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施压，逼部下勇挑重担
管理背景之二十一：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小农社会讲的就是“知足”两个字，地就那一亩三分，赶上丰年出八担谷，碰上灾年六担半；人就这五六口，吃饱了也没其他的事可忧心；猪一年只能喂七八口，鸡也就那一群；迎来送去的也就那几个客……总之一切都是稳定的，缓慢的，可预测的，所以希望也就那么大，目标也就那么多。
君不见，直到今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是许多中国农民的理想状态，有了这些他们就美滋滋的了。
受小农意识的影响，中国人特别讲究要“无欲”，要“不贪”。“知足常乐，能忍则安”，“祸莫大于贪欲，福莫大于知足”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了。
而外国人所熟悉、称道的竞争意识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则是受到贬抑的。
“这山望着那山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些话用现代观点看来并无不可，甚至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花岗岩脑袋以为这是大谬而不然。
《嘹望》杂志曾刊登过河南商城悬河口村老农王驾运的中堂诗一首：
“依山傍水，瓦屋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凉的卡身上穿，长也如愿，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间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交谈，今也交谈；安民政策喜心间，如今娱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在王老汉的眼里，这便是“赛神仙”的日子了，如此看来，当今中国的“活神仙”还真不少，人们孜孜以求去争小康，简直是发了热昏了头了。
但还真有人感冒这首诗，日本姬路市书写美术协会会长福田一郎先生见了这首诗大受感动，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与王老汉成为朋友，中国记者顺口一捧，也就称这位中堂诗的作者为“农民外交家”了。
这种故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其精神要作为榜样则谬之甚远。
日本富甲世界，有车有房的人是大多数，大学文凭成了基本要件，锦衣华服之后，富足之余，不免生些竹篱茅舍，小桥流水之叹。但当日本人处于物质匮乏的时候，他们都在玩命地工作，拼命地赶超。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说：“我们总是盯住山坡上的那朵云。”日本人的步速到今天还是世界上最快的，他们也掌握着世界上顶尖的十项技术中的两项。
作为一个民族，日本可以知足了，但他们不肯知足；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绝不能现在知足，但许多中国人人都信奉“知足常乐”的古训，我们是不是该多想一点赶超？
许多中国人都表现出“三无”倾向，即“无兴趣，无所谓，无意义”。
所谓“无兴趣”，即认为什么东西都“没意思”，没有做事的热情。有些中国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没有要求，对什么都引不起热情，对什么都没劲。
经常有些有抬着个懒懒的眼皮说：“上班？上班没劲，没什么好干的。下班？
下班什么都没有干，也没劲。上班干不好，受领导批评，没劲；干得太好，受别人嫉妒，也没劲；只好应付了，干得既不好又不坏，但这样子的对付，更没劲。”
人一旦没有了兴趣，社会情绪冷漠，情感萎缩，整天无精打采的，对世界自然会采取逃避、厌烦的态度，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表现出进取心呢？
所谓“无所谓”即对任何东西都不承担责任，对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抱冷漠的态度。有些人对工作无所谓，对事业无所谓，对家庭无所谓，成功了无所谓，失败了也无所谓，受赞扬无所谓，受了批评也无所谓，总之，对一切的一切都是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虚无态度。
他们对一切都拒绝参与，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使他们不思进取。
所谓“无意义”，即对任何东西的意义都持怀疑态度，所以认为什么都不值得去干，有些人标榜看破红尘，把世上的一切都看成是“演戏”，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的活动无非是争名夺利，而自己则不愿“同流合污”，不愿奔波于功名之间，于是，就走极端，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毫无意义。
这样人既然自认为把一切都看透了，那他们自然就不会有进取心了，于是就在世界上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人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和“三无”呢？
一是中国几千年小农社会形成的传统意识。中国一贯重农抑商，朝廷对商人政治上进行压抑，制度上进行排挤，经济上进行压迫，人格上进行贬低。商人的家产没有保证，对于事业发展的动力不大，所以商品经济在中国难以壮大，其竞争机制不能在中国扎根。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强调勤俭持家，安贫乐道。不强调如何开源，而重在如何节流。中国人最喜欢听的故事是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悬梁刺股，夸父追日之类，以为只有辛勤工作才是根本，而把科技创新一贯斥之为“奇技淫巧”，不愿采用。这种排斥科技创新的做法也使中国人远离了进取之途。
三是中国现今的体制仍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排斥竞争。砸破“三铁”的工作虽然已经展开，但“三铁”留给人的消极影响却是短时间之内难以消除的。中国人的进取心没有在制度上得到鼓励。
