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艺术方面，他广泛涉猎篆、隶、楷、行诸种字体，特别是在魏楷书体上更显其浑厚的功底和潇洒的风格。他主攻魏楷，学的就是兰州著名书法家魏振皆先生开创而别具一格的魏碑书体。经过四十年多年的艰辛耕耘和努力，他的振皆体不仅达到神似，且有所创新发展。他在遵循魏振皆老人墨迹风格和书法踪影的同时，广泛挖掘，寻找规律，创作了一大批拟振皆体的轶字，丰富完善了振皆体，展示了“魏体”书法的整体概念。就近几年魏福孔的作品而言，突破了魏楷严谨难变的法度，营造出了一种既有法规约束，又有当今风范的高品味魏体书作。观其作品，其用笔一改魏碑的方笔和棱角过多现象，而方圆兼施，或藏或露，偶有侧锋，并参用行书及隶书、汉简笔意入魏，或断或连，平中见险，险中求平，给人以骨肉相称，协调统一的质感。他的中堂等大幅作品，其章法一改魏体的陈旧格式，作品行距错落有致，承上启下，一气呵成。人都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他在研习与光大魏振皆书体方面取得的不凡成就，融入了他在书画艺术上深厚的学识、修养和精神。
有意思的是，魏振皆先生和魏福孔不但是同姓同乡，而且算起来还是祖孙隔代人。他的大量作品参加全国和省内外展览，不少作品被日本、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收藏并获奖。
陇上学人书家韩定山
在我们梳理陇上书法家的时候，是不应该忘记陇上一位颇有实力和声名的学人、书家韩定山的。其理由有二：
一、当年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先生曾经对韩定山先生说：“陇上道德文章除鸿汀外，就你老一人而已。”鸿汀，指方志学家张维，字鸿汀。
二、2005年秋，当韩定山先生的后人拿着基本编辑完成的《韩定山墨迹》书稿去上海联系付梓印刷事宜时，现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刘一闻见到那一册工稳秀丽的书法手稿后，大为震惊，说：“当代大家也。”
根据以上两个事例说明，韩定山先生并不是以专业的书法家立身成名，但他的道德文章与他的卓而不凡的书法一起，迈上了一个少有人能企及的艺术高地。
韩定山（1893—1965）原名瑞麟，字定山，号苏民、炳烛翁、耕天山农等。他出生于书香世家，陇南人氏，为陇上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家。他古文学根底深厚，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文笔清新，擅长文史、方志和诗词，著作甚丰，声望甚高，名噪陇右。其书法遒劲秀美、稳重大气，有兰亭之遗风。
1901年，韩定山先生徒步从文县走到兰州，考入“求古书院简易师范学堂”。翌年，师范学堂改名为“存古学堂”。1912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1915年全国考试选拔人材，实施考试制度。他在天水参加渭川道试，名列榜首。1921年他从军，在凉州镇守使分统部作书记官、二团中校团副，驻防永登8年，并给团长马纬丞作家庭教师。结识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潜夫，通过陈，阅读《新青年》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产生对新文学的爱好。1928年调任甘肃省财政厅秘书，旋调任冯部29师书记处主任，又调任12军军部秘书长。时感于军阀混战人民遭殃，厌倦军旅生涯，旋归故里。1936年任文县教育局局长。1946年被省立师范聘为国文专任教员兼导师。1947年留任兰大，在法律系教授国文。1953年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省馆秘书，负责馆内往来公文函件和行政事务。先生时常衣履朴素，躬自操作，生活艰苦，唯于工作，则极认真，任劳任怨，颇得好评。在文史馆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撰写年终总结及其他文稿，具体负责组织馆员政治、业务学习。将馆员所写原始素材、片断记述，逐件逐项地进行史实订正、分门别类、归纳编排、文字润色，使之贯通成文。经审阅定稿后，他又一笔不苟地将数十种资料以毛笔正楷书写，所写书稿积厚有数米之高。先生年近七旬时仍任文史研究馆的工作，兼理馆内事务，又整日伏案疾书，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废寝忘食，无私奉献，得到全体馆员的赞誉。
1956年，邓宝珊省长邀先生同车前往文县参加公路通车典礼并致词。当年，他将家藏全部图书一万部悉数捐给国家，得到省长邓宝珊嘉奖。受甘肃省卫生厅厅长柯与参之邀，给甘肃中医学校讲授国文。1958年后，编著《陇右近代诗钞》、《******诗词三十七首注释》。后赴敦煌文史考查，著有《河西杂咏》、《麦积山游记》诗文稿。
今观韩定山先生遗存的大量文稿，其书作浓郁的文人书风扑面而来。
先生热爱教育事业，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奖掖后进。有上门求教者，总是热心接待，令来者满意而去，从不以疲倦、年高而拒之。先生说：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天生的爱好。在军队、仕途虽有太多的机会，但被先生一一放弃，而致力于教育，追求进步，从不懈怠，晚年以炳烛翁自勉之。先生书法从欧字入门，日日临帖，终生不辍，吸取各家所长，终形成典雅、秀美一路的学者型书体。功力扎实，笔力遒劲，结构严谨，形体飘逸秀美，行书直追赵松雪。先生百万字的诗稿、文稿一丝不苟，仔细观来赏心悦目，竟无一衰笔，显露出典型的学者书风，很多书法家看了之后，直呼堪称一流，真古人也。他书法方面的成功，来源于他全方位的文化积累与人格修养。惟如此，他的知识深度才可能通过书法的载体表现得那么尽善尽美。他的书法作品在人们的视野里，阐释着先生经历的生活环境、文化生活及都市生活带给人们的不同心情。在他琳琅满目的书法艺术作品中，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到时代变迁的风貌和精神，也能体悟出艺术家的生活伴随着的种种情感，同时这种情感又渗透着一定的思想和哲学。在艺术创作中这种情感也必然会从作品中反映出来，使观者通过作品体验到这种情感的波折，感受到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力量。
