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辫子马褂却学贯中西
1867年，10岁的辜鸿铭，跟随他的义父布朗，从南洋马来半岛前往英国爱丁堡，以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西学。那时，辜鸿铭不懂德语。布朗说一句，辜鸿铭照着背一句。总共6500多行的无韵诗，他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在爱丁堡，辜鸿铭背熟了莎士比亚戏剧，又开始背诵歌德的《浮士德》。1年后，辜鸿铭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以后，又求学德国莱比锡、法国巴黎，接受西洋正式教学，通晓9种语言，终成精通西学之人。
正是这了得的背书功夫，成就了日后的辜鸿铭。多年后，他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不带讲义，不带教材，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兴之所至，随口而出，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学生们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北大教授“约法三章”
1917年7月，辜鸿铭应蔡元培邀请到北大出任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辜鸿铭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依旧遗老装扮，头戴黑缎面平顶瓜皮帽，身穿方马褂，脑后拖着用红丝线夹编而成的辫子，踱着四方步来到教室，立刻引起学生们的一片惊讶和一阵哄笑。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脑后的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他不为所动，待笑声平息，便与同学们约法三章：
“今后，由我来给诸君主讲英国古典文学。但听我的课，须约法三章。第一，凡我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要起立；上完课我不先走，你们不能出去。第二，凡我提问或你们有疑虑时，都必须站起来说。第三，凡我指定要你们背诵的文章，都必须背得下来，否则不能坐下。假如有谁受不了的话，请现在就退出。”
辜鸿铭上课从来不带任何讲义、教材，径直走上讲台，便开始滔滔不绝地陈述起来：“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7国国风。”辜鸿铭告诉学生：“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10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
学生们遵照他的指示，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由于他学问深厚，授课时海阔天空，旁征博引，中外古今，无所不能，常以耸人听闻的怪论取胜，又以自圆其说的诡辩掀起高潮，最后在语惊四座的嬉笑怒骂声中收场。但他的怪论也好，诡辩也好，嬉笑怒骂也罢，又统统都是学问。因此，他的课极为叫座，不管刮风下雨，抑或寒凝大地，场场爆满。听得那些傲岸的北大学子，一个个瞠目结舌，呆如木鸡，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曾是他学生的阎震瀛，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千字文》，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
辜鸿铭又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凡所教授的外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来做一比较。如他把英文诗称为中国的《诗经》；把密尔顿的长诗《失乐园》比作洋《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他还将孔子思想与歌德精神相互参比，把《论语》中的一些观点都用西文典籍中的类似论说来印证，说明中西异途同归、合为一辙，道不远人的观点等。曾与辜鸿铭合作翻译出版《论语》的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曾这样评价他：“他是罕见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接受了东方圣贤和西方圣贤——特别是歌德——的教诲。”
由于他以学生们所熟悉的中国作家和哲学观点来讲授西方古典文学，学生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他在列举这些作家、诗人们的作品时，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人们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其惊人的记忆力让所有人都折服。即使到了晚年，他还能把弥尔顿65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嬉笑怒骂，妙语连珠
胡适初到北大任教时，非常年轻，又提倡新文学。辜鸿铭对此恼火至极，从不拿正眼看他，并时不时地加以冷嘲热讽，说胡适讲的英语，是美国的乡村土语，与高雅风马牛不相及。胡适开哲学课，更是让人笑掉大牙。他说，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他讲哲学，岂不是误人子弟吗？
1919年“五四”前后，他曾两次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题目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言辞激烈，火药味十足，讥笑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粗庸鄙陋的“留学生英语”谈论所谓“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1917年，辜鸿铭积极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他只好又回到北大教他的英文诗。当时北大内外有些人很不理解，激进的师生们更送给他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辜鸿铭一时很是落寞。蔡元培也顶着压力，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我希望学生们跟他学好英文，而不要学他去拥护复辟。”
1919年6月初，蔡元培不满北洋政府威逼，自动请辞，要离开北京大学。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众口一词，无异议地要挽留蔡元培，辜鸿铭也不例外。但是，他的理由却很特别，甚至有点出人意料：“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可见他时时不忘皇权，仍然不出遗老思维。他的这一滑稽之言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把严肃的场合也搅得不严肃了。辜鸿铭仍意犹未尽，在课堂上还不忘对学生们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1919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当时的英文教授辜鸿铭也坐在主席台上，就站起来发言。……他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有一次，他对学生们说，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因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举了一个例子，以此证明其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声音很小），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且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由此可见，少了那个‘王’字，能行吗？”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里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都对他彬彬有礼。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北大来了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这人刚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就见辜鸿铭窝在沙发里，头上戴着瓜皮帽，身上穿着油光闪亮长袍，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不禁有些吃惊，心想：没想到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又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辜鸿铭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顿时，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了休息室。
辜鸿铭言辞敏捷，辩才无双。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他来。毛姆没办法，只好自己找到了他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吗？”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辜鸿铭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一时无言。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很野蛮时，他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固有特征。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3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这4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对这个旷世怪杰，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因此极力为其饰非。林语堂就说：“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后，语锋一转，道：“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贬者则批判他是“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而主张复古最力者”。今人李国文为其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这正指出了他身上最可贵的一面，也是很多中国人所缺乏的。
【大师小传】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槟城）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因此，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章太炎：香烟与粉笔同书
中国近代史上，能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者并不多见，章太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因敬慕反清思想家顾炎武的风概，更名绛，别号太炎。他反清、反袁、反蒋的革命事迹，以及慧眼独具、超迈前贤的学术文章，为世人所敬仰。尤其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这样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所表现出的风骨、情怀和品格，更值得后人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