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的职务是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有一次，一个粮草督运官，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几乎全被吹到河水里。卢承庆便在考核的时候，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谁知这位运粮官看到考核成绩的时候神态自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于是马上将他召回，并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这位运粮官见到成绩改后，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在粮库混事儿的，对政绩毫不在意，做事本来就松懈涣散，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暂时将他做了替补。没想到卢承庆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办事、为官没有原则，二人可谓“志趣、性格相投”。最后，卢承庆大笔一挥，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上”。
卢承庆凭自己的主观观感和情绪，便将一名官员的鉴定评语从六等升为一等，实可谓随心所欲。这种融合个人爱憎好恶、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员的真实政绩，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员的客观标准，势必产生“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
相传，汉武帝到郎署（汉朝官署名）巡视，遇见一个衣衫褴褛的白发老翁。汉武帝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在此为郎（宿卫之官名）的呢？”
老翁答道：“臣叫颜驷，于文帝时就在此为郎了。”
武帝又问：“为何这么老了，仍在此当差呢？”
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喜好年老的而臣尚年少，陛下喜好年少的而臣已年老，因此历经三世没有晋升的机会，只好一直在此当差了。”
当朝者以自己的好恶来选取人才，致使颜驷终身不得志。假如文帝好武，景帝喜好年少，武帝喜好年老的话，颜驷一生的机会也许会大不相同。
好恶爱憎囿于个人心理偏见与成见。孟子说：“人莫知其子之恶，人莫知其苗之硕。”司马光也讲：“心苟倾焉，则物以其类应之，故喜则不见其所可怒，怒则不见其所可喜；爱则不见其所可恶，恶则不见其所可爱。”“故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人可去邪勿疑，任贤勿贰。”有时领导者本身缺乏鉴评他人之能力，或私心自用，忌直才、喜奴才，以求巩固其既得权益，亦因而埋没人才。
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熙宁三年（1069年），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变法的过程中，他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变法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时，王安石希望有个人能够帮自己一把。于是，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吕惠卿。
吕惠卿，年少有才，年仅二十四岁便中了进土，任真州推官。之后他结识了王安石，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义，谈古道今，竟有许多共同的见地，遂成莫逆之交。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举荐吕惠卿说：“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
神宗正依赖王安石主持变法，对王安石举荐的人才也加以重用。于是任用吕惠卿为检详，作为王安石的副手。此后，王安石事无大小巨细，都要先同他商议，然后才实行，凡所提议的请议、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
然而，守旧派的代表司马光看出了这个人不实在，于是对神宗说：“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明辩聪慧，但却用心不正，陛下慢慢观察就知道了。”并且司马光又写一封信致王安石，信中说：“吕惠卿实乃阿谀奉承之人，他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一定会出卖您的。”王安石本来就与司马光政见不同，所以对司马光的话很反感，读完司马光的这封信，相反倒以为司马光在挑拨他俩的关系。
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朝廷设经义局，令王安石为提举，吕惠卿与王安石之子、太子中允王雱同修《三经新义》。吕惠卿还兼知谏院，为翰林学士。当时正大力推行新法，守旧派官员抓住河北推行青苗法时有强配现象，大加指责。神宗对新法产生怀疑，发生动摇。王安石也因新法屡遭阻碍，称疾家居。吕惠卿担心王安石去职危及新法，极力挽留王安石；王安石也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很害怕王安石一去，新法动摇，自己作为新法的同谋者也要被连根拔掉。所以他指使党羽变换姓名写信上书，怂恿神宗支持变法，这样一来，虽然王安石罢相，新法愈坚，吕惠卿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然而，此时吕惠卿一改在王安石面前尽职尽责的表现。他开始极力扶植亲信，壮大自己在朝中的力量。郑侠、冯京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上疏指责吕惠卿任用朋奸，结果都被吕惠卿治了罪。
