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是让人感到无聊的书。‘无聊的人才写无聊的书，也只有无聊的人才去看无聊的书。一个旅游者会压抑自己的绝望时刻、担心的时刻和产生欲望的时刻，这让我十分厌恶。或者会忽略他／她对一名出租车司机喊叫的时候，或者嘲笑石油大亨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他们读什么样的书让我笑死，厕所是什么样的？我旅行到过足够多的地方，非常清楚旅行的一半是延迟或讨厌的事情——公汽会抛锚，旅馆的工作人员态度可能很粗暴，市场推销员可能纠缠不休。旅行的真实情形是有趣的，也是不平常的，但很少有人写到它。
有时候，人们还是会在一本书里看到真正的东西：伊芙琳·沃尔被人看错了，以为是她兄长阿列克斯在《标签》中；V．S．奈保尔的《一片黑暗》的某些部分有好的意愿和坏的脾气，是一本结构严谨的书，很有个人风韵，有想像力，也有很多信息。而这样的一些片断就来自安东尼·特洛罗普的《西印度群岛与西班牙大街》：
我在［牙买加的］圣托马斯教堂附近的一家鞋店里买一双靴子，此时，一名黑人很快进来了，大声说他想要一双轻便鞋。他是个做工的人，刚刚下班。他戴着一顶老式的帽子——在爱尔兰人们称为科宾的一种帽子。他只穿着衬衫，当时光着脚。因为店里惟一的店员在找我要的靴子，当时就没有人招呼他了。
“要一双轻便鞋——马上就要，”他用相当专横的口气吼起来。
“请坐一会儿，”店员说，“我马上就来。”
他的确坐下来了，但是，他的坐姿却是最奇怪的那种。他一屁股坐在椅子里，同时很快将自己的双腿从地上抬起来。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双手很快抱在腿上，就在膝盖以下的地方，以便让自己的脚悬在胳膊上面。还费力做成这么一个姿势，这样，当他的身体坐进椅子的时候，双脚就离开地面了。我惊奇地看着，觉得他一定是疯了。
“我要一块毯子，”他尖叫起来，仍然抱住自己的脚，但十分困难的样子。
“好吧，好吧，”那店员说，仍然在找那双皮靴。
“马上给我一块毯子，”他再次叫起来。椅子很狭窄，椅背是直的，那样的坐姿会很不舒服的，读者如果这么试一试，一定也会感觉极不舒服的。他差不多气得说不出话来，极不自在。
店员给了他一块毯子。大多数男子和妇女都会记得，这样的一块毯子在鞋店里是极普通的。我相信，提供这样的毯子是为了让客人的袜子不要在地上踩脏了。
那位想要轻便鞋的先生曾看到过，有尊严的人都有这样一块豪华的地毯垫子垫着，因此也想让自己花的钱花得值。但是，他既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那块垫子纯粹是为了满足他的物质上的舒服感。
这一类的事情是人类经常会做的，而特洛罗普看到了，也记录下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旅行游记的关键所在。
旅行——路线——是另一个关键的东西，因此，我看过的许多旅行游记书都是讲一个旅行者如何在一个城市里乱转，或者在一个小国家里东走西逛的——《发现葡萄牙》，诸如此类的书。那不是真正的旅行，但是，那是一种扩大的居住体验，我在马拉维、乌干达和新加坡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我曾在那些地方休息过，我在那里工作过，我有当地的驾照，我每个星期六都去购物。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就那些内容写一本游记。旅行必须跟运动与真实有关，跟尝试一切有关，跟让自己去体验和报告什么事情有关。
选择合适的线路——最好的路线、正确的旅行方式——这是我感觉获取经验最肯定不过的方法。必须全神贯注，不是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而是很长时间的有意的旅行，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因为飞机旅行根本都不能算是旅行。我喜欢的游记都是一些奇怪之处的描述——不仅仅是特洛罗普的，也不仅仅是奈保尔式的，而且还有亨利·米勒式的《空调恶梦》（在美国开着小车从一边海岸开到另一边的海岸），以及马克·吐温的《跟随赤道转》（环球巡回演讲）。我希望自己的书是一系列的火车之行，但是，往哪里开呢？
所有这些想法都是1972年秋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一个学期的书。当时在写《黑屋》，也在等《圣人杰克》的出版。在那些日子，我一完成手头上的书便马上开始写一本新书。我在伦敦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她也在工作——的确，生活过得很不错。但是，我感觉自己才是挣面包钱的人，而且挣得不够多。《圣人杰克》一书的预付金不多，我猜《黑房》的钱也不会很多。钱是一个笨拙的话题，不太好摆弄，但是，那是我写作第一本游记的关键因素——简单地说，我需要钱。当我跟美国的编辑提到这本书的可能性时，她很是高兴。她说：“我们可以给你一笔定金。”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定金。很自然地，我就写了一本，然后交上去，稿费也拿到了。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因为一本还没有写出来的书得到钱。
