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构严谨，论证透彻，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全文围绕反对“使人同己”，主张“文如其人”的主旨而展开。第一段以叙为主，谈“文如其人”，善形象譬喻，旁征博引。第二段以论为主，反对“使人同己”，书典语典，化用活脱，从正面、反面、侧面，多方面论证“同己”的危害性，进一步说明“不同”的必要性、重要性。第三段归至文题，鼓励张文潜为扭转颓衰文风而努力，层层推进，首尾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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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惠洪：“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而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石门题跋》卷二）
答谢民师①书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②，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③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④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注】
①谢民师：谢举廉，字民师。②自还海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作者由海南遇赦北归还京。③扬雄：西汉辞赋家。④惠力法雨堂：指清江县惠力寺法雨堂。
《答谢民师书》写于宋元符三年（1100），当时谢民师在广东做官，遇到苏轼北归，他“袖书及旧作遮谒”，得到苏轼的称赞，彼此结交为友。于是苏轼在分别后写了此信，信中称赞谢的文章“如行云流水”，流畅自然，没有丝毫的勉强和赘言，实际上也借此表达了苏轼自己对写作的体会，借此提倡自然而清新的写作要求，即使在今天，这种“自然美”的作文的提法依旧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信的开头从两人的交情说起，“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自谦说自己秉性刚直，贬谪多年，已经不敢忝居士大夫之列了。如今见到自己的故友谢民师，自是十分欣喜。“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两人过去交往并不多，但是承蒙谢多次关切，感激不尽。这些话看起来是“例行公文”，实际在不露声色中暗含深意。自谦更是对自己刚直不阿的自矜，多年不见，流露出的是多年贬谪生涯的不堪回首。这个开头，将此时苏轼的历经磨难重真情的人生感触写得非常贴切，更为下文的展开奠定基础。
接着，苏轼就谢民师的来信及文章谈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见解。他先称赞谢的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具有高度的自然美。可以看出，他所赞赏的谢的文风正是自己致力推崇的文章风貌。如何才能达到“行云流水”的高度呢？他引了孔子两句著名的论文名言作为自己的论点，并加以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即说话作文要有文采。又说要“辞达”，要“了然于心”，并使“了然于心”的客观事物“了然于口与手”，即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与文字将其成功地表现出来。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辞达”，才是“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得心应手”的辞达。“了然于心”与“了然于口与手”，实际上包含了创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观察、体验、认识与艺术把握，并将这种艺术把握化为鲜明的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这样的辞达，自然是创作中难以企及的高境界，因此作者最后总结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短短一段话，极富创造性地对传统的“辞达”说作了发挥，将其提高到艺术创作规律的高度。
接下来一段，就扬雄的创作和有关言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批评反面现象与意见中进一步阐述“辞达”的艺术标准。先一针见血地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评价这只是雕虫篆刻的文章末技；并认为他追摹《易经》《论语》而作的《太玄》《法言》便是雕虫篆刻的典型。并以屈原的《离骚》为例，说明扬雄虽然后来有所改进，但并不能改变其单纯模仿、雕虫篆刻、以艰深文浅陋的实质。最后感慨说：“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一句不经意的感慨，将谢看做自己的知己之意暴露无遗。
最后，针对自己的论述，籍着欧阳修之口，提出来自己的主张——“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即真正的“辞达”之文，深入浅出，方能够传之广远。结尾是对谢为慧力寺求字一事的答复。
这封书信，秉承苏轼一向的精练概括、轻松灵妙的风格，可以说，这本身便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风格的完美体现，更是“辞达”的高级样本。既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又能够给人以美好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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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此书大抵论文，曰‘行云流水’数语，此长公文字本色。”
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①，以名其书；汉武得鼎②，以名其年；叔孙胜敌③，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④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⑤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⑥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⑦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⑧。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⑨；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⑩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
①周公得禾：周公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成王之弟得到一株两苗合生一穗的谷子，认为是吉祥物，献给成王，成王转送周公，周公因作《嘉禾》，已佚。②汉武得鼎：公元前117年，汾阴发现宝鼎，次年改年号为元鼎。③叔孙胜敌：春秋时鲁大夫叔孙得臣击败狄军，获其首领侨如，因名其子为侨如。④扶风：汉代郡名，此指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东，苏轼时任凤翔府签书判官。⑤雨（yù玉）麦：下麦子雨。因龙卷风把地面的麦子卷入空中，故会出现这种现象。⑥弥月：整整一个月。⑦抃（biàn变）：鼓掌，表示喜乐。⑧荐饥：连年饥荒。荐，屡次，重复。⑨襦：短衣。⑩繄（yī衣）：多用于句首，无实义，相当于“惟”。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第二年修建此亭，恰逢喜降春雨，于是命名为“喜雨亭”以“志喜”。文章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对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的认同。
