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境的不够宽裕，再加上学习成绩又不好，自身又较孤僻，所以废名只好独来独往，而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曲高和寡似的。废名曾说：“炜谟是我辈中很懂得道理的一位，与我很谈得来，他的遭遇又不大好，还能抖擞精神，大有所作为。”他竟然与生性孤僻、不苟言笑的陈炜谟最谈得来，倘若不是自身在许多方面与之相近，该不会至此吧！
【名家小传】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废名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语丝社，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校，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1931年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任北大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1952年被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并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
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号知堂）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有小说《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
冰心在北京协和女大、燕京大学：女生婉莹，才女冰心
冰心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中学4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中学毕业后，她考入的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和后来并入的燕京大学，均为基督教教会学校，学校专门开设了《圣经》课程。在燕京大学时，冰心还曾在一位老牧师家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五四”前后心切切
1919年，冰心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一年级新生。
在“五四”的那几天，学生们坚持****游行，****宣传。为抵制日货，他们还旷课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受到美籍校长和某些美国、中国教员们的反对和讥讽。但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拿出最狞恶的面目来阻挡。
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他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他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助他们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学生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纸、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学生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冰心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
“五四”以后，在这伟大的运动里醒起的青年们，有许许多多看清了必须革反动政权的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救国。他们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走了百折不挠的艰苦的道路，终于和工农兵在一起把祖国拯救了出来。
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
民国九年（1920）三月十五号早晨，冰心照常去上学。她走到校门口，忽然抬起头来，看见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都挂上了新匾额；黑板金字，十分辉煌，板上都用黄纸蒙著，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中央的横额写的是“燕京大学”；两旁的直匾，是英汉各一的“女校文理科”。她忽然忆起，今天便是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大会开会的日期。他们对于这匾额，实在有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希望。但是——她们朝夕瞻仰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匾额，却已寂然无声，烟消火灭地过去了。
当此时事变迁、新陈代谢的时候，他们自然不应当恋旧拒新，然而作为“末日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学生”，对于这神龙出没的旧匾额，却也不能不低徊感慨呵！
午后一点半钟的时候，男校的学员，陆陆续续地都来了，都聚在礼堂的右边——就是理化教室的廊子上——教员们都在院子里，预备招待来宾；手里拿着秩序单，三三五五地聚谈。这时，渐渐地来了许多两校的毕业生，和中西的宾客。两点半钟的时候，男、女学员，都在这琴韵铮铮里，排着队入堂就席，将两旁的座位都坐满了。
那天，教职员和各界代表的演说，真是美不胜收。冰心便选择那精彩扼要的言词，大意记在下面：
司徒雷登校长致开会词，和欢迎麦博士及女校词以后；就有诚冠怡女士讲述女校的历史——诚女士是协和女子大学校的毕业生，又在英国研究了几年教育；回国以后，便在母校里担任教授——她说的大意：
协和女子大学的雏形，便是贝满女子中学，是1905年以后由各公会组织的，以后便渐渐地成立了协和女子大学，设有本科4年，理化科、师范科、幼稚科，课程很是完备，这却不能不归功于麦科长了……学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学员，本校成立之初学员不过只有4位，现在差不多有20倍了……
本校的一切事务，多半是由学员自理的，他们所办的事务，为（一）“半日学校”教授附近的贫儿，使得普通知识；经费一切，都由学员自筹。（二）“游乐园”教授附近贫儿，做正当有益的游戏。（三）“注音字母学校”教授不识字的妇女，得日用的知识，可以读书阅报。还有和别的团体合办的事，如（一）与男女青年会合办的“地方服务团”；（二）与北京女学界合办的“平民职业学校”。
这不过是在校学员的成绩，至于出校的毕业生，他们所做的振兴教育、服务社会的事，都是成绩昭昭，在人耳目，也不必再赘了。以后又有博晨光硕士述男校的历史。
大家现在如同是站在河岸上，看着两股支河，缓缓地流在一处；但是其中一股的支河，却又是由几股小小的河，合流而成的……就是通州协和大学和北京汇文大学合成的。现在他们又和协和女子大学合办。大家对于这合流的大河，却不能没有希望啊！
女校歌咏队唱过歌之后，麦科长站起身来，报告美国人士对于两校合并的论调，说：“美国人士对两校合并的办法，有两个问题，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守旧的国吗？’‘中国学生的程度到了吗？’以我看来，从去年‘五四’以后，中国民气的发达，是一日千里；可见中国并不是一个守旧的国，而且青年学生们为国牺牲的热诚和勇气，更是可以惊世界、泣鬼神的。以上的两个问题都不成问题了……因此美国人士都表示赞成的态度……我想我们的成效总要过于我们所盼望的。”
司徒雷登校长接着提到燕京大学将来的希望。他说：“第一就是希望本校的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在社会上的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生同等。第二就是现在男、女两校的校舍，都太嫌狭仄，我们要建筑一个大规模的学校；……当此20世纪的中叶又在中国人民生机蓬勃的时候，我校的发达，是在人意料中的，因此更有新校舍的必要。第三是希望男、女青年的道德，都趋向光明、协力一方面。……第四便是希望我校的学员，出校以后，都做国家社会里中坚的人物；以所得的学问，改造中国。我想这希望必不至成为幻想。”
继而又是男校歌咏队唱完了歌。有教育部参事邓芝园先生、北京女学界代表毛太太、大名鼎鼎的蔡孑民（即蔡元培）先生、北京基督教的代表刘芳牧师祝词。
