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人原经】
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乐奋力之功，善士乐督政之训，能士乐治乱之事，术士乐计策之谋，辨士乐陵讯之辞，贪者乐货财之积，幸者乐权势之尤。苟赞其志，则莫不欣然，是所谓杼其所欲，则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则不获其志；不获其志，则戚。是故功力不建，则烈士奋；德行不训，则正人哀；政乱不治，则能者叹；敌能未弭，则术人思；货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幸者悲。是所谓不杼其能，则怨也。
——刘劭《人物志》
考志者，考度其志也。考志以观言为主，方与之言，以观其志：志殷而深，其气宽以柔，其色俭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见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贤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损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之而志不营，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变易知，烦乱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临慑以威而易慑，曰鄙心而假气者也；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可迁，临之以货色而不可营，曰絮廉而果断者也；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锢，已诺无断，曰弱志者也。
——周文王《官人篇》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孟子·告子下》
【评析】
人小的时候，首先要立志。志向能够决定一个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就。托尔斯泰说：“决心即力量，信心即成功。”有时一个念头就可以决定这个人的一切。如果我们每做一件事时，都抱定非做成不可的决心，在做的过程中就会竭尽全力、动用你的一切力量，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结果多半都会成功；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底气，碰到一点点困难就会半途而废。这就是有没有一个坚定的志向的差别。
曾国藩认为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方向。许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别人，意志不如别人，条件不如别人，而是许多时候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也就是说，我想仁，我就朝着仁的方向努力，并达到它。我要学孔孟，我就日夜孜孜以求，如果我没有这些志向的话，我就是和尧舜禹汤同住，到头来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我不努力什么也实现不了。人如果能立志，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因此，曾国藩一生都在立志，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志向。
识别一个人的时候，也应从心志这个角度进行重点观察。心志宏阔的人，能担大任，也能成就大事；而心志狭小之人，肯定成不了大气候。志向坚定的人，做任何事情都百折不挠，能够朝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决绝地前进；志向不坚定的人，做事情只能保持三分钟的热度，终将一事无成。
识一个人的成就，还应该看他在困境中的作为。伟大的人物，在何种环境下也能够显示出他的伟大。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即一切的艰苦磨难，都不会扰乱一个人的心志，反而会增强以前他所不具备的。
一个人的志向的实现和他的胸襟是密切相关的。刘劭在《人物志》中说，贤德的人知道忍受磨难可以成功，所以含屈辱而不加躲避；知道谦卑礼让可以战胜敌人，所以甘居人下而不加怀疑。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祸患会变为幸福，敌人因佩服自己而成为朋友。胸襟广阔的人，一定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和较高的涵养，不会为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而相反，有些人恰恰是因为不能忍受小小的怨恨，最终反而遭致了极大的失败和屈辱。在怨恨刚刚产生时，如果人们能够谨慎地对待它，还可以用谦逊的美德消除。但如果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就相互争执，那么就会形成不可挽救的祸害。
人的胸襟气度
看人的胸襟气度，能够判断出一个人成就的大小。
法国作家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古今中外，凡能成就大业者，多是心地坦荡、胸怀宽广之人。胸襟宽，就是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有虚怀若谷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容人、容己、容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能为人之所不能为”。总之，人的胸襟气度首先要表现在宽容上。运用到考察一个人才时，就是要看他是不是有一颗宽容的心。
宽容是一种博大胸怀。“休将自己心田昧，莫把他人过失扬。”宽容，就是心存容人之量，常为他人着想。有宽容之心的人，才能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才能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才能变冲突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曾经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正因为不与人相争，所以全天下没有人能与他相争。这句话中包含着宽容的智慧，一个人的胸襟气度就蕴含在这“不争”之中。
冯异是东汉时期的中兴名将。
冯异是东汉佐命虎臣，他作战勇敢，常常一马当先；并且善于谋略，能够料敌于先，出其不意；治军严明，关心百姓，为东汉的创立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同时他沉稳内敛，对上恭谨，对平辈谦虚，对下温和，为人谦退，从不居功自傲，洵为一代良将。
冯异为人谦逊有礼，与其他将领在路上相遇，都能引车避道。而且他本来就有统率正规部队和治理郡县的才能与素养，又具备良好的作风。他率领的部队整齐，进止皆有章法，所以他很快就成为刘秀全军的模范。因此，刘秀把他视作心腹之臣。
一次刘秀被河北五郎围困时，不少人离他而去。冯异不仅不离不弃，反而更加恭侍刘秀，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找来的豆粥、麦饭进献给饥困之中的刘秀。河北之乱平定后，刘秀对部下论功行赏，冯异却独自躲到一旁，只字不提饥中进贡食物之事，也不报请杀敌的军功，而是独自一人坐在大树下默默无言地思考战斗的经验教训。久而久之，人们看到他这种与众不同的作风，便称呼他“大树将军”。此后，冯异又屡立赫赫战功，但凡论功行赏，他都退居廷外，不让刘秀为难。