韩定山先生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对教书有天生的爱好”，“笔耕墨耨自年年”。他终生与笔为伴，与砚为友，留下了大量文稿、诗稿和书法墨迹。其书法从欧阳询入，崇尚“二王”。所临法帖有数十种之多，故能深得神髓，形成典雅的学者书风。先生精于用笔，他的字结构精当，点画分明，方圆均备，清雅秀美中有劲健之姿。尤其是行书，参差有趣，顾盼有情，寓刚劲于圆熟之中，既遒劲又飘逸。此墨迹既是韩氏书法佳品，同时也是研究陇右文化的珍贵资料。在长期伴随他生活的端砚上他曾留下砚铭：“早岁疲牛苦著鞭，笔耕墨耨自年年。老来喜遇东风暖，再趁阳和种石田。”这也是先生一生的写照。
韩定山先生著作计有《长春楼诗草》、《长春楼文存》、《长春楼藏书目录》、《长春楼读书录》、《阴平国考》、《文县耆旧传》、《修志私议》、《彷徨集》、《更生集》、《麦积山记游》、《兰州市名胜古迹概述》、《甘肃历史自然灾害录》数十种等，现已整理，备待刊行。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路志霄先生评曰：“定山诗、古文辞皆其所擅。为文笔致清新，曲折如意，而熔铸古今，机杼自出，因能坛坫独高，名噪陇右。而其诗尤具特色，大抵情真意挚，节奏自然，纯从心坎中流出。或追溯往事，长言咏叹，情状历历，恍若在目。或感触时事，嘲讽间陈，歌泣并作，极尽诛伐之能事。所谓温峤燃犀，百怪毕形，俨然史笔也。至其游戏笔墨，亦复渊雅逸放，波浪动荡，莫测其极。盖胸中储万卷书，供厥驱遣，自非播弄空文者所能望见也。”
他古文根底深厚，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文笔清新，擅长文史、方志和诗词，著述甚丰，声望甚高，名噪陇右。甘肃诗词学会会长、诗人袁第锐评价其诗曰：“意境超脱，若绝俗尘，吾以为可与白香山、杜少陵作并传。”他又在为新近出版的《韩定山墨迹》作的序文中说：“先生绝句清新可喜。读之极饶韵味。如其《长安游雁塔寺》云：（其一）长安道上骋征鞍，十丈红尘兴未阑。我少宦情来雁塔，也从绝顶望终南。（其二）碑碣林林尔许稠，题名未必便千秋。南华物论随时变，漫诩人间第一流。诗句飘逸铿锵，颇富唐人韵味。其二意境超脱，若绝俗情。“题名未必便千秋”之句，尤足令人深思。
流沙汉简中创出的美丽
简、牍与“简牍之乡”
早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字书写在绢帛或简牍上。绢帛因价格昂贵，且不宜零散割裂，故普遍而大量地使用的汉字载体是竹木简牍。由于早期纸张质地粗糙而且不便书写，产量也小，所以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牍仍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实际上，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完全被纸所取代。
“简”是指用竹或木切削而成的具一定长、宽、厚度用以写字的薄片。
“牍”，实即长方形的薄木板。未书字者日版，书字者日牍，又名为“方”。
甘肃东部在战国时乃秦国腹地，西部在两汉一直为边防要地。境内长城绵亘，烽燧相望。甘肃又是丝绸之路的中心段落，长时期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主通道的作用。因此，在唐代以前，甘肃地区不仅军政公文往来频繁，民间的经济、文化也相当繁荣，乃至《资治通鉴》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说。这是甘肃拥有大量古代简牍的历史背景。《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也就是说，当书写内容较少，不超过百字，不须联简成册时，即可写在牍上。此外，还有觚、签、封检、符传等多种形制。甘肃简牍不仅数量大，跨时长，而且材质繁杂，形制多样，使我们对古代简牍风貌，能有较全面的认识。甘肃简札就地取材，以木质为主，有松、云杉、红柳、水柳、白杨、胡杨等。关于简札规格，文献记载说一般有三种长度：汉尺二尺四、一尺二、八寸。而甘肃所出简册则尺寸不一，远非上述三种长度所能包容。
甘肃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文物大省，所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大都呈现浓郁的地域特色。其中，历史价值最高、在世界文化史上闪耀异彩的，应当首推秦汉简牍。简牍自它面世以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内容广泛的新兴学科——简牍学。其中包括大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小到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这门学科已为世人所瞩目，已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甘肃的简牍，以其出土时间早，数量多，保存好，文物史料价值高，而为全世界学者所关注，甘肃因而也被誉为“简牍之乡”。
汉简及汉简书法
