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枝。话分两头说。
魏击在命翟角联合赵、韩攻打楚国的时候，突然发了一道命令，调吴起从西河分兵进攻齐国。
这件事情首先遭到段干木和任座的反对。
段干木和任座认为，魏国联合赵、韩，经过多年的征讨，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自三家策命之后，成为正式的诸侯，在政治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名正言顺的对它国进行讨伐了。就目前天下的形势看，魏国的实力强于其它任何国家。但是，由于历史遗留的地缘关系，魏国的扩张空间在中原地带已经没有多大的潜力，如果往东方用兵，打击齐国，受益的是赵国，魏国得不偿失；如果往东南方用兵，势必与韩国发生争执；如果往北方和南方用兵，三晋联盟就会破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魏国应该重新调整总体战略方针——往西方进兵，灭掉秦国。
段干木的灵感，来至吴起的对秦的军事报告书。
但是，由于魏文侯重病，吴起的报告书魏文侯没有能够看到。
魏武侯长期蜗居在中山飞地，长期受到父侯对于天下形势判断的影响，不能够与时俱进，不能够根据天下形势的改变调整魏国的总体战略方针。所以，当魏文侯去世后，他在看到报告书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到吴起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有多大，是否因此可能给魏国造成尾大不掉的潜在危险？
要知道，魏氏起家的历史，就是卿大夫首先从晋国君主手中夺取的权力。
为什么可以夺权成功？
最重要的经验是因为魏氏的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并强大起来。
目前，吴起手握雄兵，能征贯战，军中威信极高，是父侯身边的红人——对于这样的人，历史上的做法都是逐渐削去其实权。
魏武侯还想到：西河地区，相对独立，那里过去就是大荔国，吴起要在当地独立，割据一方，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魏武侯作为新任国君，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纯属正常。这是君主制的特点。
问题出在吴起的雄心壮志——他在不适当的时候，制定了一个攻灭秦国的大胆计划，要求朝廷给予军需物资以及兵员战车的支持。虽然，得到段干木、任座等有识之士的力挺，但却受到魏击的猜测。
我们从零星的史料中可以看得出，魏击是“中山派”，他只信任从中山带过来的亲近之人。对于段干木，认为老了；对于任座，当年魏文侯委派魏击镇守中山，他曾经直率批评过，言语非常激烈，把魏文侯都气坏了的，虽然魏文侯没有计较，但在魏击的心中总有些不太了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强烈反对过人家的升迁，人家忌讳你难道不正常吗？
那一天，当吴起得知新任国君要自己离开西河，东进伐齐，两眼都直了。
吴起不解的道：“难道君上没有看过起之灭秦大计么？”
魏武侯就是担心吴起不听从命令，所以专程派任座前来西河召唤吴起的。
任座回道：“将军，您难道不明白，君上正是看了，所以才更担心呀！”
吴起明白了，问道：“段相国和任大人怎么不替某说之实情呢？”
任座道：“段相国和任某力挺将军，曾经劝说君上抓住机会灭秦，但是，新君有自己对于天下形势的衡量，您要理解呀！”
吴起大呼道：“起这一走，灭秦计划将付东流；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吴起脾气上来，就要不听武侯调遣。
任座大声道：“不可！”
吴起道：“起受文侯重托，坐镇魏国西方，远离国都，有何不可？”
任座告诉吴起：“主公初承接魏国君位，不得不考虑魏国内部各个重要职位指挥灵不灵的大事儿，你如果抗命不行，怎么能够取得新君信任；如果不能够取得信任，你的灭秦计划如何能够得到支持？魏侯此时正是要试探你的忠心呢！”
吴起生气的道：“起问心无愧。此前，文侯将魏国重兵交付与我，在西河这片土地上，我率军攻城掠地，辟地千里，然后受命镇守西河，使秦军不敢来犯。起从二十六岁为大魏效命，至今已近二十年矣，何曾有过异心？”
任座摇头道：“将军所言差矣。你既然二十年都听从魏君命令，为何现在不听了呢？既然新君见疑，你可以服从命令而打消疑惑；但是，您也可以不服从命令以增加疑惑。何利何弊，岂不是一目了然么？”
吴起拱手谢道：“任大人所言，顿开某之茅塞，起敢不从命？”
随后又叹道：“某此一去，恐西河危矣！”
于是，吴起跟任座返回都城安邑，被任命为讨伐齐国大将军，征讨齐国。
此时，秦国方面，秦简公在参加三晋策命诸侯的第三年（公元前400年）去世，秦国实权派旧贵族们仍然把持朝政，对于秦简公在秦国搞的“初租禾”和“令吏初带剑”、“百姓初带剑”等法令统统不认可，排挤具有改革思想的公子连（后来的秦献公），拥立秦简公的儿子秦惠公出任秦国君主。
秦惠公坐国君之位后，不甘心成为公室权臣的傀儡，进行了一些国内改革的动作，但没有什么成效，于是利用秦国忌惮魏国的军事压力，配合秦国上下仇魏情绪，组织了对外军事行动，以巩固自己在秦国的政治地位。秦惠公得知魏文侯去世，魏击承位立足未稳，而且，吴起被调往讨齐前线的大好时机，立即调集秦国军力，发动了一场针对魏国所占西河地区的猛烈进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