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他以战斗的文章，鼓动风雷，掀起惊天巨浪；他仗义执言，不畏文祸，不苟且偷生，敢“以一人与一政府为敌”。
此外，章太炎的“疯癫”与“疏狂”，在民国学术界也是出了名的。他曾经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堪称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创立的“章氏国学讲习会”，门下弟子无数，为传播国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激进学者，不废讲学
章太炎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一些激进的行为。他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想咒就咒，图的就是个酣畅淋漓。
1902年，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住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他极力牵合孙、康（有为）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天回国后，他重新改定《訄书》（即《訄书重订本》，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计划撰写《中国通史》，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
此间，他参加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激怒清政府，被捕入狱3年。1906年，章太炎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在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他发表在《民报》上的文字，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此外，他还撰写《中华民国解》，是“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自1905年起，章太炎不仅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还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晚清“苏报案”期间，章太炎曾经在法庭上与审判员当庭对峙。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的“载湉小丑”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一头雾水，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判才好。其中一位审判员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地探问：“您得自何科？”章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又一次引起满庭哄笑。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政权被袁世凯窃取，章太炎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为帝制复辟所代。1914年1月7日，章太炎因刺讥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被袁氏软禁于北京龙泉寺、钱粮胡同等处。他虽在苦闷中独处，但得闲时，即对其思想学术进行认真的整理。在此期间，他复取《訄书》增删，更名为《检论》，对儒学的认识又较以前深化系统。
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社会失序、信仰危机、道德失范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章太炎大力宣讲国学，主张分清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提倡儒家道德中的优秀成分。章太炎认为，弘扬国学与尊奉孔教，二者有根本之区别；前者是积极继承，扬弃创新，后者是消极保留，迷信守旧。
1913年冬，章太炎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处墙上贴出一张通告，其中说：“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都绝对不能相混。”章太炎倡导用儒家道德补西方物质文明的不足之处。他对比了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以为“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至于佛家，虽然也讲心，但“不切人事”。通过比较，章太炎以为儒家道德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
1922年4月1日到6月17日，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邀请，在上海主讲国学，每周一次，共讲10次。当时，听者云集，约三四百人。章太炎撷菁采华，用浅显易懂的方法引领初学者入其门径。有的听者后来回忆说：“十次课之后，胜过闭户读书三年。”
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认为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历史学可以唤起青年的爱国之心，研究历史学最为切要。
同月31日，章太炎应北平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的邀请，演讲《清代学术之系统》，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条分缕析，作了全面评述。
4月22日到26日，章太炎用3天时间，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讲《广论语骈枝》。
5月29日，章太炎在青岛大学讲演，发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精神，激励青年学子增进人格修养，增强爱国之心。秋天，他南行苏州，继续讲学。
1933年1月，章太炎、李根源、陈衍、金松岑等人仿效顾炎武读经会，成立了国学会。国学会以“扶微业，辅绝学”为标榜，组织讲学。章太炎还起草《国学会会刊宣言》以告天下，强调砥砺名节，振起末俗的精神。
同年3月，章太炎应无锡国学专门学校邀请，赴无锡讲学。无锡国专为当时的国学重镇，始办于1920年，初名国学专修馆，著名学者唐文治为馆长。1928年改名后，唐文治任校长。无锡国专师资雄厚，当时著名的国学名家陈衍等人在此多次讲学。3月14日，章太炎在无锡国专讲《国学之统宗》：“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已治人，其要归于六经。六经散漫，必以约持之道，为之统宗。”“社会腐败，至今而极，救之之道，首须崇尚气节。”“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
次日，他又在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演讲《历史之重要》和《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认为“人不读国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他指出：“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此外，读史还有扫除“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的意义。
创办章氏国学讲习所
