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的这段往事，后来成了他们一段美好的回忆：“红楼”里的激烈争论，有时尽管各自坚持己见，达到白热化，甚至剑拔弩张——那时他们都年轻气盛，但会后却仍然是亲密的伙伴。他们常喜欢沿着景山的红墙在月下漫步，探讨着中国的未来，直至夜深人静，然后又边谈着，边步行回东城根。他们也偶尔到沙滩西口的一家四川小饭铺去低斟浅酌，待到酒酣耳热，尽兴而归。
那家四川小饭铺，其实不过是比饭摊多了4堵墙而已，有三四张掉光了漆的旧桌子、几把长凳。老板是个驼子；老板娘兼掌灶，是个极爽快的胖大嫂；跑堂的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一个长着冬瓜脑袋的矮胖子——总之，这是个地道的“夫妻店”。
这一小店，设备虽极其简陋，但是老板娘亲手烹制的麻婆豆腐和回锅肉堪称一绝，价格也公道，足以使他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打一次很不错的牙祭了。有时谁得了稿费，多花几角钱，那就可以要一条干烧鱼，辣中微甜，味道浓郁，吃剩的头尾再让跑堂的拿去烩个豆腐，更是余味无穷。
瞿秋白那时已很能饮酒，这使“清教徒”的郑振铎羡慕得了不得。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也买了一瓶葡萄酒，咕嘟咕嘟地灌了大半瓶。瞿秋白制止道：“不要急，慢慢地来！”“没什么，没什么！”郑振铎逞强地边说边仰起头来灌酒；话音未落，就溜到了桌子底下。瞿秋白和许地山只得叫了一辆洋车，好不容易才把他架上了车……
郑振铎次日醒来，发觉自己正和衣睡在床上，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了。从此，郑振铎对酒的兴趣愈来愈大，和酒结下了大半生的不解之缘。
【名家小传】
郑振铎（1898—1958），小名木官，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考古学家。
1917年，郑振铎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21岁的他，从“红果园”走向了中国文坛。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1921年，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毕业，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当见习站长。然而，酷爱文学的他却无志于此；不久便由好友沈雁冰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2年，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该刊图文并茂、生动有趣，深受小读者们欢迎。他不仅是刊物主编，同时也为《儿童世界》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诗歌及童话。1923年1月，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他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成为新文学的旗手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
自1931年起，历任燕京大学、暨南大学等名校教授，并在上海主编《文学季刊》、《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他发起参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成为抗战文学的先锋骨干。接着，他还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
1949年以后，郑振铎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苏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郑振铎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等；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等；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等；以及《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
废名在湖北一师、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知堂高徒，京派作家
在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废名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很喜欢读周作人、胡适和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对周作人的新诗《小河》，更是奉为杰作。出于景仰与崇拜，他贸然给周作人写了封信，表达了他的敬意。收到周作人的亲自回信后，他受宠若惊，遂将自己的习作装订成册，寄给周作人审阅。从此书信往还，成为未曾谋面的师友。1922年废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恩师周作人。
与恩师周作人的交往
在周作人的心目中，他在北大教书时，最得意的门生是俞平伯、废名、冰心等三四个人。其中联系最为长久、关系也最为密切的，就是废名。
周作人与废名的交往，始于1921年。废名于1917年从家乡湖北黄梅来到省城武昌，进入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很喜欢读周作人、胡适和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对周作人的新诗《小河》，更是奉为杰作。出于景仰与崇拜，他贸然给周作人写了封信，表达了他的敬意。收到周作人的亲自回信后，他受宠若惊，遂将自己的习作装订成册，寄给周作人审阅。从此书信往还，成为未曾谋面的师友。
1922年废名考入北大预科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恩师周作人，亲聆了他的教导。在周作人的指导下，废名的文学创作大有长进。他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时，即由周作人为其作序。后来，在周作人的举荐下，废名加入语丝社，在《语丝》上发表了他的诗化小说《桥》。这部小说带有学习周作人创作风格的痕迹；周作人也很欣赏这部小说，称它标志着废名创作的蜕变和升华。废名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这4年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自此他发表文章时，便废去原名“冯文炳”，改用笔名“废名”。
1927年7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平后，下令将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周作人被辞退，废名愤而中断了学业。周作人便让废名在自己家里住了大约半年之久。1年后，北大复校（时名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周作人复职，废名复学。
在《废名致周作人信24封》中，我们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窥见废名的内心动态与性格。同时，废名的出书、找工作、留校任教也并非一帆风顺。
1924年，废名在致周作人的几封信中说：“我现在借得了一笔款子，足够印行《黄昏》之用。恭请先生替我做序……我突然又变冷淡了，不想把东西印出来。年来闲静生活，这几天搅乱得利害，很不值。还是候新潮社的资本与人力罢，不然，就是我已经不在这世界，而它还在我的屉子里，也不要紧……我在家里也常是这样一天十八变，我的父亲骂我而又怕我气闷。我现在也有点畏先生，虽然明知道先生必定还嘉奖我……我打算把那印书钱拿来牺牲，所以卖不了一份，也不打紧。然而把稿子送交印刷课之后，两三次往返交涉，把心都纷乱了，找朋友帮忙，个个都是摆头；这还不说，最难的，将来还要自己买几张颜色纸写一个大广告到各院去贴！这叫我怎么行？不得已又决然的罢休。”
