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艾 芦
坐落在城守街的四川省立图书馆，是20世纪40年代初出现于成都最大的一家图书馆。它有丰富的藏书，较为正规的管理。辛亥革命前，那个地方原是清王朝的城守衙门，与其他衙门有所不同的是，它的大门两旁有一对雕刻精致、玲珑可爱的石狮子。据《成都通览》载，这对“独有石狮”还是“成都之不可解”的一个“谜”呢！民国以来，那里不断被某些机关团体占用，直到1940年才辗转建成四川省立图书馆，聘请著名经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担任馆长。在当年交通十分闭塞、文化相对落后的蓉城，省立图书馆的出现对文化饥渴的人们而言无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1947年挨近年底，家里实在拿不出给我交纳八斗“尊师米”的钱，而且即使东拼西凑过了这个关口，明年的学费也毫无指望。我没有参加期终考试就自动退学了，那年我还不满18岁。在百业萧条、民生凋敝的国民党统治区，与我同命运的青年学子不知有多少！贫穷是一种无情的压迫。求学不易，就业更难。幸好，我有一个虽然贫穷仍不失温暖的家，有慈祥而又理解儿子心情的双亲。他们目不识丁，但深知读书可贵，所以节衣缩食供我上学。失学后，双亲比我更难受，反而百般宽慰我。我不甘心！我想起了读书不用花钱的地方——省立图书馆。
1948年的一天，我信步来到城守街，迎面望见坐北向南、黑漆光亮的图书馆大门，门楣上是徐孝刚手书的“四川省立图书馆”七个大字。进大门右侧是签名处，我在签名簿写上自己的名字，顺手拾起管理员给的一块铜牌，怀着忐忑的心情，跨入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方圆100多平方米的天井，几株树木挺立，方方的石桌有石凳环绕其间，几只麻雀在跳跃、啾叫，一切显得那么整洁、幽静。正中是两楼一底的青砖建筑物，跨上台阶向右拐是一间宽敞的报刊阅览室，北面是一间图书阅览室。当年对外开放的只有这两间阅览室，其余的是书库和“读者止步”的房屋。当我远望着那数不清的书架和排列整齐的书籍时，有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抑制不住心头的一阵狂喜，这里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读书的好地方吗？我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在这里认认真真地读书，学点谋生的本领。
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发现和以后的打算告诉父母亲，希望得到支持。父亲的回答很干脆：“人各有志。只要不出钱，你天天去看书，总比那些‘卖抄手’的好嘛！”母亲说：“该吃饭的时候，你赶紧回来，不要太用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此，我把省立图书馆当成不收学费的“学校”，把阅览室作为没有教师的“课堂”。每天我总是提前来到，先找好一个光线充足的临窗座位，借了书便埋头阅读。开头一段时间，我东一本、西一本，借到什么就读什么，如饥似渴，囫囵吞枣，然而收效不大。随后，渐渐摸索出一个办法：先查好一批图书目录卡片，以学习历史开路，分类列出要读的书目，长计划，短安排，一本一本地啃，并做出读书笔记和适当摘录。将近两年时间，我总共阅读了几百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哲学书籍，记下了厚厚的十多本笔记。读书使我一度干涸的心田因受到清泉的滋润而焕发生机，对生活有了信心，对人生充满希望！两年的免费“学校”为我打下文化知识的基础，培养了我对文学艺术的爱好，进而影响了我大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在那生活咄咄逼人的艰难岁月，双亲胼手胝足挑着沉重的生活担子，让我安安心心地“躲”在图书馆看书，没有辜负大好的青春时光，真是不幸之幸运。当年整天泡图书馆的人并不多，遇到下雨天更是寥寥无几。有时空荡荡的阅览室只有我这一个读者。好几次我读得入迷了，直到图书馆打下班铃，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令我欣喜的是，阅览室出纳员的服务态度都很端正，可谓“百问不厌，百拿不烦”。他们当中有的还是来“打工”的在校大学生。我至今未能忘怀的是一位年岁稍长的大姐，她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对我这个年轻的“老”读者往往有求必应。如我要借阅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就是她从书库里找了很久并供我长期借阅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我非常感谢那位不知姓名的大姐——她亲切的目光，热情的态度，对我这个孤独的跋涉者都是很大的鼓舞。
省立图书馆，我的“大学”！
(原文载1992年8月《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