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小圈子，坚决制止内耗
管理背景之九：互不服气窝里斗
“一个和尚担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一现象换成一组算术式就是：1+O=2，1+1=1，1+1+1=00外国人看了会迷惑不解，瞠目结舌，但中国人看了能心领神会，心知肚明，因为大家都知道：内耗使然也！
千百年的窝里斗使中国的社会形同一盘散沙，于是有人总结出一句带着血和泪的话：“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是一条虫！”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社会被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等级观念、宗法思想、特权思想所控制，而所有这些制度和思想都紧密地围绕着一个核心：权力。
权力象征着一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果真有这些吃的，住的，玩的？非也！但你一旦读书人仕，就有了权，有了权，吃的，住的，玩的就来了。所以说还是“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千钟粟，权中自有颜如玉”。既然有了权就有了一切，那谁又不想要有权呢？
但在封建社会中，官职基本是固定的，权力资源稀缺，要想出人头地，大权在握，就要起来斗争！
争来争去也争不到外单位去，更争不到外国去，不过在窝里斗。上级想，下级不安分，我的地位不稳固，所以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下级修理得服服帖帖！下级想，“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上级一天不垮，位子一天不能空出来，我就一天不上去，所以对上级一定要阳奉阴违，要挖他的墙角，搞得他位子坐不安宁，自动逊位或被迫垮台，让我来补缺！
同事相互想，老上级已经病体殃殃，朝不保夕了，我辈出头之日到了，但谁来出头？对我构成威胁的还有谁？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这群家伙有什么缺点？该怎样才能摆平他们？如何踩着他们往上爬？
早在东汉就有党锢之祸，一群宦官与一群朝臣，分为浊流、清流打得不亦乐乎，打来打去终于把东汉王朝打到坟墓中去了，其后还演变成了绵延几十年的军阀混战。
唐代的牛李党争使朝纲废弛，朝廷由于内耗严重，对地方藩镇失去了控制，唐朝从此由盛入衰，国势益弱。
.宋朝围绕王安石变法形成了元佑、熙宁两大对立集团，双方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在朝廷中玩起了跷跷板游戏：今日这党上来了，对另一党的人一律贬官降职，打入冷宫；明日那一党的人又得势了，于是不但要把受打击的损失夺回来，还要加倍进行报复，对另一党的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可惜这一党的人并没有“永世不得翻身”，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元气又恢复了，于是乎又……明朝的东林党与宦官的争斗也使本来就孱弱的明朝更加动荡不安，最终在农民军的冲击和清兵的马蹄下迅速覆亡。
总之，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重权思想是造成窝里斗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
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时间长且超稳定，所以客观上造成了封闭的国民心态，在传统的中国人的眼里，世界就是这一亩三分地，所以他折腾来折腾去，就是想要。成为这里的一方霸主，所以他们要窝里斗。
由于狭隘的心胸作怪，于是中国的一个“百人”群体中，便会出现一种怪现象：“一个人干事，两个人反对，三个人告状，四个人调查，九十个人看热闹和看笑话。”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相互提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这种疑神疑鬼的戒备心理的作用下，“疑邻偷斧”的效应又会出现，于是周遭敌人如麻，越斗越多；反过来，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和行动又使人际关系更为疏远，使得窝里斗有了产生的前提。
