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北京老人，由于侯宝林大师生前的一次举荐，使他一下红遍全国。目前他已经参加了一百三十多部电影电视剧的拍摄 。北京城里的各类文艺活动以及老百姓的婚丧嫁娶都要请他去客串。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女士来了兴致，也要听他喊上一段。这位老人万万没有想到，他苦难童年生活中的谋生手段竟给他晚年带来了无限风光。
时代飞速发展，老北京离人们越来越远了，远得连背影也看不清了。只有老北京人创造的老北京文化还可以描述老北京昔日的面貌，给怀旧的人们带来一丝半点的慰籍。然而老北京文化也在日甚一日地远离人们，这样的话，就使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口号越喊越响。北京，一个名叫臧鸿的老人在这样的口号之下红了起来，成了人们说的国宝。
今年69岁的臧鸿，是从老北京走过来的北京老人，他的绝技是一口气能喊出170多种老北京的叫卖声。在电影电视剧中，在人们的婚丧嫁娶仪式上，往往是他的一嗓子，就把人们飘飘悠悠地带到了北京的往昔岁月。因此，人们叫他“吆喝大王”，因为经常被请到全国各地去演出，于是，全国各地的人就叫他“中国吆喝大王”。
9岁失学，开始提篮小卖，走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尝遍了人世的辛酸，但，绝技也就在这样的辛酸中悄悄练了出来。
1932年，臧鸿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困的旗人家里，臧家世代靠给人搭席棚为生，到了臧鸿这一代，生活已经难以维持了。9岁的时候，臧鸿已开始体会挨饿的滋味。有一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和邻家一个叫小歪子的小朋友商量不上学了，要出去想办法找东西吃。
两人来到西琉璃厂的一个报馆门前站住了，臧鸿对小歪子说：“我们给报馆卖报吧。”小歪子说：“我们没钱呀。”“进去再说。”臧鸿说罢，领歪子进了报馆。负责批发报纸的老头起初坚决不同意。小歪子给老头先下了跪，臧鸿见状也跪了下去。老头无奈，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如果卖了钱不给我，以后就别指望到我这里来。”这样，他们俩每人赊了200份报纸，跑上了街。臧鸿当天卖了180份，扣除给报馆的钱，他给家里买了8斤棒子面。父母非常高兴，说：“那就别上学了，反正我们也供不起了，不如就去卖报吧。”半个月后，家里那口从来不满的面缸居然满了，全家人能够吃饱窝头了。而这时，起初吆喝起来怯生生的臧鸿，已学会优美地吆喝报纸了，在北京的报童中，他的声音最为吸引人。两年以后，小歪子说：“我们去卖臭豆腐吧，臭豆腐剩了，我们还可以吃。报纸剩了，都白扔了。”臧鸿一想也对，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小柳条筐和小歪子一起去叫卖臭豆腐。每天早晨，他6点钟起床，从灯市口的家走到位于东琉璃厂的王致和腐乳厂，买上200块臭豆腐50块酱豆腐往筐里一放，就一路吆喝着往家下走。臧鸿从小喜欢模仿庙会里的各种吆喝，又生就一副好嗓子，只几天的功夫，他的吆喝水平就超过了同行们，他喊得有腔有调有滋有味——“臭豆腐绕酱油，酱豆腐蘸窝头……”老北京人活得讲究，买东西不但要看谁的货好，还要听谁的叫卖好听。同样是王致和的臭豆腐，臧鸿筐里的就卖得格外快。到13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点小资本了，于是，他的生意开始往大一点做了。他选择了卖水果和蔬菜。他的力气越来越大了，生意也就越来越有规模。渐渐地，他有了一辆排子车，每天早晨，他拉着车到天桥四面钟那个地方去批发水果蔬菜，然后由天桥走龙须沟到羊市口灯市口，一路悠扬地吆喝下去——“香菜”“韭菜”“青椒”“茄子”“黄瓜”“西红柿”“胡萝卜”拣样挑来……小四合院里的主妇和深宅大院里的女仆们经不住这诱人的吆喝，她们迈动着小脚向臧鸿蜂拥过来。臧鸿的水果蔬菜就在妇女们品味他吆喝的余韵中，一筐一筐地卖掉。