后来，刘秀准备把收集的散卒分配给诸将。结果，兵士们都踊跃地报名自愿归“大树将军”麾下。他们认为“大树将军”不但不居功自傲，而且把功劳归于将士，所以都愿意归附于他。
冯异担当要职，长久居外，内心颇不自安。于是上书表明心迹，说自己思念朝廷，希望能被召回，以亲帷幄。光武帝因其职责重大，不同意他回来。有人妒忌冯异的功劳，背后对光武帝说：“冯异****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咸阳王。”这等于诬告冯异在外拥有重兵和地盘，趁朝廷鞭长莫及而独霸一方，俨然如独立王国了。光武帝把这份奏章直接传给冯异看，冯异感觉事态严重，于是就上书光武帝，请求交出兵权，回京师自陈。光武帝见冯异惶急不安，下诏抚慰。诏书中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建武六年，冯异来到京师朝见光武帝。光武帝说：“我没有忘记你在河北时，仓卒间于蒌亭给我送来的豆粥和滹沱河的麦饭。厚恩久未报。”冯异回答说：“臣今亦愿国家毋忘河北之难。小臣亦不敢忘巾车乡不杀之恩，愿效法管仲以佐国家建立功业。”刘秀将他提升为征西大将军，领北地太守，封阳夏侯。这一切令那些与冯异争功而进谗言诽谤的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纵观中国历史，功高盖主的将军很难不受到猜忌，进而落得悲惨的下场。如冯异将军这样建立了很大功勋，且又受部下爱戴，在封建****制度下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要想保持地位而不身败名裂，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冯异却一直深受光武帝的信任而至死不衰，这与他所具有的这种沉稳内敛的性格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个人物成就的大小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理想、谋略、胸襟。首先是理想决定了格局，其次空想家与大人物的界限在于是否具备实现理想的智慧，再有就是他的胸襟。胸襟并非人们理解的某些夸夸其谈的言辞、知识，而是一种实际的做事方式，一种习惯性的东西。
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把曹操刻画成一个阴险奸诈的小人，但从中的某些方面也透露出他所拥有的广阔的胸襟。如不追关羽就可以看出他有“宽宏大德之心，可坐中原之主”的气度。曹操从内心钦佩关羽的将才和人格，诚心留住他，当关羽知道刘备下落留书而别后，曹操的部将蔡阳主张追杀，曹操曰：“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于是呵退蔡阳，下令不得追杀，并决定亲送关羽。送别时，曹操部下为关羽赠袍，关羽怕有变故，在马上用青龙刀尖挑锦袍披于身上，此无礼举动激怒了不少大将，许褚劝曹操擒拿关羽。曹操曰：“彼一人一骑，吾数十余人，安得不疑？吾言既出，不可擒也”。难怪后人称颂曹操“不追关将令归主，便有中原霸业心”的度量。
被历史上赞誉内圣外王的曾国藩，特别注重内在的修养。他说，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怀极为宽广，而可达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生出聪明睿智，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天生就有知识，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要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领略圣哲们的大德，开阔自己的胸襟，就要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
人生目的在于“遂其志”
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潜藏着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实现自我理想，这是人之常情。每个人的理想有所区别，性格刚强的人喜欢发奋图强，建功立业；正直善良的人喜欢督察行政事物，制定规章制度；有才能的人喜欢治理****的局面；有谋略的人喜欢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的人喜欢盛气凌人地质问别人；贪婪的人喜欢聚敛财富；得到上级宠幸的人喜欢显示他的权势。无论志向的崇高抑或卑微，无不吸引人为其孜孜不倦地奋斗。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一生只写了《史记》，但仅这一部书，便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之家，从小就有志向。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西汉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由于过度操劳，司马谈很快就病危了，他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深深地触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已经将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做了太史令，这样他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秉承父亲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著作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消息传到了长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大臣们都纷纷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
耿直的司马迁，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他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的这番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开罪，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儿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也没有调查，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事实，于是就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按照当时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宫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亲戚朋友们避之唯恐不及，不敢相助，结果被处以腐刑。
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他甚至想到了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