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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闰土家庭与鲁迅

说来也是蹊跷,采访他,竟是起源于和周海婴先生的一次电话闲聊。

那天,周先生对我说:“你去南方,不妨到绍兴看一看,写一写‘闰土’的孙子,他叫章贵,是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很有写头的,他是由一个农民,一个文盲,通过刻苦努力,最后成为鲁迅研究的专家的!”

于是我来到绍兴。

章贵,今年61岁,健壮,魁悟,1.72米的个子,方方正正的脸膛上有一双细长的跟,笑起来十分的亲切。“周海婴来信了,说您要来,让我好好招待,说您是他的好朋友!”他这样说,并和我握手。这手结实有力,只是手背上不见了鲁迅描写他祖父那样的“松树皮”。他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农民的外形,知识分子的气质。

他极热心地领我逛“百草园”看“三味书屋”,并指着鲁迅故居的对面说:“瞧,河那面就是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豆腐房,可惜都扒掉了。”

熟读鲁专家小说《故乡》的人,对那个“紫色圆脸,头戴一顶小毛毡帽,劲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颈圈”的少年闰土,一定是会有深刻印象的。但要谈“闰土”和鲁迅家的关系,不定期要从“闰土”的父亲母亲谈起。

生活中的“闰土”本名运水,他姓章。他的父亲叫章福庆(1850-1903),是距绍兴60华里的杜浦村的农民,除了种田外,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竹匠。每逢农闲时,他都要外进出城做工。有一年,他经人推荐来到周家做法。周家看他手艺好,并且为人忠厚笃实,不时常请他做工,于是就渐渐熟识起来。从周作人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章福庆除了春节前后到周家帮忙外,平时周家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要叫他来的。他来时,也总是带点自产的土货相送,如春天的鲜罗汉豆、夏天的西瓜、南瓜,冬天的干青豆等等。周、章两家最得力的帮手。他在周家做工,很喜欢少年的鲁迅。他常常用竹制成各种玲珑虽致的玩具:有竹鸭蛋、小水桶、双虎斗等送给鲁迅。有时他还都鲁迅在雪地上捕捉鸟雀的办法。

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里曾写道“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个女工,身材生得高大,这就是真阿长……”这位“真阿长”也就是章福庆的妻子,她叫阮太君,也即章贵的曾祖母。

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了,这时阮太君也生下了小女儿。因鲁迅母亲身体不好,所以章福庆把妻子带来给鲁迅做乳娘。她个子高大,很忠厚,懂礼节,待人客气,周家的小孩称她“章妈”,鲁迅母亲则叫他“庆太娘”。她后来虽然不给鲁迅喂奶了,但还是常常到周家做客,每次见到鲁迅的母亲,第一句话总是说“哈哈,老太太,我又来啦!”鲁迅母亲的回答也常常是那句话:“你老是这样开心!”然后,老姐妹俩僦唠起家常来其乐融融,全我主仆之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鲁迅离开绍兴迁往北京为止。阮太君生有两女一子,儿子便是鲁迅的好朋友章运水。

1893年的新年,鲁迅曾祖母去世。新年办丧事,鲁迅家里显得更是忙乱。章福庆征得鲁迅父母的同意后,把他的儿子章运水叫来帮忙,这就是章运水第一次进周家。运水比鲁迅大2岁,尽管那时封建竺级森严,但鲁迅仍与运水兄弟相称,“运水哥”省年鲁迅常常这样叫,运水也就甜甜地答应,早忘了父亲“要叫少爷!”的叮嘱。运水初次进城看到什么都新鲜,鲁迅史弟们就陪他逛大待或到风景处游玩,周作人日记中,曾有他们兄弟陪同运水登结兴应天塔的记载。生长在农村的运水则是满肚子的乡下故事,他常常绘声绘色地讲给鲁迅兄弟们听,诸如夏天的夜里,他和父亲怎样到沙地里去看西瓜,看到獾猪来吃西瓜时怎样去刺;曹娥江边的跳跳鱼怎样在水中会游、在岩上会跳,曹娥江澎水来时的惊险场面等等,鲁迅往往听得十分入迷,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故乡》一文中写道:“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究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后来,鲁迅18岁那年离故乡去南京读书到日本留学,后来又一直在外边工作,但仍和运水保持着友谊,运水也还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凭着忠厚笃实与一手好手艺,经常到鲁迅家去帮忙。