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从上海迁至苏州。冬天，他在苏州锦帆路50号挂起《章氏国学讲习会》招牌，筹备设立讲习会。在章氏国学讲学会筹备期间，他还组织了章氏星期讲演会。从1935年4月到9月，共讲9期。除星期讲演会外，章太炎还利用间隙组织读书会，集弟子于一室，逐章逐句，扎扎实实，通读全书。1935年9月16日，章氏国学讲习会新学舍落成，正式开讲，标明以研究国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讲习期限2年，分为4期。学程为：
第一期：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历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
第二期：说文、音学五书、诗经、书经、通鉴纪事本末、荀子、韩非子、经传释词。
第三期：说文、尔雅、三礼、通鉴纪事本末、老子、庄子、金石例。
第四期：说文、易经、春秋、通鉴纪事本末、墨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
当时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授课的教师，除章太炎本人主讲外，还有门人朱希祖、汪东、马宗霍、马宗芗、孙世杨、诸祖耿、潘重规、黄焯、潘景郑等。章太炎的老友王小徐、蒋维乔、沈瓞民等也来作讲演。教学行政事务由章夫人汤国梨、孙世杨负责。
当时，前往章氏国学讲习会就学者人数极多。其中，苏州、上海和浙江人占多数；不远千里，从僻远省区来求学者也有相当数量。年龄最高的73岁，最小的18岁。有曾任大学讲师、中学国文教师的；以大学专科学生占大多数。籍贯有19省之不同。而寄宿学会里的，约有100余人。真可谓盛况空前。除正式入学者之外，尚有不少听讲者。其中有些人颇有学术造谐，如李源澄，本为廖季平弟子，又曾受教于欧阳竟无，后任无锡国专教师，因倾心章太炎学问见识，自讲习会开讲以来，不断前来听讲，执礼甚恭。
由于学员程度参差不齐，章太炎采取因材施教的办法，进行分班，把金德建、汤炳正、姚豫泰、李恭、孙立本、柏耐冬等成绩优秀者录为研究生。研究生也听讲大课，同时各自选择专门研究方向，可以随时到章太炎书房接受指导。章太炎学问既博，对授业解惑热情又高，每论一事，滔滔不绝，并喜欢学生置疑。
为配合讲学，1935年9月，章太炎还创办了《制言》半月刊杂志，并亲任主编。他在《制言发刊宣言》中称：讲习会“言有不尽，更与同志作杂志以宣之，命曰《制言》，窃取曾子制言之义。先是，集国学会时，余未尝别作文字；今为《制言》，稍以翼讲学之缺”。《制言》以保存国学、研究国学为为基本特点。章太炎去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继续编印。出至第47期，苏州沦陷，被迫停刊1年多时间。1939年1月在上海复刊，期数续前，但改为月刊，共出版63期。
晚年讲学，著书立说
章太炎晚年讲学，主要针对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端正学风，“扶微业，举绝学”。他在苏州大公园县立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等处讲学，“全国响应，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籍贯分布19省，“东及扶桑，南暨越裳，华夏群贤毕至，锦帆路上，车马云屯。”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太炎“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
有一次，章太炎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兴奋处，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当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却拿着手中的香烟在黑板上猛写，写完后也不看是否写上了，转过身仍旧滔滔不绝地讲课。另一只手中的粉笔，也被他误认为是香烟而放入口中猛吸。学生们都忍俊不禁，而他却全然不知。
章太炎到北京大学讲学时，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北大风雨操场座无虚席，来晚了的人只好站在窗外“旁听”。章太炎在北京任教的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吴检斋等人，围绕着老师登上讲台，然后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地侍立在老师身旁。满头白发的章太炎穿着绸子长衫，个子不高而双目炯炯有神，向台下望了望，就开始用他的浙江余姚话演讲。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于是由刘半农翻译。又因为章太炎在讲话时爱引经据典，钱玄同便不时地在黑板上用板书写出。涉及人名、地名、书名，有拿不准的，担任翻译的刘半农便会与钱玄同当场商量，或者问侍立在老师旁边的其他人，就是不去烦扰老师。
章太炎晚年的时候，经常做一些演讲，也曾系统梳理过国学传统的沿革。其中最有影响的演讲都是在上海。一次是在1922年。曹聚仁对演讲内容进行了整理，集成《国学概论》一书。这次演讲以“国学之本体”、“治国学之方法“、“国学之派别”等内容为主体，分门别类地阐述了国学的源流。另一次是在1年之后，后来结成《国学讲演录》一书，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等章节。这两本书与章太炎早年演讲时整理成册的《国故论衡》有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由于听众的不同而各有侧重。
1936年春，章太炎讲完“通论之部”（即“略说”）之后，开始分部详讲，各部类均请深有造诣的专家主讲。他本人计划在经部讲《尚书》和《春秋》，并约请吴承仕讲“三礼”。1936年6月，章太炎讲完《尚书》后，又加开《说文部首》新课，准备在放暑假前讲完。不料他带病上课，劳累过度，于6月14日不幸病逝。章太炎去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继续办班，直到1941年。
章太炎去世后，国民政府议决“国葬”，拨款2万元给治丧委员会。章夫人汤国梨在杭州选择墓地，得西子湖畔南屏山麓墓地，毗邻明末抗清领袖张苍水之墓。张苍水为章太炎平生景仰之英雄人物。择地即定，正待动工，抗日战争爆发，只得殡灵柩于苏州寓宅后园。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建墓，才葬于杭州。1986年，杭州市政府在此兴建章太炎纪念馆，馆中并收藏各种版本的章太炎著作和大量有关文献，已成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学术的一个基地。
【大师小传】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痛恨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及其《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梁启超：但开风气不为师
梁启超，清末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发起者，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早年曾热情参加文学改良活动，主张文学要能反映时代精神。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
钟情师范，广设女学
1898年，梁启超在代清政府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正式提出设立“师范斋”的构想。这个章程，不仅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而且还是北师大正式孕育的开始。1902年，张百熙奉命重建京师大学堂，最先便成立师范馆与仕学馆两馆，师范馆招收学生79名，仕学馆招收学生57名。其中，师范馆正源自梁启超“师范斋”的构想。可以说，没有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就不可能有中国近代新的教育制度的诞生，也就不可能有京师大学堂，不可能有北师大的诞生。
梁启超钟情于师范教育。他专门写过一篇《论师范》阐发自己的思想：“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今天下之变日亟，教学之法亦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