经常有的情况是，只有当某人向你提出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时，你才会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我只是有想模糊念头的那本游记跟坐火车旅行有关，但是，我一点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去哪里——但是，我明白必须是一趟长途旅行。我看到过一本同样长的书，里面有很多人，很多对话，但没有谈风景。可是，我的编辑的提问刺激了我，我就想，坐火车穿过亚洲。我可以从伦敦出发，坐东方快车号。当我看看这条线路，明白自己可以通过土耳其、伊朗和俾路支斯坦，坐短途公汽后，我可以在扎黑丹搭上火车去巴基斯坦，这样多少可以哐当哐当地穿过亚洲。我的想法是到达越南，坐火车到河内，然后继续到中国、蒙古和苏联。这条旅行线路当中的很大一部分证明是不实际和不可能的。1972年，我在中国大使馆说想坐火车去中国旅行，但签证要求被搁置起来（我等了14年才完成了我在《坐着铁公鸡旅行：火车漫游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那趟旅行）。俾路支斯坦在打仗，因此我重新改过路线到阿富汗。我决定将日本包括在内，也把整个跨塞尔维亚地区包括在内。只要是在亚洲，只要有铁路，也只要签证能够拿到手，我不管会到什么地方。我看到自己一路风尘仆仆地从一个国家赶往另一个国家，只是一路不停地换乘火车。
我只是在思考围绕《铁路大市场》的环境，而很少是考虑到旅行本身。我不愿意将家人都留在伦敦，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故意进行这么一次旅行。我感觉自己受到了版税定金的妨碍，尽管那笔定金只是很少的一点点。我的作家朋友一般都嘲笑这样一个想法。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要为旅行本身着急，不过，我因为一个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生理上的疼痛而烦恼——我有一种持续不断的焦虑感，总觉得自己会死掉。我总是感觉自己的退路一定是通过撒马拉的一个约定进行的，感觉自己为了找死而走极远的路，忍受极大的痛苦。如果我选择坐在家里吃吃喝喝，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我想像那会是一次愚蠢的事故，跟僧人和神秘人物托马斯·默顿一样，他在肯塔基的隐修院里生活了27年，结果离开以后一个星期却在曼谷被一把电线露了头的电扇给电死。
1973年9月19号，我从伦敦出发。那是一个灰暗的日子。出发前染上了严重的感冒。妻子跟我摇手道别。我差不多同时感觉到自己犯了一个荒谬的错误。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变得很是阴郁起来，为了让自己高兴一起，我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幻觉，认为那就是工作，我开始做出大量的笔记。从离开的那一刻起，直到四个月后回到英国——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很想家——我写满了一本接一本的笔记。我把一切都记下来——谈话、对人和地的描述、火车的细节、有趣的小事情、甚至连自己碰巧在读的一些小说的评论也写下来。我现在仍然拥有这些书，而且在乔伊斯的《流放》、契诃夫的短篇故事、恩多的《沉默》和其他一些书的白页处记满了昆虫一般的笔记字迹，这些字我经过放大以后记入了更大一些的笔记本。我总是以过去时来记笔记的。
在交给出版商的手稿当中，有一章是讲阿富汗的，有人建议我去掉那一章（“那一章里面没有火车。”编辑说），但是，我在以后出版的很多文集当中都包括了那些内容，比如《日出与海怪》。我在写作方面的问题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式和一个合适的结构。我决定把它们编成一系列的铁路旅行，然后将一些笔记扔到里面就行。我从来都没有读过自己所写的那一类书。这让我很是担心，也心存希望。这本书的写作跟旅行本身所花的时间一样长，也是四个月。
那是1974年的事情。书还在印，而且销售也不错。有人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惟一的一本书，这让我很是烦，因为我觉得《巴塔哥尼亚老快车》的写作更加流畅，而《骑着铁公鸡旅行》里面提供的信息也更多一些。例如，在《铁路大市场》里面，我的火车通过了南斯拉夫的尼斯。我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办法找出一点关于尼斯的事情。多年之后，我看过《蓝本导游》一书，发现尼斯是君斯坦丁大帝的出生地。后来，我还在那本导游书中看到，“尼斯本身可能不是一个什么极好看的地方，但是，它有数个有趣的纪念碑。”我还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没有在那边久留的原因。最近，在科索沃的战争当中，尼斯已经被北约的炸弹夷为平地了，并成为坟场众多的一个风景。