王安石和王安国是一奶同胞。王安国被治罪，让王安石对吕惠卿很不满。因此王安石就责备了吕惠卿的做法，吕惠卿再也不肯买王安石的账，而且一下翻了脸，大骂王安石误国害民，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都绞尽脑汁决不放过。史书上说：“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后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王安石不计前嫌，居然和吕惠卿继续共事。此时的吕惠卿却极力排挤王安石，终于使出了小人伎俩——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呈给了皇上，并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
王安石在写这些信的时候，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曾经写下“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字样。这是有欺君之嫌的，结果王安石再度辞职，退到金陵做他的半山老人去了。直到此时，他才深悔自己被吕惠卿所误，经常写“福建子”三个字（因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
王安石因为非常喜爱吕惠卿之才，引为知己，却忽视了对他进行其他方面的判断。结果吕惠卿一旦得势，王安石就只剩下后悔了。
最容易投机的人喜欢溜须拍马，专拣领导喜欢的事情、话语来迎合领导的趣味和喜好。久而久之，领导者就会凭自己的意志来识别人才，对有好感的人委以重任；而对与领导保持距离、印象不深的人，即使有真才实学，恐怕也不会委以重任。所以说，偏爱、偏恶对人的识别与任用是主观的，对国家、对事业将会造成不良后果。
孟子也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为了避免以耳败目，就得在“察”与“试”两方面多下功夫。“察”是查证，当我们听到若干情报之后，必须去查证，以确定其真假。“试”，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检验一下他的真实才干，让真实最终浮出水面。
度心有大小之误
看一个人的胸襟气度，是识人的一种方法。胸襟气度有狭小与远大之分，人们在以此来判断识人的时候，常常犯一个错误，即以小为大，或者以大为小。其实，有些人的“心胸狭小”是因为谨慎，有些人的“志向远大”只是因为性格的狂放。这就是以“小”“大”判断人时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刘劭在《人物志》中说，志向远大而谦虚内敛者，圣贤之人；志向远大而锋芒毕露者，豪杰之人；志向微小而桀骜不驯者，傲荡之人；志向微小而唯唯诺诺者，拘懦之人。例如，有人看见刘邦烧绝栈道，就说他不能定天下，这是由于他的心小而作出的错误判断；有人看见项羽号称强楚，就说他足以匡天下，这是叹服于他的壮志而导致判断失误。这都是度心常误于大小，所造成的偏差。
《三国演义》中，曹操被刻画成了一个阴险狡诈的奸雄。然而，如果仅此认为曹操气量狭窄，难成大器，这样的判断也是过于武断。
确实，曹操有心胸狭小的一面，如因嫉妒而杀杨修。
杨修此人，恃才傲物，所以颇受曹操的忌恨。有一次曹操建了一座花园，曹操看过之后没做什么评论，只取笔在大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走了。大家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杨修说道：“门字里面填一个‘活’字，就是一个阔字，丞相是嫌大门建造得太阔了。”于是工匠重新修建了大门，又请曹操来看。曹操看过之后大喜，问道：“是谁知道我的心意？”左右人说是杨修，曹操称赞了杨修的聪明，但是心里却很嫉妒。
还有一次，塞北有人送来了一盒酥，曹操在盒子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把盒子放在案上。杨修看见了，就拿勺子和大家把酥分食了。曹操问他原因，杨修说道：“盒子上明写着一人一口酥，我怎敢违抗丞相的命令。”曹操虽然笑了起来，但是心里已经很讨厌杨修了。
曹操多疑，唯恐别人会趁自己睡觉的时候加害自己。于是常常吩咐左右道：“我梦中喜欢杀人，我睡着的时候大家不要靠近。”一天白天，曹操在帐中睡觉，被子掉在地上，一个侍卫过来帮曹操把被子盖好。曹操跳起来，拔剑杀了侍卫，又上床继续睡觉。醒来之后，曹操故意惊问道：“是谁杀了侍卫？”左右把实情告诉了他，曹操痛哭，命令厚葬侍卫。从此大家都相信曹操会在梦中杀人。但只有杨修知道曹操的真实用意，叹息道：“丞相不在梦中，你才是在梦中呢！”曹操的计谋被他识破，越发厌恶杨修。
杨修又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曹植争夺王位的继承权，这越发引起曹操的不满，已经有杀死杨修的心意了。
一次，曹操在与刘备征战的时候处于下风，兵退斜谷，进退不能，犹豫不决，恰好厨师端上鸡汤来，曹操看见汤中有鸡肋，不禁有感于怀。正在沉吟之时，夏侯敦进帐请示夜间的口令，曹操随口道：“鸡肋，鸡肋。”夏侯敦便传令官兵，以“鸡肋”为号。杨修闻号令是“鸡肋”，就教随行的士兵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告诉夏侯敦，夏侯敦大惊，问杨修为什么要收拾行装。杨修道：“通过今晚的号令，就知道魏王不几天就要退兵了。鸡肋这个东西，吃起来没什么肉，丢了又可惜。现在我们进攻不能取胜，退兵又怕被人笑话。在这里没什么好处，不如及早回去。来日魏王必定班师，所以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夏侯敦道：“你真是了解魏王的心意啊！”于是寨里大小将士，无不收拾行装，做好回家打算。