以下便是本校男、女学生代表的欢言。男校的代表是周君子振，女校的代表是钱君中慧，都说得极好，大意都是表明合校的欢乐，和共勉前途的话。
此后，有全校歌咏队同校唱歌。唱的时候，来宾都起立示敬。——他们的歌谱是中国的，声韵极其悠扬，歌词是男校学员杨君文周编的。
唱过校歌，司徒校长便请来宾赠言。有教育部的佥事陈颂平先生说：“男女合校有什么可庆贺的呢？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只因中国数千年来，将男、女的界限分得极清，所以合校的事便成了破天荒的盛举了，……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基督教是充满了这种的社会思想……将来基督教布满了中国，中国一定是有盼望的。”
本校音乐教员苏女士作乐，接着司徒校长致谢来宾，以后就闭会了。来宾和职教员、学员，都退出了礼堂，用过茶点，摄了影，他们的盛会便告了终结。
这是燕京大学男校、女校联欢大会经过的情形，也是燕京大学开宗明义的纪念日子。冰心详细记了下来，表明她对于过去的协和女子大学的感吊，及对于将来的燕京大学的希望。最后的话，就是恭祝燕京大学万岁万岁！
燕大女校：范文作者就坐在下面
1920年，协和女子大学同通州潞河大学和北京的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后，冰心就改入了文科。校长是司徒雷登。协和女子大学就改称“燕大女校”。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
在男校上课时，她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她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她们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来。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同学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她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她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她们就使劲儿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她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了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这时，冰心在燕大女校的“学生自治会”里，任务也多得很！自治会里有许多委员会——甚至有伙食委员会！因为她没有住校，自然不会叫她参加。但是其他的委员会，她就都被派上了！那时她们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都得自治会自己筹款。
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戏卖票！冰心记得，她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那时，她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教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她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她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
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她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认为，她们演得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
冰心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话，还是很短的。因为她负责请名人演讲，她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生……她主持演讲会，向听众同学介绍了主讲人以后，就只坐在讲台下听讲了——她和鲁迅先生的接触，就这么一次。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从哪一位同学手里买到戏票的。
这次演剧筹款，似乎是她们要为学校附近佟府夹道的不识字的妇女们，义务开办一个“注音字母”学习班。自治会派冰心去当校长。可她自己就没有学过注音字母，却竟被委任为校长，就意味着把找“校舍”——其实就是租用街道上的一间空屋——招生、请老师——也就是请一个会教注音字母的同学——都由她包办下来。这一切，居然都很顺利。
开学那一天，冰心去“训话”，看到讲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妇女。只前排右首坐着一个十分聪明、俊俏的姑娘。听课后，她过去和对方搭话。姑娘说：“我叫佟志云，18岁，我识得字，只不过也想学学注音字母。”冰心当时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佟志云还问冰心：“校长，你多大年纪了？”冰心笑着说：“反正比你大几岁！”
这时，燕大女校已经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结成“姐妹学校”。她们女校里有好几位教师，都是威校的毕业生。忘了是哪一年，总在20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长来到她们校里访问，住了几天，受到盛大的欢迎。有一天她——冰心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礼仪式。女校主任就让学生们表演一次，给她开开眼。这件事自然又落到了她们自治会委员的身上。除了不坐轿子以外，其他服装如凤冠霞帔、靴子、马褂之类，也都很容易地借来了。
总之，冰心的大学生涯是够忙碌、热闹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学习和写作。她的老师们对她都很好，尤其是她的英文老师鲍贵思，在她毕业的那一年春季就对她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你2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让你读硕士学位。冰心当然愿意。但她想自己一去2年，不知这2年之中，她的体弱多病的母亲，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她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讲过她的忧虑，只悄悄地问过他们最熟悉的医生孙彦科大夫（他是冰心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挚友，小舅舅介绍他来给母亲看过病。后来因为孙大夫每次到别处出诊路过冰心家，也必进来探望，他们熟极了。他称冰心的父亲为“三哥”、母亲为“三嫂”，有时只有他们孩子们在家，他也坐下和他们说笑）。冰心问他母亲身体不好，她能否离家2年之久？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你母亲的身体不算太坏，凡事有我负责。”
同时鲍女士还给冰心父亲写了信，问他让不让冰心去？她父亲很客气地回了一封信，说他是同意冰心去美国的。这一切当时她还不好意思向同学们公开，依旧忙她的课外社会福利工作。
1923年春季，冰心就该忙她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他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以冰心的小诗和散文作为范文。她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她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须写毕业论文，她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的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她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她，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她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