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认为十三部不是西汉而是东汉的制度，便给顾写了一封信提出异议。顾第二天便回了信，对他其中的一些观点表示赞成，对另一些观点则表示反对。谭其骧晚年回忆说：“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大师小传】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吴县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20年自北大哲学门本科毕业。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
吴宓：“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
季羡林教授曾对他作如此评价：“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一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吴宓先生崇尚学术，热爱教学。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条件非常艰苦，教授宿舍紧张，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只有一个长桌。但他每晚总是在昏黄的油灯下整理第二天的讲稿，第二天清晨总是第一个到室外朗诵昨夜新加上的内容。等到其他人都起床了，他才返回室中。钱穆慨叹道：“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吴宓先生记忆力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的生卒年代，他都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他每次上课，总带着一本厚厚的《欧洲文学简史》，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书的空白处。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准时走进教室；有时同学还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
吴宓的陕西同乡、弟子李赋宁回忆说：“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10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吴宓先生是一个古典的浪漫主义者。他酷爱《红楼梦》，把自己戏称为“紫娟”，理由是紫娟对林黛玉的感情最真挚、最纯粹。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昆明有家牛肉馆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先生对此非常气愤，觉得有辱林妹妹居所的名字，于是特地跑去，挥舞拐杖把那铺子一顿乱砸。可见，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他不仅对林妹妹如此怜爱，对女学生也是百般呵护。如果他带着学生走在街上，迎面驶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拐杖拦住车；等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才放行。他似乎对所有的女性都是由衷地爱戴，所以他说“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
吴宓先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人、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鲁迅先生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主张中西贯通，注意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他师从白璧德，是中国第一个学比较文学的人，又是第一个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他毕生致力于弘扬和维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孔子及其学说，并进行道德实践。他认为，孔教是中华文明的支柱、中国文化的中心，更是中国道德理想和人格标准的寄托。他说：“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吴宓指出，真正的尊孔应注重两条途径：一是实行，“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实践，今人尊孔的要务”；二是理论，“融汇新旧道理，取证中西历史，以批语之态度、思辩之工夫，博考详察，深心体会，造成一贯之学说，洞明全部之真理。”因此，他反对批孔，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挺身而出。他说：“我已下定决心，为中华文化殉难，为中华传统道德殉难。”“为了维护我的正确认识，为了中华文化与道德传统，宓准备领受任何不测之祸。虽死犹生，含笑九泉。”这是一个平生谨言慎行的耄耋老人，在后来全国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所说的话，也是一个读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理想的人文品格的执着追求。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达30年的清华大学，追随他的好友陈寅恪去了成都。据说，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清华的原因之一。
应邀入蜀，心生隐意
1946年秋，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后，执教清华20多年的吴宓却再也没有回到清华园，而是接受“学衡”老友刘永济的邀请，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据说，弟子钱钟书归国时，吴宓曾与西南联大约定，聘钱钟书为教授，校方也已同意。但钱钟书到了联大后，校方却失言了。他们告诉吴宓，钱钟书的学问还欠火候，暂时只能聘为副教授。吴宓心中不满，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
后来，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后，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请吴宓回去，吴宓先是拒绝，后又开始犹豫，一是他答应刘永济在武大任教1年，若不践行，怕对不住朋友；二是胡适的身影又出现在北平，吴宓与胡适一新一旧，做了多年的死对头，在他犹豫不决之机，金克木从清华来信，告诉他清华已对他失去了耐心，并有人扬言以后不能再让他自由回到清华了。
1946年夏，吴宓接受到一封邀约函，是欧阳竟无的弟子王恩洋从内江东方文教学院（以佛为主，以儒为辅）寄给他的，想请他去该校任教。虽然王恩洋功名之心很重，但学识很高，有热诚救世之心，于是吴宓便萌生了入蜀学佛的念头。他在1947年的一首《无题》诗中写道：“暂不东南西北去，日接鄂湘皖赣人。明岁翩然从我志，为僧大隐向峨岷。”