当夜曹操心乱，睡不着觉，就手提钢斧悄悄在营中巡视。只见将士们都在收拾行装，赶紧叫夏侯敦来问其缘故，夏侯敦便说主簿杨修知道大王想退兵的意思。曹操叫来杨修询问，杨修把鸡肋的意思告诉曹操，曹操大怒道：“你怎敢胡言，乱我军心！”就命令刀斧手将杨修推出斩首示众了。
尽管曹操有嫉贤妒能的方面，但曹操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小人。相反，他一开始就充满了雄才大略。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刘备兵败吕布后，到许昌投奔曹操。一天，曹操看到梅子青青，又遇煮酒正熟，便邀请刘备饮酒赏梅。曹操问刘备：“当今天下谁可称为英雄？”刘备深怕曹操看出自己胸怀大志，更因与国舅董承等谋害曹操之事，心中戒备很深，常在后园种菜表示不关心国家大事。曹操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刘备假装糊涂，言不由衷，连说了几个人，都被曹操摇头否定。曹操一针见血地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耳！”刘备听了大吃一惊。这时天下大雨，忽然一声响雷，刘备借机闻雷失箸。通过“煮酒论英雄”可以看出曹操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之胸怀。
当初许褚前来投奔时，曹操壮之曰：“此吾樊哙也。”初见荀彧时，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也。”在官渡之战时，钟繇运送两千余匹马至前线，曹操写信给繇：“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毛玠在立储问题上以袁绍立幼不立长导致祸乱来劝谏，曹操曰：“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曹操把自己手下看作西汉开国功臣，其心怀可以由此得知。
赤壁之战前，曹操下江南时宴长江，横槊赋诗，体现了曹操扫平四海、称霸天下的英雄之志。自平北方后，作《观沧海》，流传千古。一般人又怎会有其如此壮阔的胸怀？
赤壁之战，曹操即使被杀得大败，也并未因此一蹶不振。相比刘备在火烧连营八百里后郁郁而终，曹操之心胸可谓广阔。
曹操心胸宽广的表现还在于能容人之失。曹操与袁绍官渡决战胜利后，于图书中捡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面对里通卖国之将，自古以来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曹操的处理办法前无古人，令人大跌眼镜，一把火烧去，不能不说他心胸开阔，乃大容大智之作也。
曹操虽有济苍生、安黎元的志向，但是因为其多疑、嫉妒的性格，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他难以成为汉末的周文王，只能做一个乱世奸雄。
刘劭在《人物志》中说，优秀的人才，应该具备精深微妙的精神，美好厚道的品质，宏远广阔的志向，纤细谨慎的胸怀。精神精深微妙，才会领悟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品质美好厚道，才会器量宏大；志向远大，才能担当重任；心思纤细，才会谨慎小心，不致造成令人悔恨的过错。
首先，人与外界事物接触，主要是通过直觉与感知来实现的。优秀的人才，体现在其对外事外物的敏锐感受和对其精神的瞬间领悟的浑然一体。感受得深刻，才能领悟得透彻。
其次，古今中外，人们历来都很重视人才的道德品质。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儒家、墨家就提出了“选贤任能”和“尚贤”的主张，后来又形成“德才兼备”这个传统的选拔人才的标准。北宋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指出好品德不仅是人才的必备条件，而且对人才的成长起主导作用。无数杰出人才的成长史告诉我们，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个人成才的内在动力，是促进人才健康成长的精神力量。
再次，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永远漂流不定，只会到达失望、失败和丧气的海滩。成功者总是那些有远大志向的人，鲜花和荣誉从来不会降临到那些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人生之旅中四处碰壁的人头上。
最后，小心谨慎既是做事的需要，更是做人的需要。其实，人的一生就是由做事与做人系列串成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疏忽。要保持稳步前进，少后悔少遗憾，就必须要步步谨慎、步步小心！
品质有早晚之疑
历来成功都有早晚的差别。一个人成功的早晚，与其智慧的圆熟有密切的关系。有的人早智而速成，有的人晚智而晚成；假如我们以早成而疑其晚智，或以晚成而疑其早智，都会产生识人的谬误，也就是所谓“品质有早晚之疑”。
每个人因材质不同，就成功的早晚而论，可分为下列四种类型：
早智而速成者：这种人从小就聪明绝顶，年纪轻轻就会干大人的事情，可惜常因年小得志而骄傲自满，故成就有限。
晚智而晚成者：这种人小时候平平凡凡，智慧成长缓慢，根本没有超群之势，一直到了中年才显露才华，但因为沉稳内敛所以成就也不大。
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这种人从小到老，庸庸碌碌，一生平平凡凡，毫无成就可言。
少有令才，遂为隽器者：这种人跟早智者一样，从小聪明过人，通情达理；但在严师调教之下，不敢自大自满，懂得谦虚谨慎，精益求精，因此到成年后才华出众，青云直上，名利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