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鼎盛的一个大帝国，全民尚武简直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甚至这样的风气使得妇女骑马也成为了一种时尚。《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幂釭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鞾，如奚、契丹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凡回抛鞚抱鞍桥。”唐代文人投笔从戎的比比皆是，岑参、韦睿、杜环等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样的话语在唐帝国的人们脑中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则是“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这样全社会尚武的风气给唐朝的军事力量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当然唐朝在西域取得的这一系列的成功，除了尚武的社会风气之外，还与他们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努力密不可分，而对于唐朝军事胜利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则是唐帝国从建立伊始便开始努力推行的鼓励养马政策。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从秦帝国开始，凡是国力强盛，威震四方的朝代必然重视养马，秦、汉、隋、元、清莫不如是，当然由于农耕民族的天性，发展骑兵的代价的确比较高昂，于是有些朝代企图以便宜的兵种或者器具来克制骑兵，比如宋朝的以步制骑还有明朝的以车制骑，可是这些企图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骑兵一直到了坦克的大量出现才最终遭到了淘汰，在此之前尤其是冷兵器时代一直是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力量，强大的唐帝国作为中国封建史上的巅峰时期又受胡风薰陶，自然对马匹更加重视。贞观初年，唐朝就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还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厩库律规定：“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开元二年六月勑：“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勑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刍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着，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当然光靠自力更生养马自然是不行的，中国马种在世界上并不能算是特别优良的品种，当年汉武帝为了汉血宝马两次发兵进攻大宛，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穷兵黩武，但是对于当时汉帝国马种的改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整个封建时代几乎都是以北方游牧民族为敌人的中国，骑兵就是国防的基石，而优良的马种则是骑兵战斗力的保障。于是唐朝非常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磑，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唐朝还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来对国内马匹进行改良。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厩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当然这些骏马唐朝自然也不会浪费，进行配种养育自是不在话下。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
为了防治马匹的疾病以及进行优良配种，唐朝还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厩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唐代的兽医在这些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着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着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着，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着。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着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除了官办的养马场，对于私人养马同样大力鼓励，而由于社会上面的尚武风气，私人养马业比之官方的奕毫不逊色。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唐代私人养马的兴盛使得唐军几乎变成了一支全骑兵化的军队，例如安西都护府，步兵皆备私马，进行大范围穿插作战的时候便拥有了与骑兵同样的机动性，只有正面接战才下马列阵，这样的战法与盛极一时的薛延陀部的战法极为类似，薛延陀部便是恃此战法，屡屡击败当时强盛的东突厥汗国。当然中国人自古便对方阵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唐军在步兵军阵方面的优势更不是薛延陀部这样的草原游牧民族所能比拟的，在步兵拥有了骑兵的机动力之后，唐军之强悍一时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