吆喝使他忘记家中的苦难，忘记日本人的毒打和恶霸的期辱；而忘情的吆喝又使他成就了一门独特的艺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臧鸿当家的时候，正是家时最困难的时候，全家十多口人全靠他父亲一人为别的搭席棚来养活，饥饿每天都在嘶咬全家人的肚子。上私塾馆的时候，家里连个书包也买不起，妈妈只能用家里的屉布给他缝了个袋子。肚子“咕咕”地叫，再想起父母愁苦的脸，他的书根本念不下去。
12岁那年，他和父亲给一日本军官家搭凉棚，一根竹杆子倒下，砸破了日本女人的腿。日本军官把他带到兵马寺的宪兵队，毒打了一顿之后，丢到地下室里又灌了一阵凉水，这才心满意足地把他踢到街上。
在行上批发水果蔬菜，他要忍受天桥恶霸的欺辱，稍有不忍，立刻就要招来一场横祸。在天桥四面钟那一带讨生活，终日都要提心吊胆。
可是，穷人无论怎样也要活下去，臧鸿找到了他活下去的方法，那就是放开嗓门尽情地吆喝。只有吆喝，才能让这个北京孩子忘掉所有的忧愁与苦闷。
“大小金鱼儿来……”
“江米小枣——好大的粽子来……”
“年糕团儿——好大的块……”
“开了锅的来——炸豆腐……”
老北京做买卖的讲究吆喝，后来者臧鸿的吆喝最为讲究。有人说臧鸿的吆喝是老北京吆喝的集大成者，甚至有人说是臧鸿把吆喝升华为艺术。然而，关于吆喝，臧鸿的理论才最令人信服……
“吆喝是一种特色很强的市井文化。大年初一卖活鲤鱼祭财神，借年年有余这句吉祥话：二月卖大小金鱼，供佛用的太阳糕；三月三蟠桃宫庙会，有豆汁，豌豆黄，熟咸螺蛳；四月卖曲麻菜；五月卖江米粽子、扁桃、桑葚；六月卖各咱青菜；七月卖西瓜、甜瓜、扒糕、凉粉、茉莉花、冰块、江米糖糕、老玉米、；八月卖酸甜豆汁、大活螃蟹、郎家园的枣、甜葡萄、臭豆腐、酱豆腐；九月卖雪里红、芥菜；十月卖羊头肉、炸丸子、炸豆腐、罗卜、硬面饽饽；十一月卖烤白薯、海棠；腊月卖豆芽菜、关东糖瓜子、年糕坨。所有这一切，全要靠吆喝来完成。要的太太小姐听见，又要透出优雅，不能野腔野调地招人烦；在闹市上吆喝，讲究音短、甜、脆、响亮，让人听起来干净利落。上些年，城南城北的吆喝都不一样，好像是两个派系。就拿卖冰糖芦的来说，东南城的吆喝出来干倔；西北城大宅院子多，小贩的吆喝优雅深沉；在王府井附近吆喝的，多是小伙子，长城甜脆响亮。”
据说，老北京的吆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数百年的吆喝，到了臧鸿的嘴里变成了炉火纯青的艺术。
1945年鬼子投降和1948年北京解放的时候，臧鸿的吆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1948年看底，看到一队队进城的解放军，臧鸿的吆喝声中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他高兴啊，因为从那时起，他成了梦寐以求的不被人欺负的自由人。不久，他的吆喝被文艺界人士听到了。
1950年的一天，臧鸿被街道委员会找去了。干部们问他：“爱咱们的新中国吗？”“没产说，一百个爱”“那好，拿出你吆喝的本事来，好好唱一唱。”就这样，在街道里臧鸿开始唱戏。他本来不会唱戏，可是他聪明，一学就会，没几天就登台演出了。他先后唱了评剧《小女婿》、《刘巧儿》、《白毛女》、《柳树井》、《艺海深仇》、《取缔******》，几出戏下来以后，臧鸿红遍了崇文区。中国评剧院的艺术家杨星星看了他的戏后，说“这个臧鸿行”。1952年，臧鸿调入北京铁路局工程处做架子工。人们听说他能说会唱，就又把他调入铁路部文工团。在团里，他演戏，也说相声。其中自编自演的相声《一贯害人道》、《夫妻之间》得到相声演员张喜树老先生的好评。他说：“赶明个儿，我给你找个老师好好学学吧。”张先生说话算话，过了几天，他领着臧鸿来到老艺人相声前辈王长友的门下，王长友听了他的段子后，慨然收他为徒。在王先生的指导下，他说了轰动一时的相声《卖布头》，这个段子充满了老北京的吆喝，臧鸿的特长得到了高度的发挥。人们都说，臧鸿说不定你的这手绝活将来要派上大用场。由于臧鸿对北京相声的贡献，《中国相声史》将他的名字收了进去辈份要高出几位当红笑星好多。