中国人绝顶聪明，这个外国人也承认：“世界上的钱全装在犹太人的钱袋里；世界上的智慧全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o"但中国人在为此沾沾自喜时可千万不能忘记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这种智力优势只在一时存在。
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人，好说，轻易就摆平他。但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多对多，中国人就吃不住了。因为中国人先会来“安内”，再去“攘外”，这一安又往往“安”出乱子来，反让外人钻了空子。
孙中山先生曾经慨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用中国的一个沙粒与外国人的一个沙粒相比，中国沙粒个大质优，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与外国人的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的硬度就不知高出多少了。
印第安人也有类似的惨重教训。一个名叫“杰克上尉”的印第安人酋长在总结自己失败的经验时痛惜地说：“你们没有打垮我，打垮我的是我们自己的族人。”
洞悉管理情境
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但三个人是一条虫，因为中国人喜好窝里斗。窝里斗对企业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相应管理对策：让大家站到一个战壕里任何一个组织，内耗一旦起作用，其效率就会下降，其合作就会涣散，其联系就会松弛，这样的组织就有解体的危险！
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对付内耗，要减少系统内部的熵。那么我们该如何减少内耗呢？
要减少中国人的内耗，就要用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大家组织起来，让大家站在同一条战壕中一致对外，在同一条船上和衷共济，让内耗的能量指向外部。
对于一个领导来说，要制止下属的窝里斗，他就必须设定一个大家共同利益所在的目标，让大家能放弃内争，心往一块想，力往一块使，让团队精神发出光彩。
领导首先一定要为组织中的个人划定一条公平的起跑线，让大家感到起点是平等的，这使他体会到了公平竞争的前提，从而具备了认同公平竞争的基础。，其次，领导必须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竞争的社会心理环境。要在竞争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搞特殊化；要创造出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企业环境和舆论环境，要保护、培养、相信、尊敬那些新型的、具有时代开拓精神的、在改革开放中有实际作为的人。
对那些专好窝里斗、喜欢脚下使绊、背后造谣中伤的人，不但不能提拔重用，反而要严厉惩处，绝不能让他们靠溜须拍马、整人骗人、玩弄权术而高升，这样才能让办实事的人开心，让窝里斗的人死心。
这种管理导向可以使整个组织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大家都希望在阳光下竞争，获取真实的胜利。
只有树立共同目标，惩恶扬善，将大家的行为导向共同奋斗、公平竞争，窝里斗才会收敛起来！
锦囊妙计
解除窝里斗的有效方法就是用一个共同目标来调动大家同舟共济，一致对外。当内耗的力量转移对外时，组织就会有惊人的收获！
经典管理实例
刘邦智统三杰
刘邦自从芒砀山举兵，进军攻秦，最后又灭项羽，建立西汉，一步步通向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刘邦善于用人、团结部下的管理之道。
刘邦帐下有三杰，即张良、韩信、萧何，对此三人，刘邦依其个性进行管理，使三人协调一致，各尽所能，坚决制止内耗的发生，以此保证刘邦夺得天下之后稳坐江山，建立功业，流传美名。
他自己也曾亲自对部下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需，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天下之豪杰。我能使用他们，这是我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
除了此三杰，刘邦帐下人才颇丰。有人形容说“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但人才一旦众多，且个个出色，那么很容易出问题。协调臣将之间关系，使其共同谋事，而不互相排挤，共建江山，便成了刘邦面临的紧要任务。而刘邦凭借其过人智慧，在制止内耗，把大家统一到一个战壕里，彻底清除窝里斗方面可谓游刃有余。
