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具有发言权的当属周琦，身为农民的儿子，虽然他似乎已经凭借“读书人”的身份摆脱了和父辈相同的命运，但是周琦心里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到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
当初和于羽从恋爱到婚姻，虽然于羽家境也仅能算个小康，但是周琦仍然能感受到自己农村的出身仍然使得岳父母看自己的眼光里多了几分挑剔和不信任。当然周琦是不会把自己的这个感觉告诉于羽的，毕竟老于夫妻也从来没有正面说过什么。但是于羽是个细腻的妻子，她了解这种目光对于丈夫无端的伤害，所以她曾经有意无意的暗示自己对所谓“凤凰男”标签给人带来的歧视感的厌恶和憎恨。
于羽说：“我说过自己最烦一刀切或者是给某类人群贴标签的做法，物以群分，人以类聚这句话不假，可是还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的说法了。为什么现代人都活的如此没有耐心，不会细致认真的去做个案判断，反而因为太浮躁所以就轻率的给一部分人贴上一个标签，然后告诉大众他们就是这样啊，你们要那多长只眼睛不能上当不能下嫁，接着东家一把鼻涕西家一把眼泪的现身说法印证着某个结论是多么的光荣而伟大。”
于灏赞成姐姐：“从一个所谓的标签来判断一个人本身就是件愚蠢而可笑的事情。”?于羽却认为并不仅是可笑，而是这标签后面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冷漠，她对于灏讲：“说实话吧，我和你姐夫的婚姻确实是要比一般的城市婚姻背负更多。举个很小的例子吧，别人问我你老公家里是做什么的？只要我回答是农民，很多人的眼光都会产生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里包含的意思很让人玩味，连我这个外来者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痛苦，更不要提你姐夫了，这种与出生相关的深入骨髓的卑微和渺小，甚至人格侮辱感简直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让人愤怒却更叫人无奈。”
于灏沉默，他是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自然无法了解其中的种种心酸。于羽接着说：“当然无论外人的想法如何，我觉得那是完全可以忽略掉的部分，那么忽略不了的是物质付出和现实问题，比如公婆的养老问题，虽说这么多年来都是周琦的大哥主要在承担父母的赡养义务，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分担一部分责任。好在周琦家庭条件在农民家庭中来说还算是好的，否则既无退休金又无社保一个月就几十块钱补助的公婆靠什么安老，可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条件，万一父母有得了什么大病重病，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尽力。这还仅仅是我们必须要承担义务的父母，就更不要提周琦家庭中庞大的系族了。”
听到姐姐的谈话内容，于灏不禁好奇：“电视剧上说农村的习惯是家族里只要有一个人发达了，那么他就必须要承担起照顾整个家族的义务，姐姐以你的观察是不是这样啊？”
于羽思考了半天，才缓缓的回答：“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的原因，中国农村几千年的社会关系多以家庭互助的模式存在，旧时社会正是以这样的一种模式才能够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现代农村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想通过家族的帮扶跳出农门，走向城市寻求财富的愿望更迫不及待，农民本身的社会阶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更多更有利的途径来求助，所以有出息了的家人恐怕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
于灏听到此，忍不住感叹：“姐姐，幸好你和姐夫现在出国了，否则你们家的门槛以后都要被姐夫家里的人给踏破了。”?于羽却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关于我们出国的事情，刚开始周琦家里人也自豪了很久，觉得儿子终于有了出息，都漂洋过海走出国门了。可是他们后来不仅发现我们在国外的生活不如他们想象中那般绚丽，更为实际的是即使是像周琦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给他们实际生活的帮助，却远远不如周琦表弟这样一个普通乡镇干部对家庭的贡献，就更别说什么改变家族的命运之类的话了。周琦时常内疚自己并没有能为家庭做什么。而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是在我们国外艰辛的打拼中尽量节省出一点有限的资金留给父母，尽点绵力而已。”
周琦家庭的状况显然要比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家庭要好的多，最起码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比较乐观，再加上家族中有几个走上仕途的亲戚，所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农村家庭的痕迹。即使如此，于羽作为一个外来者都能够深切领会到农村家庭和农民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劣势地位，更别提身处当中的人了。
周琦在农村老家的房子已经关空了，既无没人居住也没人维护。全家人都已经搬到了城市里，这不仅是因为周琦的大哥在城里有工地，更因为大哥的孩子们都在城里读书，农村学校的状况比他们想象的还不如人意，很多乡镇学校都已经关闭，也有很多学校进行了村村合并，孩子们要么跟随他们的父母进了城，在城里上学；要么就需要去更远的地方寻找读书的机会。
于羽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尤其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北京的时候，她曾经接触过一位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并和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广泛的探讨。于羽想如果不是因为出国，或许她会亲自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索和研究。周琦无法理解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妻子在这个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热情：“你又不是社会学系的老师，或者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一个考古专业出身的人竟然对留守儿童问题这么感兴趣？”
于羽告诉周琦，自己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曾经和她讨论这个话题，她记得那位金发碧眼的高大男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和不平：“你们中国的这些农民父母是极不负责任的！他们怎么可以以赚钱为借口丢下自己年幼的孩子而到上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去工作？就算赚到了钱，可是他们没有陪伴他们孩子的童年和少年，他们除了钱完全没有尽到任何做父母的责任，这要是在我们国家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于羽当时内心极受震撼，她没有想到自己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对待的现实却让一个老外如此动情。于是于羽耐心地和他沟通为什么中国农村的父母会这样做，她费力的向老外解释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谈整个农民群体在中国改革三十年里分享红利的弱势位置，谈农民工天南海北闯荡的种种心酸，谈年终农民工讨要血汗钱的各种无奈，谈留守老人和儿童无望和缺爱的人生。直到现在，于羽也不知道那个澳大利亚人到底有没有理解于羽所说的意思，但她总算表达了自己想表达的一切，当然对于那时的于羽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书本和报纸杂志报道的层次。
可自从和周琦结婚以来，她更多是以周琦这个亲历者转述人的身份来向别人诠释这一切。或许有人要问干嘛要自揭伤疤？我们中国人向来都信仰家丑不能外扬，尤其是面对居心叵测的老外，为什么要自揭其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于羽并不认同这些观点，她记得有位曾经参加过上海世博会接待工作的朋友曾经告诉她：“当很多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老外从浦东机场出发沿着灯火辉煌的高速一路直达黄浦江两岸，都会被大上海的华光异彩和繁华缤纷所吸引，他们往往认为那就目前中国全部的面容，而我自己也时常恍惚，认为这就是我完整的国家，可是当有一天，我踏上回乡的路，看到空空如也的村庄和苍凉落败的乡野的时候，我才明白有些人有些事不应该也不能够被这个时代所遗忘。”于羽的这位朋友后来辞职成为了一名乡村支教老师。
于羽自问自己没有这份勇气做这样的决定，毕竟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把自己的小家建设好了就是人生最大的责任。
她也和周琦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飘忽不定的群体就是农民工了，不，准确的说，是中国农民工。”
周琦笑说：“我也没听说有外国农民工呀，外国农场主倒是有很多，只不过人家那是富裕悠闲的阶层。”
于羽问：“农民工离乡背井，终年漂泊在外，那么他们的归宿是农村吗？还是城市？”
周琦摇摇头：“回不去也留不下，我甚至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落到老无所依的困境。”
于羽惊讶：“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悲观。”
周琦站起身来，站在窗前眺望着远方，沉默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