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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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杂论卷(33)

有一裁缝,花了许多钱送他儿子去念书。一天,他儿子来了一封信。他自己不认识字,他的邻居一个杀猪的倒识字,不过识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杀猪的看。杀猪的说信里是这样的话,“爸爸!赶快给我拿钱来!我没有钱了,快给我钱!”裁缝说,“信里是这样的说吗!好!我让他从中学到大学念了这些年书,念得一点礼貌都没有了!”说着就难过起来。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牧师,就问他为甚么难过。他把原因一说,牧师说,“拿信来,我看看。”就接过信来,戴上眼镜,读道,“父亲老大人,我现在穷得不得了了,请你寄给我一点钱罢!寄给我半镑钱就够了,谢谢你。”裁缝高兴了,就寄两镑钱给他儿子。(《中国禅学的发展史》讲演词,王石子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报》)

有人说,日记和书信里,最能见出人的性情来,因为日记只给自己看,信只给一个或几个朋友看,写来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笔所之”。日记真不准备给人看,也许还可以“信笔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给人看的,虽然不能像演说和作论,可也不能只顾自己痛快,真的“信笔”写下去。“如面谈”不是胡帝胡天的,总得有“一点礼貌”,也就是一份客气。客气要大方,恰到好处,才是味儿,“如面谈”是需要火候的。

1940年1月29日—2月1日作。

(原载1940年2月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第169期)

人话

在北平呆过的人总该懂得“人话”这个词儿。小商人和洋车夫等彼此动了气,往往破口问这么句话:

你懂人话不懂?——要不就说:

你会说人话不会?

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意思并不是问对面的人懂不懂人话,会不会说人话,意思是骂他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干脆就是畜生!这叫拐着弯儿骂人,又叫骂人不带脏字儿。不带脏字儿是不带脏字儿,可到底是“骂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这个词儿。他们生气的时候也会说“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还有“不像话”,“不成话”,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话”这个词儿。“不像话”,“不成话”,是没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还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话”,“不说人话”来,还少拐了一个弯儿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后才说那些话,当着面大概他们是不说的。这就听着火气小,口气轻似的,听惯了这就觉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几句来得斯文点儿,不像“人话”那么野。其实,按字面儿说,“人话”倒是个含蓄的词儿。

北平人讲究规矩,他们说规矩,就是客气。我们走进一家大点儿的铺子,总有个伙计出来招待,哈哈腰说,“您来啦!”出来的时候,又是个伙计送客,哈哈腰说,“您走啦,不坐会儿啦?”这就是规矩。洋车夫看同伙的问好儿,总说,“您老爷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爷在那儿上学?”从不说“你爸爸”,“你妈妈”,“你儿子”,可也不会说“令尊”,“令堂”,“令郎”那些个,这也是规矩。有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假仁假义,假声假气,不天真,不自然。他们说北平人有官气,说这些就是凭据。不过天真不容易表现,有时也不便表现。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天真才有流露的机会,再说天真有时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爱的。所以得讲规矩。规矩是调节天真的,也就是“礼”,四维之首的“礼”。礼须要调节,得有点儿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说是假。调节和做作是为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这儿是所谓“习惯成自然”。规矩也罢,礼也罢,无非教给人做人的道理。我们现在到过许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讲究规矩并不坏,至少我们少碰了许多硬钉子。讲究规矩是客气,也是人气,北平人爱说的那套话都是他们所谓“人话”。

别处人不用“人话”这个词儿,只说讲理不讲理,雅俗通用。讲理是讲理性,讲道理。所谓“理性”(这是老名词,重读“理”字,翻译的名词“理性”,重读“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谓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现在人爱说“合理”,那个“理”的意思比“讲理”的“理”宽得多。“讲理”当然“合理”,这是常识,似乎用不着检出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大帽子,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可是这句话还是用得着,“讲理”是“理性的动物”的话,可不就是“人话”?不过不讲理的人还是不讲理的人,并不明白的包含着“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所包含着的意思。讲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讲茶”就常教人触目惊心的。可是看字面儿,“你讲理不讲理?”的确比“你懂人话不懂?”“你会说人话不会?”和平点儿。“不讲理”比“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多拐了个弯儿,就不至于影响人格了。所谓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人话”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说“理”这个词儿其实有点儿灰色,赶不上“人话”那个词儿鲜明,现在也许有人觉得还用得着这么个鲜明的词儿。不过向来的小商人洋车夫等把它用得太鲜明了,鲜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这真是怪可惜的。

1943年5月25日作。

(原载1943年6月昆明《大国民报》)