1919年12月,鲁迅回到绍兴搬家,周建人特地把鲁迅到家的日期写信告诉章运水,运水便带着大儿子启生(即章贵之父)上城,一方面帮助整理家杂,一方面会会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鲁迅。这次鲁迅虽住了二十天,且有许多杂事要处理和告别众多的亲朋好友,但他还是和这位少年时代的农民好友做了细语长谈,,并在交谈中了解了运水的困境。其时,章运水已有5个孩子,在黑暗的旧中国,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他已失支了少年时戴着明晃晃银项圈“手捍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的勃勃生气,”“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露着“凄凉的神情”这使鲁迅“打了一个寒噤”。12月24日鲁迅偕母亲等要起程了,章运水又特地上城送行。从这以后两家就失去了联系。鲁迅于1921年创作了著名小说《故乡》,以章运水和他儿子章启生为模特,塑造了“闰土”和“水生”这两个典型人物,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象印。

周、章两家重新建立起联系,已是1956年的事啦。那年,周第婴和母亲许广平到上海参加鲁迅坟墓迁葬仪式,之后,回到绍兴,周海婴在鳍迅纪念馆见到了当时已是馆员的章贵,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周章两家的世代友谊又绵延起来。

章贵说:“说来也巧,我人祖父运水和鲁迅先生一样,也是1936年去世的,这或许也是他们的一种缘份?祖父有三个儿子,你亲章启生即小说中的水生是老大。我呢,是1933年出生的,3岁那年,父亲劳累过度而病故;接着又遭水灾,租种的几亩薄地里长的玉米全被大水冲掉。天灾人祸很快使我们家破人亡;母亲去上海给人家当保姆,哥当了童工,妹妹连病带饿死去了,我被送到邻村当小长工。后来,解放了,我一家和所有穷人出了苦海。可我已错过了上学的机会,老实说,我那时是个地道的文盲。可我不甘心,我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于是我参加了冬校学习,卖掉了哥哥临去上海当童工时送给我的纪念品—一条棉纱腰带,用这个钱去买书。我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去速成班读书。为了使学习的内容能记住,我采取了“小和尚念经”的朗读法;早上读,晚上读;上课读;下课读;工间休息时读,饭后休息放声读……不到几天,我的喉音嘶哑了,发不出一丝声音,真象个哑巴,不过,我还是坚持读书,喉头虽痛,心里却甜得很。1954年2月,政府抽调我到鲁迅纪念馆工作,在领导的关怀下,我进了职工夜校,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文化学习。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很快摘掉“文盲”的帽子,我像重见光明的盲人一样,开始疯狂地读书,我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著,尤期是鲁迅的著作,我是一篇也不落地读,力争篇篇达到精读的程度,力求能胜组织交给的工作。从1956年到现在,我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已有几十万字啦,并被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吸收为理事,1982年,我被提升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去看我办理退休手续,现在被馆里聘回来工作。我现在生活很好,我有一儿一女,我的儿子叫章洲,在绍兴弹力丝当经济师,女儿从事幼教工作,孙子也6岁了。我和老伴在一起过,住的是三室一厅,很舒服的,比起我的祖父父亲他们,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我的老家杜浦村,现在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叔叔们在乡下,他们都过上了日子,他们都属于中国富裕起来的农民,我常去看他们。在周家,我们的关系也象鲁迅闰土时代一样的亲密。我和周海婴经常有书信往来,他带儿子常回绍兴来,一回来,我们就象团聚了的家人一样,融洽得很。我要去北京,就一定到周海婴家,我们这真叫世交呀,从我曾祖父算起到现在,已有四代了。我还要我的儿孙和周海婴的后代继续交往下去。为什么呢?这叫一往情深,源远流长呵!

说到这里,章贵笑了,“我现在就给周海婴打电话,说你到了,让他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