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门我缺少的惟一的是吉卡·齐克瓦瓦下士，他刚刚从国王的非洲步枪队复员，平时为我做洗衣和烫衣的工作。去内陆的那一天，我洗了一件衬衣，然后挂在外面晾干。普茨飞虫在上面下了卵。我再次穿上以后，身体的热量使卵虫孵化，结果里面就出现了螨虫，然后钻进了我的皮肤。一两天之后，我的双肩和后背都起了疱。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满身的疱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捏破了其中的一个水疱，发现有一条螨虫爬出来了。我的身上出现了四十多处水疱，疼得不行，其中大部分都是手够不着的地方。我的朋友马拉维包勃·马康尼帮了我的忙。那是1965年一个炎热的夜晚，他点着火柴靠近每一处水疱，直到螨虫爬出来为止，然后将那东西捏死。我们不知道还有更简便的、不那么恶心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在水疱上面抹一层油（那是螨虫的呼吸器官），迫使那东西从身体爬出来呼吸空气。后来想起此事，我就回忆起困扰艾德蒙德·卢卡斯·怀特较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恐怖故事“卢昆都”（一位非洲探险者取出包含有小黑人的水疱），并在我的“世界末端”短篇集中的“小小谎言”一篇中利用了这个普茨飞虫的故事。
在马拉维，我本人没有体验过非洲眼虫的痛苦，尽管我的学生都明白这种病。这种丝虫感染病（苍蝇叮咬感染）最奇特的地方在于，等一个受害人看到自己的眼前有虫子爬过的时候，他就明白自己染上这种病了。旅行者怎么可能防止这种病呢？避开可爱和诱人的有树阴的林中池塘，那里有大量分斑虻产卵和叮咬人。不要在非洲游泳，这是普遍适用的原则。如果你在那里游泳，等你从维多利亚湖、爱德华湖、阿尔伯特湖、刚果河或者当地的游泳地上来的时候，多半会染上裂体血吸虫（一种血吸虫病）。治疗的办法——内脏里面的大针管——会比疾病本身带来的疼痛还要剧烈。除开在蒙巴萨的大浪中扑腾一阵子以外，我从来没有在非洲真正游过泳。
疟疾是热带国家最严重和最难处理的疾病之一。预防药一般都不太起作用，所有类型的疟疾都会引起剧烈疼痛，有些疟疾还有致命作用。在新几内亚，利用带有蚊帐的制作精细的帐篷也许比每天服用百乐君效果好得多。在很多阳光充足的共和国，人们时常低报疟疾（或登革热）的发病率，因此而不妨碍旅游业的发展。否认涉及艾滋病风险的行为在东部和中部非洲是常见的做法，而那里的爱滋病病人很少得到治疗，而且几乎从来都无法住院就医。很多病人被判救治无望，认为他们是在浪费医院床位，因此而送回村子里等死。肯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的卫生部长们都说，他们的医院里根本就没有艾滋病人，这种说法从技术上讲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样的微笑安抚，任何人都不应该上当受骗。请不要与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妓女交合，以防自己的免疫系统受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这些妓女当中有相当大比例的都带有艾滋病毒。博茨瓦纳半数的人口都受了艾滋病毒的感染。
艾滋病是一场噩梦，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疾病只是少数人才知道的，那就是苦鲁病（新几内亚震颤病）。这种病属于神经系统疾病，跟疯牛病有关，在新几内亚东部有发现，主要还是在富雷族中多见。苦鲁病这个词是指“震颤”——那是苦鲁病的症状之一。你会发疯，然后就死掉。苦鲁病最独特的特征是，刚刚吃过人肉的人会感染此病。
艾滋病是可以避免的。淋病也是一样，但是，由于愚蠢的原因，我没有避开淋病。（我在自己的小说《我的秘密史》一书当中写过自己得性病的虚构情节。）疟疾很难避免，但是，热带国家热病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很难诊断或命名。许多人得了流感，结果以为是得了疟疾——最初的病症通常都是类似的。我得过的最严重的热病是在马拉维一个叫作穆阿的炎热低湿的地方，那是一个收容麻风病人的地区。这里是一些荷兰白袍神父开设的传教医院。我生病的时候，一位神父告诉我说，我也许得了黑尿热，另一位说也有可能是疟疾。但是，更多的神父推测出各种病症，并为我的灵魂做了祈祷。我假定那是疟疾，因此服用了大量的氯喹。我出了三天汗，产生了幻觉，出现耳鸣。退烧以后，我仅仅能够直立行走。接着出现了腹泻，我必须与厕所打交道，那是·种挖得很长的室外粪坑，蝙蝠都藏在坐垫下面。等我进去以后，蝙蝠会飞起来，叽叽喳喳地绕着很大的蝙蝠圈盘旋在我身后的粪坑旁边。