论废话

“废话!”“别费话!”“少说费话!”都是些不客气的语句,用来批评或阻止别人的话的。这可以是严厉的申斥,可以只是亲密的玩笑,要看参加的人,说的话,和用这些语句的口气。“废”和“费”两个不同的字,一般好像表示同样的意思,其实有分别。旧小说里似乎多用“费话”,现代才多用“废话”。前者着重在啰唆,啰唆所以无用;后者着重在无用,无用就觉啰唆。平常说“废物”,“废料”,都指斥无用,“废话”正是一类。“费”是“白费”,“浪费”,虽然指斥,还是就原说话人自己着想,好像还在给他打算似的。“废”却是听话的人直截指斥,不再拐那个弯儿,细味起来该是更不客气些。不过约定俗成,我们还是用“废”为正字。

道家教人“得意而忘言”,言既该忘,到头儿岂非废话?佛家告人真如“不可说”,禅宗更指出“开口便错”:所有言说,到头儿全是废话。他们说言不足以尽意,根本怀疑语言,所以有这种话。说这种话时虽然自己暂时超出人外言外,可是还得有这种话,还得用言来“忘言”,说那“不可说”的。这虽然可以不算矛盾,却是不可解的连环。所有的话到头来都是废话,可是人活着得说些废话,到头来废话还是不可废的。道学家教人少作诗文,说是“玩物丧志”,说是“害道”,那么诗文成了废话,这所谓诗文指表情的作品而言。但是诗文是否真是废话呢?

跟着道家、佛家站在高一层看,道学家一切的话也都不免废话;让我们自己在人内言内看,诗文也并不真是废话。人有情有理,一般的看,理就在情中,所以俗话说“讲情理”。俗话也可以说“讲理”,“讲道理”,其实讲的还是“情理”;不然讲死理或死讲理怎么会叫做“不通人情”呢?道学家只看在理上,想要将情抹杀,诗文所以成了废话。但谁能无情?谁不活在情里?人一辈子多半在表情的活着;人一辈子好像总在说理,叙事,其实很少同时不在不知不觉中表情的。“天气好!”“吃饭了?”岂不都是废话?可是老在人嘴里说着。看个朋友商量事儿,有时得闲闲说来,言归正传,写信也常如此。外交辞令更是不着边际的多。——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也正仗着那一番废话。再说人生是个动,行是动,言也是动;人一辈子一半是行,一半是言。一辈子说话作文,若是都说道理,那有这么多道理?况且谁能老是那么矜持着?人生其实多一半在说废话。诗文就是这种废话。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

不但诗文,就是儿歌,民谣,故事,笑话,甚至无意义的接字歌,绕口令,等等,也都给人安慰,让人活得有意思。所以儿童和民众爱这些废话,不但儿童和民众,文人,读书人也渐渐爱上了这些。英国吉士特顿曾经提倡“无意义的话”,并曾推荐那本《无意义的书》,正是儿歌等等的选本。这些其实就可以译为“废话”和“废话书”,不过这些废话是无意义的。吉士特顿大概觉得那些有意义的废话还不够“废”的,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繁剧的现代生活里,这种无意义的废话倒是可以慰情,可以给我们休息,让我们暂时忘记一切。这是受用,也就是让我们活得有意思。——就是说理,有时也用得着废话,如逻辑家无意义的例句“张三是大于”,“人类是黑的”等。这些废话最见出所谓无用之用;那些有意义的,其实也都以无用为用。有人曾称一些学者为“有用的废物”,我们也不妨如法炮制,称这些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废话为“有用的废话”。废是无用,到头来不可废,就又是有用了。

话说回来,废话都有用么?也不然。汉代申公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多言”就是废话。为政该表现于行事,空言不能起信;无论怎么好听,怎么有道理,不能兑现的支票总是废物,不能实践的空言总是废话。这种巧语花言到头来只教人感到欺骗,生出怨望,我们无须“多言”,大家都明白这种废话真是废话。有些人说话爱跑野马,闹得“游骑无归”。有些人作文“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但是离题万里跑野马,若能别开生面,倒也很有意思。只怕老在圈儿外兜圈子,兜来兜去老在圈儿外,那就千言万语也是白饶,只教人又腻味又着急。这种才是“知难”;正为不知,所以总说不到紧要去处。这种也真是废话。还有人爱重复别人的话。别人演说,他给提纲挈领;别人谈话,他也给提纲挈领。若是那演说谈话够复杂的或者够杂乱的,我们倒也乐意有人这么来一下。可是别人说得清清楚楚的,他还要来一下,甚至你自己和他谈话,他也要对你来一下——妙在丝毫不觉,老那么津津有味的,真教人啼笑皆非。其实谁能不重复别人的话,古人的,今人的?但是得变化,加上时代的色彩,境地的色彩,或者自我的色彩,总让人觉着有点儿新鲜玩意儿才成。不然真是废话,无用的废话!

