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提供的关于吴起的史料，与司马迁提供的史料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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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是“出妻”；（韩非子）
一个说是“杀妻”。（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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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杀妻是为了“求将”；（司马迁）
一个说出妻是为了证明法律的威严，而暗含了保护妻子及其一家的目的；（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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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把吴起描写得德才反差太大；（司马迁）
一个把吴起的德才统一在这位伟大天才的身上，将他作为诚信的楷模和标兵。（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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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采信当然会导致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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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的可信度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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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认为，在吴起的事情上，韩非子要可信些。
不但因为他是战国时代的人，生于公元前280年，在吴起死后100年后出生的（就像我们现代人看清朝末年的历史、看民国的历史）；而且，韩非子是韩国贵族，不仅能够听到口碑传说，还能够阅读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自己是韩国贵族，能够了解到魏、赵、韩当时结盟时的某些不为外人知道的内部资料（存在宗室中的某些秘密档案）。
韩非子所看到的史料可是没有被后来的秦始皇和项羽焚烧过的原始档案哟！
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情况是司马迁所处的历史背景——
西汉刘邦、吕后之后的政治斗争极为激烈，因为掌握政权的窦太后继承的是汉以来信奉的黄老学说。这是托名于黄帝与老子的一个学术流派，是道家的重要分支。它成为西汉初年的国家指导思想。战国时代，自魏文侯起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秦朝灭亡后法家思想被当时人摒弃，以为秦的灭亡是由于它的过错，所以，才改换为道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道家思想讲究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分管理，给予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更多的空间与自由。到了汉武帝上台后，因为考虑到皇帝的权威和子孙万代的家天下，以及对周围政治势力的打击并限制地方列强势力的不断扩大，促使刘彻偏好用儒术来统治天下。
儒学公羊派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于是登上西汉政治舞台。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遵儒术”的提倡。这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变种，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也是中国历史上独裁和钳制思想的第二次浪潮。从此，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唯一指导思想，不但控制思想，还控制了教育，以及具备了法律效率，有时候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中国法律史上，许多时候司法官员可以运用儒家经典的“大义”和事例作为判案和量刑的依据。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教化的工具，还成为不可侵犯的法典（明朝最为明显）。如此腐朽下去，最后把中国带入落后和愚昧，被西方列强打得很惨。
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开始，朝廷议事已经必须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了，汉武帝已经要求大臣议政“具以《春秋》对”、“以经对”（经，指儒家经典）。虽然，汉武帝没有采用秦始皇和李斯使用********的手段强制而为——谁藏有法家之外的书籍杀你的头、烧你的书——这个比较血腥，容易引起反感。汉武帝采用的措施比较委婉，是诱导和威逼性的方法，从控制选官、教育、立法、执法等等方面入手——把儒家思想贯穿到国人所有的生存空间之中。因为不读儒家的经典当不了官，因为学校的课程都是儒家的；因为做事和评判是非的标准也都是儒家的——社会舆论被儒家死死控制。实际上，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这样的一些规矩（即处事的游戏规则）。作为个人，能够脱离这个社会而生存吗？完全不可能！
这是比秦始皇厉害许多倍的思想控制和舆论控制，所以，使得任何的读书人必须屈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马迁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够写出自己的不于官方意见的史书来（书中不单单的要说儒家好话，还要善于说别家的坏话）。事实上，司马迁的《史记》当时只是司马迁个人的私人著作，不是国家的正式史书。所以，在思想白色恐怖之下，司马迁在收集史料的时候，当然不敢完全按照先秦人——比如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史料来刻画同样是法家始祖之一的吴起。他收集一些胡说八道的史料伪装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能够从《史记》中发现，凡是法家或者非儒家人物的史料，一是篇幅比较小，二是史料比较乱，三是说坏话的比较多，特别是太史公的评价，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话。当时虽然还没有后世清王朝的文字狱那样严酷，可是司马迁因为已是带罪之身（受了宫刑），不会不忌讳当时圣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高指示。万一有人搞文字狱——司马迁总得考虑这层意思吧。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所有法家人物大都不感冒，评论很刻薄。
如此看来，太史公写吴起，将他写得矛盾百出，思想和行为前后不统一，实属无奈之举；这就跟吴起“出妻”一样，亦是实属无奈之举啊。
于是我们明白了——司马迁为了避祸，所以才能够写出如此奇怪的文章。
吴起亦然，其用心非常良苦，完全是爱戴他的妻子，才可能做出如此的（为了织一条丝带就把妻子休掉）奇怪举动。卫国的君主和妻子的内弟，当时更不可能明白吴起的心思了。
吴起的做法，是得到后来历史事实的印证的，因为过了许多年，当魏武侯去世之后，儿子魏惠王接班后，有感于曾经为魏国做出过贡献的前朝功臣，于是做出过一个重大的举措——为吴起平反！（这个事例也藏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时候让人觉得司马迁故意这样做的。）
平反后的结果就是——恩泽吴起的后人。
据《战国策?魏策》记载：“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浍北，禽乐祚。魏王悦，郊迎，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辞日：‘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撩挠而不辟者，此英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王日：‘善’。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
历史记载说，魏惠王（即魏文侯的孙子）时代的魏国相国公叔痤带领魏军，与韩、赵联军在浍北作战，大获全胜，俘虏了赵国的将军乐祚。魏惠王很高兴，赏赐给公叔痤田百万，公叔痤并不接受，说：“使士卒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是吴起的‘余教’，不是我所能办到的”。魏惠王知道曾经给魏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吴起，知道他是被自己的父亲魏武侯冤枉逃走的，所以认为公叔痤说得对。
魏惠王派人四处寻找，终于找到吴起的后人，给予了他们丰厚的赏赐。看来，吴起离开魏国后遭到过名誉上的伤害（不然就不存在后来的平反了），吴起出妻之后也就避免了妻族和儿子们的灾祸，因为卫国是魏国的附庸（在魏国强大的时候，即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期间，两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呵呵，有点像****中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不然，后来就不会有人来领受平反的恩泽了。
不过，这些已是后话。
……
我们故事中的写到的吴起，此时，正在离开魏国，行走在南下的路上。
眼睁睁的，我们正看着不得志的天才英雄逃离！
马不停蹄的逃离……
（由此看来，吴起杀妻求将，母死不归的“罪行”，也许是吴起逃出魏国的时候，被魏国给栽赃的。不然，就没有后来的平反。既然吴起在魏惠王时期已经平反了，后人为什么不愿意记住，还要说他如何如何的，谣言流传2000多年，似是而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