《铁路大市场》（我从印度一条街的名字得到这个书名）卖得不错，这让我很是欢喜。写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每一趟旅行都是很特别的。我的游记是讲我旅行的过程的，而不是讲你的，或别的任何人的旅程的。哪怕有人跟我一起去旅行，并且也写了一本关于那趟旅行的书，那也一定是不同的一本书。那一定会是一本不同的书。另一件我当时不知道的事情是，每一趟旅行都有其不同的历史尺度。在我到那些国家旅行之后的不久，它们都经历了很大的政治变化。伊朗国王被流放了，伊朗变成了一个对外国旅行者非常危险的国家，阿富汗发生了内战，苏联也在那里插手。印度与巴基斯坦恢复了双方的铁路联系。老挝的边境向外国人关闭了，也废除了它的君主制。越南修复了自己的铁路，因此现在可以坐火车从胡志明市（西贡）到河内了。我当时坐过的很多区间火车都不再投入使用了，最显眼的就是东方快车。从伦敦到威尼斯的那趟火车今天还沿用那个名字，但主要是为富有和找乐子的人开的，他们对旅行抱有一种自私和奢侈的幻想，这跟真正的事情并没有关心。不管我老式的东方快车体验有多么可怕，至少所有种类的人都坐过了，不管是贫还是富，也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他们坐在里面，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回到欧洲。那是便宜和友好的一趟旅行，跟许多了不起的列车一样，它是车轮上的一个世界。
当我写《铁路大市场》的时候，自己是在黑暗当中探索——尽管我很小心地掩盖了这一事实。我在叙述事情的时候表现出相当确切的肯定口气，那是完全是一种虚张声势，是一种吹起口哨让自己欢乐的方法。我知道自己采取了一种游动的形式，也就是游记，也是在按自己的方法来写作，以便适应自己的特别旅程和脾性。这完全不是一种小说：小说要求有灵感，有强烈的想像力，还有一个人在房间里坐很长时间。而我发现，一本旅行书是一种有意的行为，跟旅行本身一样。它需要健康与力量，也需要信心、乐观主义和深刻的好奇心。当我完成一本小说时，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能否再写一本。但是，我知道，当我完成第一本旅行书之后，就知道自己能够再写一本。
《巴塔哥尼亚老快车》
有些人说，旅行书是一种小说，里有虚拟的成分，说它是人类想像的产物，也是一种奇怪的野兽——一半是非虚构作品单调的动物，一半是虚构作品幻想中的怪物，而且它就站在那里，发出喷鼻息的声音，用爪子在地上爬的声音，给我们为难，让我们取一个名字。毫无疑问，有符合这些描述的一些书：作家们编成了史诗和远征记的一些小小的旅行。你想写一本小说，但是，你没有主题，没有人物，没有风景。因此你去远行一次——几个月，并不十分贵，并不十分危险——然后你就写出来，使其看上去相当悲惨，相当有模仿力，并使自己戏剧化，因为你是其中的主角——什么？客人，也许吧，但是，你是其中充满自由的一位客人。
这完全不是我的工作线路。如果我看到这样一种书，我会立即看出其中做假的成分，发明出来的东西，还有修饰的部分，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自我戏剧化是任何一种旅行书里面都无法避免的——但是，大多数旅行者，不管有多么害怕，不管是如何喜欢喝酒的一位行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孤独和英勇的冒险者。而奇怪的事情就在于，真正的旅行当中的英雄很少写到自己的旅行。
我刚刚收到很厚的一本书，详细描述了一位年轻人在法国大都市里面的旅行经过：“喜爱和不喜爱法国的人、美食鉴赏家和喜欢美食的人、任何想去真正的现代高卢游历一番的人，都必须要读一读这本书。”听起来就好像这个供给太丰富、奢华和透出陈腐气的地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一样。啊，我明白，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熟悉、像一个年老的忘恩负义者一样的国家，仍然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它像一个甜蜜的敌人，等等。但是，至少我本人宁愿看一本冒险方面的书。
我进行那趟旅行的时候，目的是要去探险，这次探险之旅就是后来的《巴塔哥尼亚老快车》。我离开从马萨诸塞州梅福德的家门口出去，直奔巴塔哥尼亚，而且要身不离境地做到。我希望从自己所从出生的那个惬意和舒适的地方旅行到遥远和在我看来十分古怪的地方去，就在南美的南部地区。我希望在已知和未知的事物之间形成一个联系，但自己仍然留在西半球。不是我在《铁路大市场》里描述的那种循环旅行，而是一次直线的旅行，从这里直到那里。
看探险方面的书总有一件让我烦心的事情，那就是，预备阶段的事情都给处理掉了。我在《巴塔哥尼亚老快车》的开始处描述了这些准备工作，就在以“旅行是一个边走边完结的行为，是从地球的压缩线开始走向虚无的一次孤独的旅行”那句开始的那一章里。在我的第一本旅行书里面，我只是拎起包裹就走人，让自己直奔东方。到了第二本，我感觉自己是在有意识地体验空间与时间。我的目标是要搭乘人人都坐着上班的火车，然后一直走下去，不停地换乘火车，直到铁路线的终点——而这就是我认为是一个称为艾斯克尔的小站，就在巴塔哥尼亚的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