全文围绕着“雨”这个中心，层层展开，结构严谨，层次清楚，语言流畅，句法灵活，笔法多变，在记叙中有议论、有抒情，充分体现了苏轼散文如行云流水且变化莫测的风格。
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总写。“亭以雨名，志喜也。”用雨来给亭命名，是为了表示喜雨的感情。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者有喜则以名物”，古人常常采用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一是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唐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二是汉武帝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三是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作者所举之人都是帝王将相，所举之事都是关涉国家安危的大事，作者把喜雨亭命名的事与之等量齐观，正表现了他对春雨的极大喜悦和极度重视。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文意说理透彻、论证严密。
可以说，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15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6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第二段是从屡降春雨写官吏、商贾、农夫的喜悦心情。第三段是借亭上宴饮，从国计民生方面抒写喜雨之情。“其又可忘耶”一句点出以喜雨名亭的缘故。第四段用“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承上启下，以歌作结，歌词包括下雨的功用和归功于谁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九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作者能摆脱古代的迷信和天子主宰一切的束缚，以唯物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这篇文章善于立意，巧于布局，很有特色。在官府之内修建亭子，作为官吏们“休息之所”，本与老百姓毫无关系；但作者却把它写得与百姓“忧”“喜”相关，表现了作者关心民生疾苦，与百姓同忧患、共欢乐的思想感情。
此外，本文表现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文中从古人说到今人，从人间说到天上，从农夫说到官吏、商贾、忧者、病者以至太守、天子、造物、太空，从衣食问题说到狱讼繁兴、盗贼滋盛，思想何等开阔，联想何等丰富！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
凌虚台记
国①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②；而都邑之丽③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④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⑤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⑥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⑦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⑧，狐虺⑨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邪？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⑩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11}，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12}。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13}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14}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
①国：本来指州或者府，此处作动词用，意思是建立都城。②终南：山名，亦名南山，在西安市南。③丽：附着，靠近。④杖履：持杖着履外出游玩。⑤髻：古时男女都留发，把头发绾在头顶上，叫做髻。⑥奋迅：本来是形容鸟飞或者兽跑迅疾的气势，此处指山形突然隆起。⑦从事：汉以后的官名，宋代已废除，此处指下属。⑧翳：遮蔽，覆盖。⑨虺（huǐ悔）：毒蛇。⑩祈年、橐（tuó托）泉：秦时修建的两个宫殿的名称。{11}长杨、五柞（zuò作）：汉朝二宫名。长杨本秦旧宫，至汉代又加以修饰。{12}仁寿：隋代宫名。九成：唐朝时改仁寿宫为九成宫。{13}诡：怪异。{14}岂特：哪里只是。
扶风太守陈某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
第一段交代撰写本文的缘起。顾名思义，以“凌虚”名台，无非是强调此台之极高，高到可升高空，即凌空。作者说：“世上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中，包括生命也不例外。比如说这个凌虚台，在建筑之前，这里是一片废墟，凌虚台周围曾经有好多比凌虚台气派几百倍、几千倍的亭台楼阁，现在都成了废墟。所以，这个凌虚台将来也会是一片废墟。”写到这里话题一转，“有些人也是一样，现在以为自己有些权势，就可以左右别人，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交代写作本文缘起的角度看，行文至此，似应有些话，而作者却没有说，尚需要继续探析，才知原委。
接着叙写建筑凌虚台的经过。太守陈公拄杖着履，悠闲地游览于山下，见到附近高出于林木的山峦、重重叠叠，仿佛人在墙外行走，墙内只能看到发髻一样，便说：“此地必有奇异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夯成一座高台，但因土方极有限，台子仅高出屋檐就停止加高了。陈公把这座高台起名“凌虚台”，还把这番意思告诉从事苏轼，请他写一篇记文。
陈太守放着终南山四季的奇景不观，而要以土筑台眺望近处的山。这在苏轼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再者，高台既然筑成，也就算了，竟然还起名叫“凌虚”，凌虚者，升入高空也，凌空也。一方池的土怎能夯出“凌虚”的高台？显然是夸大其辞了。苏轼对此更是不以为然。遗憾的是，太守并未就此罢手，而是还要委托苏轼写一篇记叙文字，纪念这桩风流雅事。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作此文的心态，一方面是凌虚台本身确乎没有什么可记的，另一方是太守交给自己的任务，不好推辞，可谓是矛盾不已。
第三段主要围绕凌虚台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既然凌虚台没有什么可写的，那就打破时空的限制，开始天马行空。苏轼遥想，从前此处是荒草野地，被霜露覆盖，狐狸、毒蛇出没其间，那时哪里知晓会有今天的凌虚台呢！于是从过去的废毁，论到今日的兴成，最终得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的论点，这是有哲理内涵和哲理高度的观点，也是全段感慨的核心、议论的关键。接着，又引出“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的结论。意思是由兴到废，再由废到兴，周而复始，交互回环，永无穷尽。这个结论在前文的立论基础上更深入一步，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