1948年5月，吴宓应邀赴中山大学讲学。暑期，中大校长陈可中寄来聘书，聘请吴宓担任中大文学院院长。吴宓考虑再三，没有应聘，并复函中大：“辞该校文学院长、研究所长、外文系教授之聘。退还聘书三件，并述中文系必须维持旧贯。”这年底，中大又约请他前去讲学，依然未能成行。他回函说：“武大始复课，不能遽去，致摇动人心；火车票头等增至350金圆，尤虑时局有变，不敢置家于此而只身赴粤；已近寒假，此时来粤，只能上三四星期之课，故不克遵命即来，而决当于寒假后，下学期开学时来中山大学久住，授课云云。”
1948年秋，吴宓决意辞卸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职务，到王恩洋先生在成都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学佛教。他在1949年春所作的一首《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中写道：“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表达了自己入蜀的心愿。
1949年1月，长江天堑阴云密布，春寒中的珞珈山梅花盛开。寓居国立武汉大学的吴宓却无心赏梅；他发现，武大的校园已不再平静，时常有士兵闯入，拿着斧子和扁担砍伐校内树木以作柴薪，甚至连盛开的梅花也未能幸免。此时，北平已成围城之势。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随即长江防线崩溃。4月29日，吴宓由汉口乘飞机入蜀。吴宓自己写道：“初意本欲赴成都，在川大任教授而在王恩洋主办之东方文教学院讲学；但因行途不便，遂止于渝碚，而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漱溟主办之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此时，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
吴宓的弟子对乃师落脚于重庆有过种种猜测。或说吴宓的生死之交、著名诗人吴芳吉葬在重庆江津白沙，吴宓死后欲葬白沙吴芳吉墓旁；或说吴宓是先到重庆，再去成都，师从佛学大师王恩洋研修佛学，然后上峨眉山出家为僧。吴宓一生浪漫多情，且游学中西，抛却俗世于他似乎不可理解。但遭世变，找个清静地方述往圣之绝学，“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似乎更为合理。
受阻重庆，忧心政治
1949年4月，吴宓先生准备去四川大学，因战火弥漫被阻于重庆，先后在私立的勉仁文学院和相辉学院任教。这些学校后来辗转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吴先生也就随之成为西师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初到重庆的吴宓，住在湘辉学院的一间平房内，教授外语。房间不大，只有12平米，一桌一榻，陈设极为简单。湘辉学院位于北碚对岸的夏坝，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内迁于此；抗战胜利，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由一些留川复旦校友筹建了私立湘辉学院。此外，吴宓还在由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兼任文学教授。据他自己回忆：“在私立相辉学院及勉仁文学院两校任教授，一校各三天，来往劳苦，住处及饮食皆不好、不便；是宓一生生活最苦的一段时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钱穆与朋友们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学院，给吴宓寄来章程及课表，以“学术主张及宗旨素通”力邀吴宓赴港共事，被吴宓推辞。却对于新政权，吴宓亦心怀忐忑。他写信给身居岭南的陈寅恪，表达自己的忧心忡忡。1950年春，陈寅恪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寄诗一首《庚寅春日答吴雨僧重庆书》：“绛都赤县满兵尘，岭表犹能寄此身。菜把久叨惭杜老，桃源今已隔秦人。悟禅猲獠空谈顿，望海蓬莱苦信真。千里报书唯一语，白头愁对柳条新。”“柳条新”暗指新政权，陈寅恪犹是“白首愁对”，吴宓更是愁上加愁。1950年4月，两私立学院相继撤消，吴宓在好友李源澄的推荐下，应著名的苦行教育家柴有恒邀请，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
1950年8月，吴宓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后到历史系、中文系）。这年中秋，陈寅恪写信给吴宓，说川中非久留之地，劝吴宓“以回清华为较妥”，并寄诗云：“秦时明月满神州，独对婵娟发古愁。影底河山初换世，天涯节物又凉秋。吴刚斤斧徒闻说，庾信钱刀苦未求。欲上高寒问今夕，人间惆怅雪满头。”这一年，吴宓随事辗转，最终有了新的落脚之地——西南师范学院。此时，运动乍起，秧歌戏满街，到处是改朝换代的景象。吴宓对此很不适应，他觉得“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难”。
“世界古代史”风波
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的前两年，吴宓先是在外文系教“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后来随着“全盘苏化”，外文系停掉了英文专业，改为俄文系，学生全部学俄文，1953年2月，吴宓转到历史系，教起了“世界古代史”。
刚开始，吴宓的教学工作还进展得比较顺利，历史系主任孙培良对他也比较尊重。1954年，孙主任外出时，还请吴宓代理了一段时间系里的工作。不久后，吴宓改任世界古代中世纪教学小组主任，每周要上几节历史系本科的“世界古代史”，困难也就随之而来。
在1955年4月16日召开的教学小组期中检查会上，孙甫儒将主要矛头指向吴宓，说吴宓讲希腊奴隶暴动一章，不细述事实，只讲课本中的若干篇页，命学生自读。吴宓面对指责，承认自己“学识材料丰实而政治思想浅薄”，所以“为国家计，为学校计，为本系学生计，最好教师各用所长而许其藏拙，合众美以成一全才”。“今后‘世界古代史’可由宓供给史籍真确材料，而由君运用、体会、酝酿、编造，而向学生讲出”。但是，学校没有批准吴宓的意见。
暑假期间，吴宓知道下学期又要继续上“世界古代史”，不知道与他共事的孙甫儒又会给他添什么麻烦，于是惴惴不安地去找系主任诉苦。孙主任严肃地告诉吴宓，现在政府、学校、学生所要求的，正是像孙甫儒这样的老师，“仅读过二三汉译之苏联课本及参考书，但合乎马列主义之观点立场，便是好教师。而非博学通识、精读史籍原著以及通悉古今西洋文字语言之人。即王静安、梁任公、陈寅恪诸先生，在今亦必不见重。公应明知此情形。为公计，只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精通之后，出马列主义以与孙甫儒等相周旋，庶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而求胜之，此外无他途”。吴宓听了这番话，心里凉了半截。
在新的学期，经过吴宓再三要求，院方终于同意由孙甫儒主讲“世界古代史”，吴宓当辅导，为主讲提供参考资料。不用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吴宓仿佛卸掉了千钧重担。用他自己的话说：“幸得本期不主讲‘世界古代史’，乐得休息游乐，自求旷达。”
【大师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