这说明，废名曾想自费出版小说集《黄昏》（后改名为《竹林的故事》），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等待新潮社出版，将印书钱作他用，却依然迟疑不决）。在这反复变化中，体现了废名浮躁与自卑的一面。既想早点出书，哪怕是自费，忽又觉得没有必要，一会儿有了躁动，一会儿又安静下来。而他当时对周作人也是抱着敬畏的心态，并希望得到周的嘉奖，或许这就是周欣赏他的“特殊的谦逊与自信”吧！
《竹林的故事》出版以后，他写信给周作人说：“我近来已经望见了我的命运，对于社会，不敢存什么奢望，不过能够利用一般盲目崇拜的心理，把他放在好招牌之下，因而多销几本赚几个钱，觉得也来利用，——万一真赚不到，我想我也能更活泼而且更骄傲的度日罢。”
废名在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并为工作到处奔波。这样直到1931年底，废名才被北大聘任为讲师。也就是说，废名于1929年毕业之后，经历了3年的波折才被北大接受为教师的。以前，人们总以为废名北大毕业以后，就直接经由周作人推荐而留校任教。看来，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作品晦涩难懂，读者很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与胡适亦师亦友
胡适在北大3次任职期间，废名恰好在北大读书和教书。他们既是师生，也称得上是北大同仁。废名1922年进入北大预科读书时，就对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产生了兴趣。他将自己创作的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投给了《努力周报》。胡适很重视培养青年人，为废名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由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建立了师生之谊。
1924年1月，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刊登筹办《努力月刊》的预告。废名见到这个预告，马上给胡适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上一篇小说。遗憾的是，这份《努力月刊》并没有办成，但胡适还是将废名的小说推荐给陈源主编的《现代评论》发表了。
1931年初，废名得知胡适将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时，便于2月14日给胡适写信，告诉胡适这几年北大人事关系很复杂，不要接任此职。虽说胡适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对废名的赤诚相劝，还是心存感激的。
尽管他们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废名在教学和学术见解上，却与胡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废名在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讲新诗课之初，曾经向胡适请教这门课怎么讲。胡适告诉他，按着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来讲就是。可是废名却独辟蹊径，与老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于胡适很钟爱的徐志摩，他却弃之不讲。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关系。
与鲁迅的交往
废名是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与鲁迅相识的。1924年《语丝》创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被邀请为撰稿人。后经周作人举荐，废名也被吸收为撰稿人。废名在接触新文学作品之初，在思想上更接近周作人，文学上受周作人影响较深，但对鲁迅的文章也很喜欢。他于1924年发表了《“呐喊”》一文，是文坛上较早出现的一篇评论鲁迅这部小说集的文章。此文对鲁迅的《孔乙己》评价很高，称这篇小说是他最为推崇的佳作。
1925年3－4月间，废名曾两次拜会鲁迅先生。在《从胡须念到牙齿》（1925年）中，废名谈到与鲁迅见面的情形：“鲁迅先生我也只见过两回面，在今年三四月间。第一次令我非常的愉快，悔我来得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见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而1925年和1926年的鲁迅日记中，也有若干关于废名来访或来信的记载。
1927年，废名读了鲁迅发表在《语丝》上的《马上支日记》之后，即写了一篇《忘记了的日记》，文章坦诚地说出了他与鲁迅的思想差别：“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虽然与鲁迅的志趣并不怎么相同，但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还是让他很景仰，并且“时常念他”。不久，鲁迅的杂文集《坟》出版时，特意赠给了废名一本。1929年鲁迅回京省亲时，废名还专程去鲁家看望了他。
1930年，由鲁迅、郁达夫、冯雪峰等51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废名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在同年5月出版的《骆驼草》周刊上，化名“丁武”发表文章，称组织这个“大同盟”是“文士立功”的表现，言外之意他们有政治野心。两人也就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在导言中说：“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该书所选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3篇小说，均见《竹林的故事》，乃是其早期作品。
如同废名遗憾于鲁迅的转变，鲁迅同样对废名后来创作上的变化不以为然；这里的“哀愁”，显然不是一己的而是社会的。废名反对鲁迅丧失了自我，鲁迅则鄙夷废名只剩下了自我。鲁迅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曾说废名“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与此处之“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正相一致。
言行乖张的一面
周作人所谓废名有“特殊的谦逊与自信”，或许是别人眼里的躁郁也未可知。废名言行乖张，再加上奇丑的外貌，足可以让人“吓了一跳”。
其实，废名的言行乖张，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其人内向、习静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其躁郁、自卑的一面，却也有体现。依后人来看，除与废名家境稍贫有关外，还与他在北大的学习成绩等也有些关系。
据废名的同学许君远回忆，在本科期间，北大英文系最优秀的4个学生是：张友松、梁遇春、钟作猷、许君远；其中并无废名。那么，废名的成绩在班上到底如何呢？据废名在北大的学生柴扉在《几位作家所给我的印象和言行？〈莫须有先生传〉的作者》（原载《十日谈》1933年第10期）一文中提到“北大某君讽他在北大英文系是背榜毕业的”，也即是说废名在北大英文系是以最后一名的成绩毕业。这就让大家想起废名在北大比别人要迟1年毕业的事来。
此前研究者总归咎为废名于1927至1928年休学1年，故而迟1年毕业。其实，这个理由未必充足。因为，当时与废名有相类似的情况而离校的学生很多，例如许君远在张作霖解散北大之后，就直接在北平《晨报》工作了，不久又到了天津《庸报》。其间，北大于1928年“光复”，他直接回校拿了毕业文凭。梁遇春则是从暨南大学返校拿了毕业文凭。那么，为什么废名在成达中学教了半年书之后，于1928年返校怎么就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呢？而非要他按照休学处理再迟1年毕业呢？这个恐怕就与废名当时的学习成绩有点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