爷挣的钱大部分都还了爷爷的赌债和抽大烟欠下的钱。
大爷二十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外乡的姑娘，相互都看上了，订了亲。第二年春天，爷爷带大爷到女方家正式求婚，女方家嫌刘家穷没有答应。后来奶奶带着大爷又去女方家说情，好话说尽，那边终于答应秋天结婚。刘家为了筹办大爷的婚事借了高利贷，而这位苦命的姑娘等不到秋天就得疟疾死了。
1945年3月大爷被日本人抓了壮丁，日本投降后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1948年11月随国民党大部队投诚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留守两年，直到1955年5月胸配英雄奖章凯旋。那是大爷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当时父亲带着怀孕的母亲到部队看望一身戎装、刚从朝鲜归来的大爷，大爷说：“现在和平了，孩子生下来就叫和平吧！”和平就是我，我是父亲这一辈第一个孩子。
不久大爷就退役了，分配到丹东水泥厂工作。大爷吃苦耐劳，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领导喜欢、群众尊重的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大爷退役时已经三十多岁了，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带有两个孩子的寡妇，成了亲，并生了我的堂妹刘馥。
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不仅工业、农业要“大跃进”，公安战线也要“大跃进”，要多抓“坏人”，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于是开始挖地三尺地找“坏人”。
1958年的一天，几个警察突然出现在大爷的车间将他逮捕，因为大爷在国民党队伍服役期间杀过人，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
顷刻之间大爷失去了一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刘馥才两岁，大爷的媳妇受不了这个打击，与大爷离婚，抛弃幼小的女儿离开了刘家，从此后刘馥与奶奶相依为命。
大爷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十五年。
监狱里的生活极其艰苦，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工棚里，木板大通铺，铺的和枕的都是稻草，长年累月和衣而卧，伙食很差，还吃不饱。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每日限量吃两餐高粱子粥，所有人都饿倒了，三天两头有人死去。大爷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心想就这样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自己死了倒是解脱了，可是家人怎么办？老母亲还在为自己抚养女儿，弟弟妹妹还在为自己承受着反革命家属的罪名，想到家人，大爷心如刀绞。
正在大爷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的老叔刘世良去探监，从家里带了些玉米炒面救了大爷的命。老叔看到大爷躺在那只见出气不见吸气，觉得大爷挺不到出狱的那一天，一路哭着回了家，与我父亲和三叔合计：如果大爷死了，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尸体运回来。
我家有一个亲戚在公社商店卖货，大爷在狱中饿得起不了床的时候，给亲戚写过一封信，求他从商店里弄点饼干渣给他寄去，心想这点事亲戚肯定能做到，不需要他花钱，长年卖饼干总会积累一些饼干渣子的。信发出去后，大爷望眼欲穿地等待，杳无音信。
1971年，大爷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积极改造，提前两年被释放出狱，回到刘家河公社双泉大队当了农民，与女儿和老母亲生活在一起。
大爷虽然出狱了，但仍然受尽歧视，并且殃及到全家人。大爷心地善良，干活儿任劳任怨，在监狱里干活儿，练就了一手瓦工技术，却要夹着尾巴做人。家里的鸡跑到别人家菜园里，就会有人骂：“反革命家的鸡也反革命！”生产队工分最低最脏最累的活儿就让大爷做，大爷忍气吞声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