侯宝林的鼎力举荐，臧鸿进入《伤逝》剧组，著名演水华请他到家时喝酒，高度评价他的表演。从此，他红遍演艺界。
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要将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同名电影，著名导演水华请侯宝林先生出山，想让他喊老北京的吆喝，因为侯大师曾在相声名段《改行》中成功地吆喝过。侯宝林出于对影片的负责，坚决推辞。他说：“我这声音观众太熟了，电影一开演，观众一下就能听了是侯宝林在喊，那您的片子就砸了。”水华一听，觉得有理，连连点头。侯宝林说：“我向您推荐一个人，他在这方面要比我强得多，他是我们北京城里有名的吆喝大王。”于是，水华就找到了臧鸿。水华是臧鸿崇拜的大导演，加上，他听说影片是由大艺术家王心刚，林盈主演，他想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于是，他欣然同意了。先是到北影厂的录音棚录音，他一口报给录了七十多种吆喝声。接着，他又去西三环万寿寺，参加拍摄涓生和子君逛庙会的场面，他在其中扮演卖酸梅汤的小贩。影片上映后，反响很好。水华给臧鸿付了200元的劳务费，并且请到家里喝酒。席间，水华高兴地对他说：“演员时，你的水平是很高的。”
《伤逝》之后，臧鸿又给《知音》、《城南旧事》、《老北京的传说》、《四世同堂》、《谭嗣同》、《春桃》、，开国大典》等130多部电影电视剧配音。以至于到后来，凡是拍摄反映老北京生活的影视作品，导演们都要来找臧鸿。
臧鸿红了。
老舍夫人胡洁清点名要听他的吆喝，老人听后大为赞赏，挥笔为他题写“中国吆喝大王”。
臧鸿除了给影视剧配音外，还要被人请去参加有老北京风俗的婚姻丧娶活动，他既给人家当“导演”，又给人家学五花八门的吆喝。在各类反应老北京风貌的传统文化活动中，臧鸿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一天赶三次场是常有的事，他还有了经济人，赶场的事不通过经济人他是不去的。“因为现在演艺圈比较复杂，我怕上了坏人的圈磁做出对不起观众的事。”平时，老北京茶馆，正乙祠剧场、老舍茶馆都是他的活动地点。
1993的，臧鸿在北京老舍茶馆演出。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女士提出要听他喊卖柿子的声音，而且要听卖京北高庄柿子和卖京东平谷大盖柿子的吆喝声。臧鸿清清嗓子，两种截然不同的吆喝，他依次喊了三遍。胡老太太听了以后，兴奋地站起来鼓掌，老人家高兴地说：“绝了。我一听您这喊声，我就回到了我年轻二十多岁当姑娘的时候。”说罢，老太太命人取来笔墨纸砚，当场为臧鸿题了一幅字，叫做“中国吆喝大王”从此以后，只要胡太太来了怀旧的兴致，就要请臧鸿来茶馆喊上几嗓子。久而久之，臧鸿竟和舒乙一家人成了好朋友。每日闲了下来，他就要看上几眼那幅已经裱好的字，他党得那是最高的奖赏和权威性的肯定。可是，回想起童年的苦难，他心中不免要生出几番感慨。
小时候卖臭豆腐的那个柳条小筐，已经跟他57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先后搬了四次家，他的孩子们总是不耐烦他这个宝贝，多次声称要给他扔掉。每次都被他保住了，第一次搬家，是在七十年代末，儿子媳妇不想把“那个破玩艺儿带进新房”，他的回答很“政治”——“我学了个新词，是列宁同志说过的话，叫做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不想背叛。留着吧，他能让我记住过去。”
臧鸿还有一个在别人看来是怪癖的习惯，就是坚决不买日本货，理由是“我烦他们。”
前年，他们家搬进了新楼，孩子们趁他不注意，又要扔掉那个筐，又被他吼住了，他的吼不同于他的吆喝那么热情悠扬，只是粗短的一个“敢”字，孩子们听了，立马住手。
从1992年起，他经常挎着那个小筐去北京各个学校义务讲演，每次讲演，他都要给学生们学各种吆喝，最后，他总要大喊一起：“孩子们，我是过来人，请听我说句实话，新中国一百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