跟这样可怕的情形比较起来，麻疯病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小事。麻疯病在穆阿十分常见，光是在这一家医院里就有一千多名麻疯病人，但是，对我或神父们来说，麻疯病并不可怕。麻疯病并不是特别容易传染，也不太容易感染，虽然它会留下永久性的不可能弄错的疤痕，但是，现在已经有特效药进行治疗了——磺胺类药剂都能治。我在麻疯病区的经历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是一段天真的黄金时期，差不多是我的伊甸园。那是1964年。我很喜欢丛林中的这片空地：那是最为简陋的丛林状况，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麻疯病人，很多不同族的人都是因为一种称为卡塔的不良病症来到这里的。卡塔不是麻疯病。艾滋病当时还不为人所知。我和神父们就着油灯玩扑克牌，听着麻疯病人打鼓取乐。惟一紧急的事情就是一刻不停地包扎。我经常想到要写一本小说，说说这个奇特而幸福的地方。
大多数疾病都跟一个地方有关。我记得自己在印度遇到的一位美国人，他总在抱怨自己便秘——他在德里这座让人拉穿大肠的城市里真是少见之物。在太平洋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被珊瑚割破了身体，最后一般都会感染一种病症。我最难忘的一次身体损害是在夏威夷，当时膝盖部位得了败血症。在新加坡，我们一般称为洗衣工之痒或仰光之痒的一种病（在仰光，那种病可能称为新加坡之痒），就是一种真菌感染，人人都有这种病，因为人人最终都会被沙蝇咬一口，或者被某种虱子咬一口。
1971年在新加坡塞朗光路上的维克多利亚药店里，一位印度药师声音极大地问我说：“抓痒虱还是洗衣工虱？”每个客户都扭头看着我。
人要远行就不可能不染上任何一种病，但是，人们不能够因为这个理由就呆在家里不挪窝了。在家里，除开要命的无聊、过大的工作压力和看电视对大脑造成的严重损害以外，还有很多病病也会让人难受。偏执狂各种虫卵、狗咬、床虱、波特淋菌中毒、性病、莱姆关节炎、洛基山热。无论什么都有。在伦敦，我就被甲沟炎弄得很可怜（指甲根部感染），几年之后在新几内亚也是被同样的东西弄得极不舒服。第一次发作我用抗生素治好了。第二次是在特洛布里安岛的一个村子里发作的，一个星期内一天要烫两次大拇指，这让当地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惊讶。
我在此写作的时候，一场葬礼正在进行，是为西雅图的一名年轻人进行的，他的死因仅仅是在当地一家快餐店吃了某种汉堡。很明显，这件事一定会使人们不再去太平洋西北地区旅行了。而简单的事故比感染疾病的情况多得多，不管在家还是在海外。托马斯·墨顿在肯塔基州的特拉普派修道院里禁闭二十七年苦修，结果却在出来后，仅仅因为一台电扇出了毛病，结果就让他在曼谷被电死。经常有许多旅行者在海岸的大浪中被淹死，同样，这是跟比如拉沙热一样的著名病例相比常见得多的一种情况，而拉沙热是一种奇怪的病症，经常会要人的命，但极为少见，这一般会使前往非洲西部的潜在旅游者产生误解。这样的旅游者患上比如疟疾和痢疾的风险以及被人从背后袭击而受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对于一个划皮船的人来说，在英国的河流里面进行爱斯基摩翻滚是极其危险的。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英格兰有很多划皮船的人都感染过外耳氏病，也称为细螺旋体病，因感染螺旋体细菌而发病。许多风景如画的河流里面混有大量的鼠尿。人们经常会看到有报道说，英国划皮船的人翻船以后成功地游到了岸上，结果就在游泳的那一阵子成为外耳氏病菌受害人。其后果经常导致肾衰竭，只能依靠透析机进行治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渐康复，而所有这些麻烦都来自于在艾冯河一条漂亮的支流里扑腾了几分钟。
千真万确，今天的有些医生很像三十多年前的那些不停地抽烟，长得肥肥胖胖的高尔夫球手，他们给我打了针，给了我关于防止鳄鱼咬伤和脚气病的可笑警告，然后将我送往国外。《在黑暗的心脏》中，那位去刚果之前量过马尔罗头部大小的迷一样的庸医（“有些头等他们回来后尺寸会发生变化”），直到最近以前，一直都是全科医师。但是，今天的很多医生也是旅行者，他们滑雪、划船、攀岩，还远足，他们开出抗生素，但对预防医学也同样有兴趣。这对于以合适的预防直觉来替代旅行中的疾病恐惧有莫大的帮助。
有时候我想，在三十年的旅行当中，我差不多感染上了所有能够感染（和可治疗）的疾病。
（这话说得比较狂妄，结果也证明是很不准确的。自从这些话写出来以后，1997年去赞比西河的长途旅行中严重的脱水症状使我的肾脏受到极大损害，并引起我第一次患上痛风症。1999年，我因为斜视而难过得要命，结果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尚属早期，原因是我作为一名新鲜空气爱好者而在热带国家的阳光中吸收了太多的紫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