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教而纯为商贸目的东来者，则以波罗父子和后述之裴哥罗梯最为有名。公元1260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与其弟马飞奥·波罗为继承父业来到君士坦丁堡，并渡黑海航行至克里米亚，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祖业苏达克商所。3年后他们的买卖进展到河中布哈拉城。在那里他们结识了伊利汗旭烈兀的使臣，后者即将赴和林谒见忽必烈大汗，并邀请二人同行。为逐商利，二人欣然接受。他们经草原丝路行抵和林。公元1266年随忽必烈大汗南入汗八里（北京）。后波罗兄弟渐通蒙汉话，大汗请二人充任蒙古使臣，请教皇派百名道行高深兼通科学的修士东来传播圣教之理。公元1269年二人携大汗玺书返回欧洲。公元1271年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派两名多明我会修士携教皇书札随波罗同行。此次东归复命，他们还携带了年方15岁的马可·波罗。公元1271年11月波罗父子继续前进（中途修士们借口返回），在途三年半。其东行路线为：自意大利船行至地中海东岸的雅法登陆，经摩苏尔南下巴格达、霍尔木兹，穿行伊朗高原，经呼罗珊至巴尔赫，再到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马可波罗病居一年，后翻越帕米尔高原至喀什，沿塔里木南缘西域南道，过鸦儿看（叶儿羌，今莎车）、忽炭（今和田 ）、闍鄽（今且末）、罗卜（今若羌）等地，穿河西走廊，过沙州（今敦煌）、肃州（今酒泉）、甘州（今张掖）、额里折兀（今武威），经今宁夏、内蒙、河北，于公元1275年5月抵和林（同年拉本·扫马出使西欧），然后南下北京。自公元1275年至1292年凡17年，马可·波罗一直在元朝供职，其间渐通汉语，旁及蒙、回鹘、西夏、藏等文字。曾奉命出使印度、缅甸、占城（越南中部）等国，在中国内地广为游历。官至枢密副使、淮东道宣慰史、扬州总督等。公元1292年波罗父子三人护送科克清公主下嫁伊利汗阿鲁浑，率14艘舰船，自泉州出海，经苏门答腊，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端稽留多日，历两年才至忽鲁膜斯登陆。此时阿鲁浑已去世，遂决定将公主下嫁合赞汗。波罗一行陆行至伊利汗国都城大不里士，逗留9月有余，再经君士坦丁堡，于公元1295年返回威尼斯。适逢威尼斯与******在地中海域发生商业战争，马可·波罗被俘入狱三年，狱中结识比萨作家罗斯底加诺。由马可波罗口述，罗斯底加诺笔录成书《马可波罗游记》，后以各种文字在欧洲广为流传。元朝的珍闻佚事，东方的繁华富庶，对欧洲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甚至对15世纪末的新航路开辟都起了促进作用。总之，波罗父子亲历了草原丝路、绿洲丝路和海上丝路，是当时旅行路程最长、游踪最广、留居时间最长的欧洲人。
4.裴哥罗梯
14世纪中叶，当丝路西段的中亚、呼罗珊等地处于一片混乱，商旅裹足不前的时候，欧洲商人仍然通过北方草原路与东方进行着贸易。意大利佛罗伦萨商人裴哥罗梯于公元1340年著成《通商指南》一书，大部分资料即来源于曾到过中国的商人。该书证明，蒙古帝国及其瓦解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草原之路一直畅通，且由草原路可转入绿洲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还相当繁盛；也给后人留下了通商所需的大量知识，例如这条路的具体走向、所经地区、所需时日、货物的最佳运输方式及运费计算、中国及各地市场上丝织品和黄金的大致价格等，甚至一些细枝末节包括日常生活琐事都注意到了，如出发前应做哪些准备，需要带什么食物和旅行装备，雇佣什么样的舌人(翻译)、仆役，到某一特定地区后购什么、抛什么，都有详细记载，大大方便了以后的旅行者。
据裴哥罗梯说，那些以中国为最终目的地的商人，从顿河河口的塔那(Tana)出发，乘牛车走25天，或乘马车走10—12天，便抵达伏尔加河附近的靖塔昌(Gintarchan，即阿斯特拉罕)。到这里，他们可以绕道溯河而上，乘船逆行一日，到达金帐汗的驻跸地萨莱。由萨莱乘船顺伏尔加河而下，可以航行到里海，然后由乌拉尔河上溯，至那海鞑靼的主要居住地萨莱康科(Saracanco，亦称小萨莱)。这段路船行8日可到。不经水道而由陆道亦可至，但要多花4天时间；再者，由水道而行，货物运费较陆路更为便宜。从小萨莱到玉龙杰赤(今乌尔根奇)乘驼车走20天可到。大多数商人之所以取道玉龙杰赤，是因为这里有生意可做，“带货而行，必可获利；玉龙杰赤商务繁盛，货到即可销出”。