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讲书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3223500000039

第39章 科学巨擘(2)

李四光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除对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外,还参与了许多全校性的工作。地质学系在1917年恢复招生以后,实验室不敷应用,仪器标本等也不足。由于学校经费拮据,学生野外实习也受到限制。李先生到校后,几次找蔡校长请求解决。作为地质学系仪器主任,李先生于1922年5月给蔡校长写了一份关于实验室建设的意见书,提出地质学系必不可少的设备及所需房屋。5月26日,蔡校长即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及何杰(地质学系主任)、李四光先生参加会议,讨论地质学系实验室事务,使实验室用房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心系北大,指导建设

1937年以后,李先生虽然不在北大任教了,但仍关心着北大地质学系。在他的关怀下,北大地质学专业于1955年恢复招生。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他的晚年,对北大及地质学系的关心和指导仍然非常具体。1970年3月,他与北大地质地理系、数学力学系部分教师座谈。同年11月,他又与北京、长春、成都三所地质学院及北大地质地理系部分教师座谈。在这两次座谈中,李先生的谈话涉及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广泛的问题。1970年12月,他又约请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北大、清华等有关人员座谈新编数学教材问题。根据李老的建议,北大开展了地热方面的工作。12月29日他们向李老汇报在河北怀来后郝窑热水勘探工作之后,李老指出:“把后郝窑作为地热工作的试点,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对该项工作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重庆讲课,以石言志

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拉拢,不愿去重庆做官。******同志曾赞誉他“洁白如玉,正气比石头还硬”。直到1944年,日寇进逼贵州,李四光才携家来到重庆。当时中央大学要聘请他去讲课,并一定要请他主持中大地质系,却被他坚决拒绝。反之,他却主动到重庆大学去讲课,因为重大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朱森教授执教的地方(朱森后被国民党头目陈立夫等人迫害衔冤而死)。

李四光要在重大讲课的消息传出后,前来听讲课的青年学生竟把讲堂塞得满满的。李四光在重大开过一次大课,他拿出他那块珍藏多年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不平常的“手杖桶”似的石头让学生们传现。他通俗地介绍小石头,论它是象征地球的深刻意义。他以讲地质学的观点联系时代的变化说,从石头的变异,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异;从地质史看地球,亿万年中,沧海桑田,永远是在变化着,“你说它是石头,其实它是一块麦牙糖。石头弯过来,要有压力。在人们心中会说,石头不会变成麦牙糖的。不!会变,你们亲眼看到这块麦牙糖是变的,不是不变,非变不可。”

听课群众自然领悟到他讲的‘要变”、“什么都要变”、“非变不可”的弦外之音,对李四光的讲课报以春雷般的掌声。三青团的打手想捣乱,想制造流血事件,用石块、木头投向讲台。广大的听众愤怒了,他们(其中还有教授)团团围护着李四光,高唱着救亡歌曲,把李四光和他那块珍贵的象征地球的石头护送出了会场。当晚,******知道后,指示要详细记录这场斗争。《新华日报》刊发了这条新闻。

在重庆,李四光曾两次会见******。******对李四光作了高度评价,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李四光对******也十分敬佩,他对家人说:“我看到了******先生,我在他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大师小传】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今湖北省黄冈市人。世界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

李四光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1904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1910年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在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大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武大新校址(武大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首任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但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茅以升:“启发式”教育法与治学育人“十六字诀”

1920年茅以升留学归国,回到母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授。1921年任该校副校长。1922年7月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他任首届工科主任。1924年任河海工科大学首届校长。1926年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1927—1930年任北洋大学教授、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授。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与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喜欢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启发式”教育法

在工程教育中,茅以升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教育改革。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

茅以升在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期间,担任的课程有:结构学、桥梁设计、桥梁基础等,每星期20个课时。他曾经试行的一个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10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老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下一个学生提的问题,要由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就得零分。此法推行后,深受欢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

同时,学生所提的问题,也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师范专业的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到1962年,茅以升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一文,得到******总理的好评。

东南大学工科奠基人

正当茅以升教书教得挺顺手的时候,时任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决定将唐校和上海及北京的交大合并,于1921年正式成立交通大学。叶恭绰决定任命罗忠忱为校长,茅以升为副校长。但罗忠忱对校务不大过问,全权交给茅以升处理。茅以升以为自己找到了大施拳脚的机会,便开始修建校舍,裁减他认为不合格的教员,破除学校的陈规陋习。时年茅仅有25岁。

改革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但同时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埋下。早有人告到叶恭绰那里,说茅以升不顾情面,随便解雇教员。几个月后,叶恭绰见了茅以升,表示他虽然很信任茅,但茅太年轻,锋芒太露,最后给了他8个字:磨砻砥砺,以备大用。

几个月后,交大解散,改称唐山大学。茅以升和罗忠忱继续任教,但不再管理学校事务。然而,新校长明显对茅不信任,表示他自己要接茅以升的课。茅深明其意,于是辞职携家小返回南京。

回南京后不久,茅以升又应郭秉文之聘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担任东大教授兼工科系主任。