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员都采取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都认同安贫乐命的信条，都认为“现在比过去好一点就应知足常乐”，那么，如何形成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文化心理环境？如何发展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如何全方位地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
中国人还是需要加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随意地“安”，盲目地“乐”！
认识中国人
国人一般比较认同“知足常乐，能忍则安”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这是小农社会留给中国人的一份思想意识上的遗产，上至乾隆帝，下至阿Q都认为“中国就这样了，我就能这样子了！”
相应管理对策：给部下压担子
有些员工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就个人而言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没有进取心，缺乏工作的动力；二是没有压力，做不做都一样。
针对这一特点领导一方面应当改革机制，对于积极进取的员工进行奖赏，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积极创新。另一方面，领导可以施加压力，逼出人才。
其实每个士兵都有成为元帅的可能，关键是看他有没有—个能逼他成才的上级。
有些下属精力充沛，足智多谋，但由于没有压力，因此就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纵然有好的素质，也在实际工作当中成绩平平，也无起色。
如果下属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时间一长，必会惰性大发，懒散成性，影响整个公司的效率和干劲。
对于这样的部下，一定要施加压力，用掉他的过剩精力，一来可以提高公司效率，二来可以满足部下个人的成就感，一石双鸟，成绩斐然。
人才都是逼出来的，越多的挑战，越加速逼迫其成为有用人才。
据权威研究显示，工作越忙碌，员工能力提升越快；工作多而人员少，员工不得不寻找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法。如果任务紧迫，大家就不能再懒懒散散、得过且过，而必须设法使速度加快。大家只得加强合作，加快与其他人的配合。
工作是培养人才的动力，忙碌则是培养人才之母，冗员太多的单位，三个人当一个人用，大家整天无所事事，懒散的气氛互相传染，这样非但不能造就人，反而使人才变为庸才，加速人才老化。
比如，王经理的秘书班子原有四人，由于公司采用了现代化办公设备，使原有的工作量大大减少。由于没有了工作压力，大家就都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了。
于是四个秘书把任务互相推诿，彼此间也明争暗斗，互不配合，这一来反而使不很多的工作被延误了很久。
在这种情况下，王经理当机立断，将其中三人调到人员相对缺乏的行政部。
如此一来，剩下的一人每日忙于工作，把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其他人由于有了新的职务，工作热情大增，再也无心相互争斗了，于是整个公司的面貌大为改观。
可见，一个领导必须牢记，加大压力，促其忙碌最能出人才，当部下每个人都有事可做时，整个组织就会呈现出一片繁忙且生机勃勃的景象。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会大大增加，个人的业务能力也会有所提高，组织的风气会不断改善，其效率自会不断地提高！
但是，利用压力逼出人才时也要注意到两点：
一是要注意加量适度，遵从适量原则。
人不是机器，他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量是有限的，因此，领导不能一味增加工作量，不管部下的死活，否则部下的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却有折损部下的危险，这种管理就是不成功的管理了。
二是要注意劳逸结合，要适时为部下提供度假和休息的机会。
部下能从充实的工作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但为了进一步促使其激发热情，还要对其体力和精神适当投资，适量的休息机会既会提高部下的[作效率和工作热情，又能为领导树立起“仁慈”的形象，这一来又可增进上下的团结，有利于顺利管理。
锦囊妙计
不思进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小农社会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没有压力。要激发下属的干劲就必须适当地加大他的工作压力，用压力逼出人才！
经典管理实例
曾国藩给李鸿章层层加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条古训人们道明一条真理：如果人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没有外界压力，那么他的生命力也必然萎缩。
同样，对于部下来说，一旦工作顺心，生活富足，部下便满足于这种安逸生活不图进取。这既影响了部下原有潜力的发挥，使之失去成为最优秀人才的机会，同时，更影响集体最大限度的发展。
所以，领导者就要担起责任，防止部下得过且过心理的产生，采用给部下压担子的方法给其增加压力，保持其积极性，从而造就一代贤才。
曾国藩在造就人才时，就注意给部下增加压力，促其奋进。从某种程度上讲，李鸿章的成才就缘于此。
1859年，李鸿章投奔曾国藩，以图发展，师生相见，曾国藩非常高兴，二人畅谈国家大事。
曾国藩曾多次当众夸奖李鸿章天资聪明，文才出众，且胸有大志，非常人可比，他打算细心点拨，造就英才。
但经常褒奖必然使人产生自满心理，尤其李鸿章原本心高气傲，这使得曾国藩以为有必要煞其傲气，帮他改掉生活懒散、没有规律的毛病。