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上，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连，北达居延，由于这一地区气候干燥。降雨量小而日照长，又多沙石地层，故埋于遗址或墓葬中的木质品，虽年代久远而不朽腐，所以许多地方都曾发现简牍。1906年至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两次人甘在敦煌古烽燧遗址发掘汉代简牍789枚，揭开了甘肃简牍大规模问世的历史序幕。简影及释文见于王国维《流沙坠简》专著，原简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了一批简牍，计有1万多枚，称“居延汉简”。这样，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誉为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的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肩水金关等遗址，发掘汉简2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新简”。以后又在敦煌居延汉简马圈湾等遗址，发掘汉简400枚，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汉简2万多枚。在天水放马滩发掘秦简460余枚。在武威发掘出数量不等的《仪礼》汉简、《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武威汉代医简》等。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总量的5／6。这些简牍大部分形态完整，字迹清晰，时代跨度自战国至西夏，内容有日书、诏书、法令类；屯戍制度类；官吏任免、军纪、赏罚类；日常公文类；名籍、饯粮，器物簿类；诉讼爰书类和杂记类等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简牍的发现，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涌现出一批专业学者。
汉简书法家、学者举隅
在甘肃省，研究汉简及汉简书法的学者有：
张邦彦（1914—1988）字壑翁，一字石帆，甘肃天水人。甘肃省博物馆考古副研究员。他自幼临习历代名家碑帖，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后，着意于甘肃出土的汉简，心追手摹，书风由此一变，融碑、简于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作品参加甘肃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文艺作品评奖，获书法二等奖。并参加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等省内外书法评展活动。存世墨迹有《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碑阴文字，《天水麦积山石窟维修记》碑等。另有部分作品散见于多种报刊。他对汉简很有研究，临摹过大量的汉简书法作品，汉简体书法他也写得很好，引起广泛的收藏兴趣。
徐祖蕃（1935——）山西五台人。擅书法、篆刻、书法理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兰山印社顾问。1965年以汉简体书作在日本东京等地展出，曾为嘉峪关关楼书“天下第一雄关”巨匾，其书作多被国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与友人合作或本人出版有《汉简书法选》、《敦煌遗书书法选》、《淳化阁帖》、《淳化阁帖选）等，分获“黄河金牛奖”一、二等奖，省优秀图书奖等。他以汉简体写的许多牌匾甚有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之后，赵正发表了他的几部足以堪称奠定中国汉简书法研究基石的简牍论著：《汉简书法艺术》、《简牍书法》、《汉简书法论集》。徐祖蕃选编、马负书编辑的《汉简书法选》先后出版，既为我们揭示了比较完整的简牍书法艺术演变史，也构筑了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简牍书法艺术的系统工程，为世人展示出简牍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深化和扩展了研究的层面，建立了我国简牍艺术研究的完整体系。
汉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的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西汉时期，国家空前统一强盛，经济繁荣发达，人民生活稳定，文化昌盛，这一切必将在社会的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尤其是西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代。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所积累的雄厚基础，加上他在位54年的长久时间，对外加强交流，对内多所创建，形成西汉的极盛时期。他曾派遣张骞，打通通向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并派遣霍去病、李广利等人，率兵进军河西、新疆，沿途屯田戍边，修筑了许多城郭、烽塞、关隘。珍贵的汉简就遗留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赵正先生说过：“一句话，简书艺术品的灵魂就是自然。不为刻意造势，无意用力成形；发于自然，归于自然，书体相浸润，笔法互交融，一切在自然中流动变化，一切在自然中相辅相成。性灵活泼，含乾坤生气；志趣天真，蕴造化神工。简书的书法艺术是自然之美，是天然之情。”
赵正的汉简书法创作
在汉简书法研究和汉简艺术工程的构设者中，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甘肃省书协名誉主席的赵正先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