东南大学成立于1921年6月6日,是继北京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国立大学。当时的工科只有一个机械工程系。在学生们的热诚期盼中,郭秉文校长聘请茅以升教授担任首届工科主任。

茅以升当时年仅20多岁,但已是博学多才的博士,并有着担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副校长的经验。他上任不久,即感到工科必须发展和壮大,仅有一个机械系不能适应需要。1923年3月,他会同杨杏佛等教授,联名向学校教授会、评议会提出增设土木工程系及电机工程系的议案。因为他们的论据充足,可行性大,经教授会、评议会审议通过,东南大学工科就有了机械、土木、电机3个系。这3个系迄今都是该校的主干系科。

经过茅以升1年多的苦心经营、运筹规划,东大工科日益发展,师资力量逐步增强,聘请的教授均为学问宏博、经验丰富的学者,如杨杏佛、涂羽卿、沈祖玮、李世琼等;各项设备添置也较齐全。

茅以升对学科发展及课程设置均作了精心安排。他要求学生学习知识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多问几个为什么,大胆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设想,然后去证实、突破。当时,东南大学倡导“诚朴、严谨、求真”的学风,以“诚”为校训,要求学生以诚立德、以诚求知、以诚健身、以诚立业。在优良学风以及茅以升等教授言传身教的熏陶下,工科学生勤奋学习,学术风气浓厚,成绩斐然。不足百人的工科,就正式出版了学术期刊《工业研究》。

治学育人“十六字诀”

茅以升主持东大工科工作时,有自己的办学指导思想。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必须具备下列6个要素:品行、决断、敏捷、知人、学识、技能。同时,他又提出效率为工程师的最重要观念。对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目标,他还制定了8项具体要求:1.善于思考;2.善用文字;3.善于说辞;4.明于知己;5.明白环境;6.科学知识,知其所以然及运用之方法;7.富于经济思想;8.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这些培养要求迄今仍有借鉴意义。他本人一生就是这8项要求的身体力行者。

关于他的治学经验,他总结为“十六字诀”,即“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他认为,要想当专家,首先应该是“博”士。同时,治学的自觉性能不能持之以恒,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学习、研究都要有计划,有了计划就要严格执行。

茅教授当时还主张教学要改革,提出工科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先习后学,边习边学”;并主张科研、教学和生产要相互结合,交叉进行。东南大学当时采用“学分制”,学生可自由选课。选听茅以升授课的,不仅有工科学生,还有其他系学生,有时听课者在100人以上(工科全部学生只有60余人),常常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东大工科停办风波

正当茅以升谋求工科进一步发展之时,1924年4月,校董事会常务会突然以江苏财政困难为由(实系江浙军阀连年战争,军费大增,省库空虚所致),事先也未征求工科主任茅以升的意见,便匆忙决议停办工科。消息传出以后,群情大哗。

茅以升考虑到,个人去留虽不成问题,但事关全科存亡,难以自安缄默。他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复议;随即又以力挽狂澜的气概,代表工科全体教职员写了一封长信给校长,列举多条理由,要求校长提交校董事会复议此案。与此同时,学生们举行集会,并向校方写信抗议此事;工科教职员工也表示必坚持到底的态度。郭秉文校长为保留工科也做了努力,向江苏省长韩国钧提出申请报告,列举东大工科开办以来的成绩,保留工科的理由。

可是,郭秉文的申请未获通过,师生员工的激愤情绪更是有增无减。于是,茅以升又亲赴北京,商讨此事。江苏省行政公署经与全国水利局反复电商,最后决定:以河海工程学校与东大工科为基础,改组成立河海工科大学,并聘请茅以升担任校长。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接着,茅以升与水利局积极商讨编订预算及安排课程等事;并作出决定,如东大工科学生不愿转入河海工科大学,也可转入他科或其他工科大学。茅以升复率领有关人员,将东大工科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文卷簿记等,一一造册移交。东南大学工科于1921年秋季停办。茅以升对于东大工科,可以说从成立到结束,负责到底,贯彻始终。

3年后,即1927年7月,教育部将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等9所高校组建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3月正式命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而在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内,均设立工学院,此即今日东南大学的前身与基础。

茅以升曾先后担任东南大学第一任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首任校长。他的立基之功永不可抹,将载入东南大学史册。

老北洋“今胜昔二十韵”

在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大学中,北洋大学是建校最早的,素有“老北洋”之称。1926年夏,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亲自来访茅以升,约他到北洋大学授课,接替美国籍结构学教授阿罗克。但那时,茅在北京有任务,一时走不开;就商定先去兼课,每星期去天津一次。直到1927夏,他才正式接受北洋大学专任教授一职。

茅先生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主讲结构工程及有关各科,每星期授课20几个小时。他将每星期的课程安排在4天之内,每天上午授课,腾出3天时间(包括星期日)搞科学研究。他把“启发式”教学法也带到了北洋大学,同样受到欢迎。听他讲课的,除了本届学生,还有一些已经学了一遍、再来补习的往届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