1944年4月10~12日作。

(原载1944年5月28日《生活文艺》第2号)

很好

“很好”这两个字真是挂在我们嘴边儿上的。我们说,“你这个主意很好。”“你这篇文章很好。”“张三这个人很好。”“这东西很好。”人家问,“这件事如此这般的办,你看怎么样?”我们也常常答道,“很好。”有时顺口再加一个,说“很好,很好”。或者不说“很好”,却说“真好”,语气还是一样,这么说,我们不都变成了“好好先生”了么?我们知道“好好先生”不是无辨别的蠢才,便是有城府的乡愿。乡愿和蠢才尽管多,但是谁也不能相信常说“很好”,“真好”的都是蠢才或乡愿。平常人口头禅的“很好”或“真好”,不但不一定“很”好或“真”好,而且不一定“好”;这两个语其实只表示所谓“相当的敬意,起码的同情”罢了。

在平常谈话里,敬意和同情似乎比真理重要得多。一个人处处讲真理,事事讲真理,不但知识和能力不许可,而且得成天儿和别人闹别扭;这不是活得不耐烦,简直是没法活下去。自然一个人总该有认真的时候,但在不必认真的时候,大可不必认真;让人家从你嘴边儿上得着一点点敬意和同情,保持彼此间或浓或淡的睦谊,似乎也是在世为人的道理。说“很好”或“真好”,所着重的其实不是客观的好评而是主观的好感。用你给听话的一点点好感,换取听话的对你的一点点好感,就是这么回事而已。

你若是专家或者要人,一言九鼎,那自当别论;你不是专家或者要人,说好说坏,一般儿无足重轻,说坏只多数人家背地里议论你嘴坏或脾气坏而已,那又何苦来?就算你是专家或者要人,你也只能认真的批评在你门槛儿里的,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专家或者要人,那么,你在说门槛儿外的话的时候,还不是和别人一般的无足重轻?还不是得在敬意和同情上着眼?我们成天听着自己的和别人的轻轻儿的快快儿的“很好”或“真好”的声音,大家肚子里反正明白这两个语的分量。若有人希图别人就将自己的这种话当作确切的评语,或者简直将别人的这种话当作自己的确切的评语,那才真是乡愿或蠢才呢。

我说“轻轻儿的”,“快快儿的”,这就是所谓语气。只要那么轻轻儿的快快儿的,你说“好得很”,“好极了”,“太好了”,都一样,反正不痛不痒的,不过“很好”,“真好”说着更轻快一些就是了。可是“很”字,“真”字,“好”字,要有一个说得重些慢些,或者整个儿说得重些慢些,分量就不同了。至少你是在表示你喜欢那个主意,那篇文章,那个人,那东西,那办法,等等,即使你还不敢自信你的话就是确切的评语。有时并不说得重些慢些,可是前后加上些字儿,如“很好,咳!”“可真好。”“我相信张三这个人很好。”“你瞧,这东西真好。”也是喜欢的语气。“好极了”等语,都可以如法炮制。

可是你虽然“很”喜欢或者“真”喜欢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还未必就“很”好,“真”好,甚至于压根儿就未必“好”。你虽然加重的说了,所给予听话人的,还只是多一些的敬意和同情,并不能阐发这个那个的客观的价值。你若是个平常人,这样表示也尽够教听话的满意了。你若是个专家,要人,或者准专家,准要人,你要教听话的满意,还得指点出“好”在那里,或者怎样怎样的“好”。这才是听话的所希望于你们的客观的好评,确切的评语呢。

说“不错”,“不坏”,和“很好”,“真好”一样;说“很不错”,“很不坏”或者“真不错”,“真不坏”,却就是加字儿的“很好”,“真好”了。“好”只一个字,“不错”,“不坏”都是两个字;我们说话,有时长些比短些多带情感,这里正是个例子。“好”加上“很”或“真”才能和“不错”,“不坏”等量,“不错”,“不坏”再加上“很”或“真”,自然就比“很好”,“真好”重了。可是说“不好”却干脆的是不好,没有这么多阴影。像旧小说里常见到的“说声‘不好’”和旧戏里常听到的“大事不好了”,可为代表。这里的“不”字还保持着它的独立的价值和否定的全量,不像“不错”,“不坏”的“不”字已经融化在成语里,没有多少劲儿。本来呢,既然有胆量在“好”上来个“不”字,也就无需乎再躲躲闪闪的;至多你在中间夹上一个字儿,说“不很好”,“不大好”,但是听起来还是差不多的。

话说回来,既然不一定“很”好或“真”好,甚至于压根儿就不一定“好”,为甚么不沉默呢?不沉默,却偏要说点儿甚么,不是无聊的敷衍吗?但是沉默并不是件容易事,你得有那种忍耐的功夫才成。沉默可以是“无意见”,可以是“无所谓”,也可以是“不好”,听话的却顶容易将你的沉默解作“不好”,至少也会觉着你这个人太冷,连嘴边儿上一点点敬意和同情都吝惜不给人家。在这种情景之下,你要不是生就的或炼就的冷人,你忍得住不说点儿甚么才怪!要说,也无非“很好”,“真好”这一套儿。人生于世,遇着不必认真的时候,乐得多爱点儿,少恨点儿,似乎说不上无聊;敷衍得别有用心才是的,随口说两句无足重轻的好听的话,似乎也还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