因此，刚开始他并没给李鸿章分配要职，而只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文书，来为其增加压力，逼其奋进、完善自己。一次，他又把李鸿章叫到身边说：“你来到我的幕下，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崇尚一个‘诚’字。”语罢扬长而去。李鸿章理解老师的用意，从此不再抱怨文书之职之卑微，并开始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曾国藩这样给部下压担子，逼其改掉缺点的做法使李鸿章逐渐老成起来，年轻气躁的习惯改掉了，而成为一个思考审慎，富有条理的贤才，不断显示出其才华。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下天津，直逼北京之时，曾国藩征集幕僚意见，大部分人都主张派兵北援，只有李鸿章建议暂时按兵不动，以观其变，这种建议被曾国藩采纳。不多久，中外“议和”，证明李鸿章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曾国藩对李鸿章更加重用，多加教诲。
曾国藩虽然对李鸿章赞赏有加，但为防止其骄傲自满之病复发，仍不断给其加担子，防止他恃功而骄。这样，1860年，当太平军攻破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后，江苏被占，急需有人保卫上海。这事关系重大，曾国藩终于把这副担子压在了李鸿章的肩上，让其参加实践。他命令李鸿章招收精兵五千，并赴上海。
李鸿章也未辜负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他对军队了如指掌，对将帅的特点也如数家珍，保证了其用兵的有效性。不久，就打下苏州府，扩充了自己军队。
李鸿章最后官至中堂，并以“兴办洋务”在历史上留名，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悉心栽培，苦压重担，逼其成才的结果。
高招解析
领导者对部下临危受命，发挥部下潜力是压担子的重要方式，但要在部下性情及习惯上给部下压担子，促其改进，为以后挑重担打下基础也是压担子的重要方面。曾国藩改掉李鸿章高傲性格，让其从小职做起，并为其改掉不良生活习惯，最终形成李鸿章严格要求，胆大细心考虑周到的性格，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
潘石屹的末位淘汰制
可以肯定地说，潘石屹给房地产行引来了很大的关注度。各种媒体长时间爆炒使他的知名度极高，形成了房地产行业内独特的“潘石屹现象”。另外一点，就是他发扬光大的末位淘汰制销售模式。
1998年8月，潘石屹认为发广告单有损楼盘和企业形象，决定取消发单制，同时招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组建5个销售组，采取末位淘汰制。一个季度算一个赛季，从一线的销售员到销售总监，最后面的人都要淘汰出去。总结后，谁是最差的谁走人，这个月做得最好的，就上来。其目的是通过末位淘汰制这样一种强势管理，给予员工一定的压力，激发他们的积极性，通过有力的竞争使整个单位处于一种积极上进的状态，克服人浮于事的弊端，进而提高工作的效率和部门效益。
在这个销售体制下，潘石屹培养出了一大批房地产营销人才，而S。H。中国的销售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但正如潘石屹自己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了‘末位淘汰制’的一些弊端，人们竞争意识增强了，合作意识减弱了”。
1999年8月，公司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邓智仁利用潘石屹的末位淘汰制度的压力，挖走了现代城23名销售，其中还有四名销售总监。
但是，也正是末位淘汰制给了潘石屹一大批专业水平差不多的，可替代的销售。当事件发生后，潘石屹把所有的销售主管全部叫来了，第二天全部提升为销售总监。
万科实行了末位淘汰制度，使公司创造了奖励先进，惩罚落后的业绩文化。
高招解析
给部下压担子应注意：
领导者采取压力管理绝对必要，但切记应施压有度，且要给予必要的奖励措施。施汤圣平，一位华为公司的前员工在《走出华为》一书中说，“华为把发钱不仅当作一个结果，而且作为一个过程让员工知道公司的战略、公司的导向、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不只是发钱，只要事关评价，比如季度的例行考核、劳动态度评定、任职资格认证，你的主管都会和你沟通，告诉你考核结果的由来，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甚至还要制定详细的绩效改进计划。”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林语堂谈知足常乐[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清华。1923年获德国菜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66年定居台湾。]
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劳苦大众，都有这种快乐知足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渗透的结果。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种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
西方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的态度却像犬儒主义那样消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根尼走得那么远，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法。
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万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遗憾：这就是中国人知足常乐这种天才的奥秘。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