从玉龙杰赤到讹答剌，还需要乘驼车走35—40天。如果无须有货物在玉龙杰赤市场出手，则可由小萨莱直至讹答剌，乘驼车只需50天左右，比绕道玉龙杰赤更为便捷。由讹答剌骑驴驮货通过七河流域地区，进抵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需要45天。从阿力麻里出发穿越准噶尔盆地，到达河西走廊的甘州城(张掖)，骑驴驮货还需走70天。从甘州到杭州需40—45天。从甘州到汗八里(北京)也需30多天。整个行程需要9个月以上。裴哥罗梯没有将途中因故延误的时间计算在内。他还讲到，这条路线基本上安全，除塔那至萨莱、讹答剌至阿力麻里有匪情外，若结队60人同行，即当最危险之际，亦与居家无异；而发生危险的时期，往往在老国王去世而新国王尚未即位的一段时间里。到达中国地界后，欧洲商人所带银两须兑换成纸钞，纸币全国通行，用之可购买丝货及其他商品。
另据威尼斯文史馆所藏史料，意大利商人也曾由这条大体相同的路线赴印度德里做生意。他们行经的路线是：前半程与裴哥罗梯所述完全相同，自乌尔根奇起便分道扬镳，溯阿姆河南下，经河南的昆都士城南行至加兹尼，然后经旁遮普到达德里。
5.其他来华传教士
公元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早期，梵蒂冈教廷还不断派教士来华。著名者有孟特·戈维诺、斡多立克和马黎诺里等人。公元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遣方济各会修士孟特·戈维诺携教皇致伊利汗、窝阔台后汗和蒙古大汗书札到东方传教。孟特·戈维诺陆海兼程，先抵波斯觐见了伊利汗阿鲁浑，自公元1291年以后改行海道，经印度南端，于公元1293年抵达北京。孟特·戈维诺在北京传教30余年，公元1328年以80余岁高龄卒于北京。其间，在他的请求下，教廷还派遣数名助手（杰拉都、贝勒格林、安德勒）由海道来华，先后担任过泉州主教。斡多立克也是孟特·戈维诺的助手之一，他于公元1316年东来，先至波斯的大不里士、苏丹尼耶等城，经巴格达，在忽鲁膜斯港登船，历海上丝路来华。值得一提的是，斡多立克的归程对西方关于“亚洲腹地”史地学贡献颇大。公元1328年他以号召更多的教士来华为由，踏上回欧洲的路程。为了探索新路，所经为内蒙河套地区、陕西北部、甘肃、四川、西藏、阿富汗巴达克山、喀布尔地区、中亚、伊朗、亚美尼亚等，之后顺来路回到意大利。公元1331年在他临终之前口授一书《不解之谜》，现欧洲流传有拉丁、意、法、德等76种文本；公元1881年国际地理学会在威尼斯为斡多立克立铜像一尊，以表彰其探索亚欧内陆交通之贡献。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是最后一位来元朝并且留下著作的人。公元1338年他受教皇本笃十二世派遣，组织了约50人的使团（后来只有一部分人到达北京），由当时教廷所在地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农启程，与此前元顺帝派来谒见教皇的中国使团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会合，东行至君士坦丁堡，傍伏尔加河至萨莱，顺草原丝路东行，公元1341年抵阿力麻里城，经别失八里至哈密勾留多日，然后经绿洲丝路，于公元1342年至北京。他在元大都传教4年，目睹元廷腐败、政局动荡，唯恐大乱，遂于公元1346年返欧。归程历海上丝路至忽鲁膜斯，经巴格达、耶路撒冷，渡地中海，公元1351年方至阿维农复命。马黎诺里回到欧洲后著有《波希米亚史》一书，有些章节记中国见闻，公元1820年德国学者梅纳脱予以整理加工，现有亨利·玉尔的英文本。
五、蒙古汗国至元朝时期的东西交流
蒙古汗国至元代是继汉唐以来出现的东西交流的第三个高潮时期。首先是人员的交流较之前代规模更大。曾问吾先生用“万国衣冠会于汗庭”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02页。 来形容，确当如此。公元1246年秋贵由继大汗位时，欧洲有罗马教皇、俄罗斯，波斯有木剌夷、巴格达哈里发，小亚有罗姆苏丹等，各国、诸教皆遣使祝贺；赴大汗庭访问者，除前述基督教修士和商人外，尚有小亚美尼亚王海敦及其胞弟仙柏德、卓支亚国（谷儿只，今格鲁吉亚）两大展王，俄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等。意大利、法兰西、福雷铭（法国西北），皆有充大使往蒙古大汗都城者。不独堂皇使命东西往来如织；不知名商贾教士、从军及随军家属更无计其数。