一个集体只有彻底消除互相压制互不服气的现象，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全体向一个大目标统一迈进，刘邦对此使用的妙计之一就是论功行赏。
刘邦打败项羽、平安天下后，开始评功封位。由于群臣争功，互不服气，一年多还评不下来。刘邦认为，众臣中萧何功劳最大，封他为郯侯，封地最多。众臣不服，说：“臣等身穿盔甲，手持兵器，驰骋疆场，攻城掠地，九死一生，多则百余战，少则几十回合，都有或大或小的战绩，而萧何并没有沙场立功，只凭舞文弄墨，发发议论，其封位却居于臣等之上，这是何道理？”
刘邦便举了打猎的例子回答众臣：“以打猎而论，追赶野兔等走兽的是猎狗，而指挥驾驭猎狗的是猎人。而今诸位的功劳只相当于有功的猎狗，而萧何的功劳则相当于有功的猎人。而且诸位追随我，多者也不过族中二三人，而萧何动员家族中几十人来追随我，这种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众臣听了，心悦诚服。所以刘邦之所以打得天下，在于用人的成功，而用人中又坚持了十分重要的一条，即制止内耗，论功行赏，公平竞争，统一步调。这样大家都能站到同一战壕里，使系统内部处于有序状态，适当的竞争只会增加其系统的活力，对外界作出更灵活的反应。
韩信可谓国土无双的大将之才，统兵百万，气势非凡，更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经典兵法流芳兵史。然而韩信初出时并未受重视，正是刘邦力排众议，重用韩信，以此打得天下，建功立名。
韩信原来在刘邦帐下只是个治粟都尉，不得重用，每日叹息怀才不遇。“良金美玉何人晓，高山流水知音少”。因此择一月夜，纵马逃走。萧何知道后，将其追回，引荐给刘邦。
经萧何力荐，刘邦封韩信为大将军，统领三军，并设立将台，登台拜将，规模浩大，极为隆重。
众将自然有些不服气。因为韩信原来只是一个都尉，如今直接升为大将军，并无显赫功绩，更无服人之德行。另外众将都知道韩信辱于胯下之事，让这样一个胯下小儿位居我上，怎能服人。因此樊哙等性烈之人公开叫嚷，以示不满。
而刘邦并未受此影响，而是尽办协调，安抚不满之人，一面继续任用韩信，让其有机会显示其军事才能，以服众议。
试想，如果刘邦受窝里斗的影响，耳根一软、撤掉韩信，不仅事业难成，损失一员大将，更纵容军内歪风，最后必将使军队溃散，分崩离析。
刘邦手下人才众多，且个个精干，互不服气的现象时常发生，这时集体能否有效运转关键在于领导者有否有能力协调内部，把部下统一到一个战壕里，一致对外，保证集体的战斗力。刘邦就采用了论功行赏，取长补短之策。论功行赏能使部下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有序竞争，各尽所长，使官位之迁升，赏赐之获得都有了依据，公开、透明、能服人心，从而更加激励诸臣通过正常手段获取功名。另外，通过有机组合，把互补型的臣下组合在一起，使之互相配合，竞争减少。如张良、萧何、韩信，每个人都有发挥专长的空间，从而正面冲突大大减少，因内耗而损失的能量也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即使有丁矛盾，也易协调解决。大家站到同一战壕里的直接结果，便是对内凝聚力的增强和对外威慑力和实力的增长。正因如此，刘邦帐内高度团结，三杰互相配合，最后成就功名，留下高祖的名望。
高招解析
要制止内耗就必须严厉打击那些敢于出头挑起窝里斗的奸人，只有这样才能让真心真意干实事的部下安心工作。制止内耗，统一部下，领导者要有自己的原则，明辨是非。互相争斗的双方各持己理，需要领导者明断，如刘邦给萧何封位较高，是因其功大，根据论功行赏原则，理应如此。但若刘邦受朝中不满之言辞所左右，以致撤其封地，那么必然会失去萧何之忠心，使其功业受损；刘邦力排众议，重用韩信，也是他坚持原则、明辨是非的结果。
秦始皇下保证书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君之一。他率领秦国南征北战，吞并诸侯，统一六国，奠定了中华帝国广阔版图的雏形。其统一度量衡，发展生产、鼓励耕织，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他统治时期，秦国已十分强盛。这与他善于用人，知人善任的统治术自然分不开。无论征战之中还是统一中国之后，他都做到了用人不疑，论功行赏，坚决制止内耗，全力对外。
这在当时十分必要。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秦国尚未完全占据优势地位，各诸侯国时常有合纵之势，秦国统一中国并不必然。这就要求秦国人尽其能，财尽其用，发挥本国最大优势。这自然少不了文武众臣的齐心协力，励精图治，一旦出现内争，必然使整体实力迅速下降。资源都在内讧中消耗掉，建立大业一定会受到影响。
因而，秦始皇为保大业，坚持抵制“窝里斗”的发生，鼓励各文武臣子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并为其正当竞争提供有利环境。
在联魏伐韩过程中，秦王派出大臣甘茂到魏国进行游说，劝其实行连横政策，甘茂不辱使命，劝说魏王接受了秦国的主张，同意与秦国一道出兵攻打韩国。
但甘茂办成事后，却派人告诉秦王，让秦王另寻大将带兵攻韩，最好不要派他出征。秦王听后，倍感诧异，联魏攻韩已是十拿九稳的事，胜利回师已如囊中之物，这正是诸臣建立威名之时，求之不得。甘茂为何不愿前去攻韩呢？于是召见了甘茂。
甘茂为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明了自己的顾虑，他说：鲁国有一个与曾参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于是有人去告诉他母亲，说：“你的儿子杀了人！”曾母由于对儿子平日德行心中有数，自然不肯轻信诺言，并未理会，仍泰然自若地纺布织衣。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告诉曾母，他的儿子杀了人，曾母仍不为所动，织布不停。
当第三个人又来告诉她，她的儿子果真杀了人时，曾参的母亲再也坐立不住，于是“投抒下机，逾墙而走。”
讲完故事，甘茂忧虑地告诉秦王：“按照我的才能和德行，同曾参相比相差甚远，而大王对我的了解程度也远不及曾母对儿子的了解程度。而对我怀疑、不满和背后进谗者远远不止三人。到了那时，我担心您会像曾母一样丢弃我。”
甘茂的担心并非不无道理。甘茂其人才华横溢，从师于事史举先生，并与张义，樗里子等人有些交情，受其保荐，晋见秦王，被任为相。现在他客居秦国，公孙爽等人原来对他就有偏见，对其任丞相更是心中不服，常常伺机奏他的本。这次若甘茂攻打韩国，更为这些人提供了攻击他、污蔑他的好机会，弄不好甘茂会惹祸上身。
甘茂说：“我担心那时，公孙爽向大王进言，大王一定会听信他们的话而不信任我。”
秦王为君数载，自然知道窝里斗的后果，更理解此刻甘茂的忧虑，但甘茂实在是带兵伐韩的最佳人选，可见窝里斗已到了阻碍建立大业的地步。
秦王为稳定臣心，制止内江，统一上下，共谋大业，便采取果断措施，与甘茂在息壤缔结盟约，对甘茂订立誓言：绝不听信他人的议论。此约一出，甘茂放下心来，率领大军，前去伐韩。朝中诸臣认识到秦王即将采取措施整治进谗者，也都收敛了许多。一时间，朝廷上下凝聚力空前提高，一致支援前线军将，一举攻破韩国，在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又前进了一步。
高招解析
让大家站到一个战壕里还要注意：
领导对于“窝里斗”一定要表明态度，端正立场，并公布于众，让部下了解制止窝里斗的决心。秦始皇与甘茂定下盟约表明了秦王不听谗言的决心，解除了甘茂的后顾之忧，促使其破敌制胜；同时，盟约一出，也使朝野众臣受到震慑，不敢在内部争斗，保证了内部统一，最终成就统一大业。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
储安平谈中国人缺乏组织和合作的能力[储安平：1909一？，男，江苏宜兴人。原光明日报主编。新闻事业家，1957年划为“****”，1966年被抄家批斗后失踪，时年57岁。]
不重行的中国人组织和合作的能力都非常缺乏。中国人缺乏合作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抽象能力太强。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和办法，而每人的理想和办法又都是那样精细，以致在团体行动中，意见总不易一致。在公共的集合中，总是辩论热烈，有时且不免发生激烈的争执，人人都要贯彻他自己的意见，人人都不愿牺牲或放弃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意见。意见上的争执必常常影响到私人的情绪，以致在行动时不能获得和谐的精神和一致的步骤。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争执的结果使一部分人消极退出，退出的人且会做反对和消极的行为。有时则讨论多时而一无所获，使最初的热情都烟消云散。抽象能力丰富的另一结果是妨忌心理的尖锐，人人不愿他人成功而乐见其失败，领袖欲强烈的人更不甘接受他人的指挥，因此在团体生活中不是明争就是暗斗，这些都易使公共事业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中途夭折。
中国人无论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尽量放纵他自己的意见和感情，而毫不知有所约束。中国人只知一己而不知他人，只知独行其事而不知与他人协力合作，所以中国的社会，散漫而不凝结，松弛而不严密，只有一时的集合而不易有经久的组织，只有小规模的经营而不易树立大规模的企业，人们的能力总是分散而不是集中，不能发挥出庞大的威力。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