鲁不鲁克在和林曾见到一个法国麦茨妇女巴盖脱（嫁于俄国建筑师）和她的三个子女，并有一个与他通过信的汗庭银匠巴黎人步瑟·威廉，英裔巴西尔在蒙军中任通译，还有一个以歌为生的法国歌伶罗伯尔特……并说法国以东诸国如日耳曼、匈牙利、俄罗斯等在和林侨居者尤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蒙古西征将从前闭塞之路完全洞开，将各民族集聚一处，使之互换迁徙；再者，蒙古汗国至元统治者并不排外，登用人才不问种族国界，凡有才能又愿效忠者多加以任命。除前述马可·波罗外，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学者、书画家、技工、军人仕汗庭者日众。中亚布哈尔人赛典赤·瞻思丁及其后代，历任云南封疆大吏；波斯人札八儿赛夷曾任黄河以北天下达鲁花赤高职；费尔干纳人阿合马曾任财政高官；畏吾儿人廉希宪历任吏治高官；欧洲人爱薛历事定宗（贵由）、世祖、成宗、武宗，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他长期主管京师医药衙门“广惠司”，卒后封“秦国公”、“拂菻忠献王”等。另外，驻扎中原的军队就有左右“阿速卫”、左右“钦察卫”、“西域亲军”、“斡罗斯亲军”等；西域商人工匠和随军家属分布各省，形成西域人华化的局面。据陈垣先生考证的132人中，来自中亚西亚诸国者达76人之多。据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相关章节统计。由于较之前代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新的民族回回族兴起，故有“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历史记载。《明史·撒马尔罕传》。
其次是经济文化的交流较之前代更为广泛。不仅有大汗与四汗国之间密切的使节往来和“朝贡贸易”，而且有亚欧两大洲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中国内地商人将可失哈耳(喀什噶尔)的纺织品“运销世界各地”。陈开俊、戴树英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第42页。河西走廊肃州附近“山上生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陈开俊、戴树英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第54页。中国的茶叶，最早通过西夏和高昌回鹘带入西域，“十三世纪后才通过色目商人经商传入西亚和俄罗斯”。蒋致洁撰：《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另据西方游记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计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以及早期北欧汉萨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欧洲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蒋致洁撰：《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通过经济上的交流和合作，中国吸收了中亚、欧洲等地的经济成果，从而促进了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马可·波罗曾称赞说：“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陈开俊、戴树英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第111页。中国文化由蒙古人传往西方，四大发明中除造纸术在唐代即已西传外，罗盘、火药、活字印刷术等都是元时进一步西传欧洲的，就连元朝人使用的纸币（交钞）也为西方人知晓。同时，大批西方人东来也介绍西方文化入中国。著名者有波斯的天文历法学、西方医药、数学、建筑和工艺技术等。火药虽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但使用于大炮等火器上则由西方传入，元世祖时征调波斯炮匠，置“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此为大炮传入中国之始。正如英国学者雷纳·格鲁塞所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蒙古人)是将环境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英］雷纳·格鲁塞著：《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