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就是一个设问。有人问：难道阳城不是“有道之士”吗？其理由是：阳城学问渊深，知识广博，但他不求人知。但用此为阳城在朝不能进谏辩护是不当的。韩愈批驳说，士人在不同的处境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做平民、隐士就与当官不同。做着高官、拿着高薪还冒充隐士，说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不仅可笑，甚至可恶。然后，作者又迂回一笔，猜测如果阳城只是因为家庭贫困才做官的话，那也应该像孔子只做管具体事务和俸禄少的小官，并且即使是这个原因，也要做好本职工作，而阳城连这个做官的底线也没有达到。
在第二个设问里，作者则是先抬高阳城。说他不是借暴露君王错误而抬高自己的人，他对君王有进谏，只是在朝内进行，对外不说罢了。阳城是皇帝亲自从平民提拔提到谏官的，他本应该勇于直谏，彰显朝内言论环境的开放，也表明皇帝没有看错人，而且突出了皇帝的从谏之美。但韩愈又驳斥说，那种在朝内与君王秘密磋商朝政得失是宰相的事，设立言官就是要他公开地批评。只有这样，民间的隐士才会效法阳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设问是责问。本来阳城不求闻达，是个独善其身的人，但皇帝非要把他安排在这个位子上，阳城本没有错，只是他守其不求闻达之道不变罢了。韩愈接着解释说，不求闻达是古代圣贤通则，但他们都悲悯天下不治，只要有了机会，圣贤们都会全力以赴投入解悬纾困中去，不顾个人和家庭得失。韩愈解释圣贤与众人的关系颇独特，他说众人是身体，圣贤是耳目。古代圣贤都表现出耳目功能，引领躯体前进。如果阳城不是贤人，那么他就应该像众人一样，充当躯体，接受贤人的役使引领；若是贤人就应该效法古代圣贤，充当耳目，敢为天下先，怎么能贪图闲暇安逸不作为呢？
最后一个设问比责问又更进了一层，带有点威胁性了。您把说人坏话当做正直，这是正人君子所不取的，甚至会像国武子一样招来杀身之祸。韩愈反驳说我这样做正是履行君子的职责。君子在其位就应谋其政，不在其位就要通过作文宣传儒道，不是我对阳城特别苛刻。国武子被杀是他没有遇到善人，难道阳城不是善人吗？
总结韩愈在此文中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人是社会的危害，一是不称职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二是不能说实话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三是不能忘我地工作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四是为了利禄而工作官员，不得予以升迁！前三种人要坚决驱除出官场，后一种人要彻底抑制其仕途上的发展。
当时韩愈年纪轻、地位低，而阳城年长且居高位。韩愈的这篇评论对于当时“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风不振、朝政不清、税收下降、官员腐败等政治现状进行了辛辣深刻的批评，而且指名道姓，表现了其敢于仗义执言的无畏风格。
后人评论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十：“反复辨驳之文，是贵是腴者，理足固也；不腴，则是徒逞口淡也。”
伯夷颂
士之特立独行①，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②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③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④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⑤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注】
①特立独行：操守独特高洁，不随波逐流。②力行：勉力而行。③崒（zú族）：高峻。④从（zòng纵）：汇总。⑤沮：败坏，诋毁。
根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其父死后二人互让，均不愿继承王位而出逃，归于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慨然以为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是不孝，“以臣弑君”是不仁。武灭殷，周统一中国，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姜太公曾评价他们说：“此义人也。”韩愈则与众不同，大力称颂他们的“特立独行”，即“不顾人之是非”。
文章起笔陡峭，开篇单刀直说“士之特立独行”的品格。比起“盘谷隐者”的“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伯夷这样的“特立独行”者还要在“武王、周公圣……未尝闻有非之者”时顶住“独以为不可”的压力，无怪乎后人用词中常见的术语“弱德”来比喻“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而韩愈眼中“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来只有一个伯夷。而伯夷之所以能够“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就在于他“信道笃而自知明”。“穷天地”指空间，“亘万世”指时间，意思是伯夷是天地之间、从古至今以至万世中唯一的“不顾人非”的“豪杰之士”，可见韩愈对伯夷推崇之高。
与颂伯夷相对的是，韩愈在最末一段批评了完全没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今世之所谓士者”，他们一旦被人称誉就“自以为有余”，一旦被人批评就“自以为不足”，没有自己坚持的信念。这愈发显得伯夷“不顾人之是非”的可贵。而如果没有伯夷、叔齐的垂范，“乱臣贼子”则将“接迹于后世矣。”
通篇高歌“特立独行”，坚守信念、举世非之而不惑，乃至“饿死而不顾”。但他的信念，是打破了君臣之道的局限的。文中没有像传统做法那样评价武王伐纣的是非，没有评价夷叔不食周粟的是非，丝毫不提及“商朝遗民”“宁死不屈”的“气节”问题，而只是单纯评价二子的“信道笃而自知明”的是非，赞赏他们对信念的坚守的行为，而不论他们坚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此也就脱俗而不同凡响。“特立独行”既是韩愈对伯夷的称颂，也是韩愈终身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韩愈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
《伯夷颂》虽然只有区区三百多字，却也“空际取势，如水一气奔注，中间却有无数回波，盘旋而后下”。
首先在于排句的叠用，单单在首段中，七句就有五句使用了排比。紧随起首二句“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之后，韩愈开始层层铺排演进，语势狂肆腾涌，语句长短错落，变化句法，起伏顿挫。
其次是在结构安排上，《伯夷颂》曲折有姿而逻辑严整。在第一段的铺排后，第二段却陡然一缓，回顾当殷之亡，周之兴时，微子“抱祭器而去”和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不食周粟而死的的典故。语言精练警策，笔法灵活多变，不让形式包裹住个性精神的自由奋动。段末一个反问和“信道笃而自知明也”的精辟总结，一问一答，收束有力，突兀取势。
后人评论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盖公不遇于贞元之朝，故有论而泄其愤。不知者谓为专指伯夷而言。”
答李翊①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②？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③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④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⑤。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⑥，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⑦。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⑧。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⑨。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⑩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11}，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12}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13}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絶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14}，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15}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16}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17}，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
①李翊：贞元十八年（802）进士。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荐举李翊，称其为“出群之才”。②道，指立言之道。③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此乃韩愈自谦，称他本人对圣人之道尚未登堂入室。④立言：著书立说，流传后世。⑤所期：所期望的。甚似而几：很相似而接近。几，接近。⑥蕲：通“祈”，求。取于人：为人所取，意即见取于人。⑦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则你本来就已经胜过别人并被别人所赞许效法了。⑧其实遂：果实结得饱满。膏之沃者其光晔：油足则灯光明亮。⑨蔼如：和气可亲的样子。⑩戛戛：艰难的样子。{11}正伪：意即符合“圣人之志”者为正，不合者为伪。{12}昭昭然：明白清晰的样子。{13}距：通“拒”，拒止。{14}几于成：差不多成功，接近于完美。{15}肖：相似。{16}垂诸文：把道传之于文章，即以文章来载道，以期影响后世。{17}亟称其人：屡屡表扬其人。
《答李翊书》是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给李翊的复信，也是一篇著名的书信体论说文。清代于纾曾经评价说：“韩昌黎论文并不多见，生平尽力所在，尽在李翊一书。”文章围绕“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叙述了自己治学为文的经历，提出了“气盛言宜”“务去陈言”的文学主张，表现了作者抨击世俗的勇气和顽强进取的精神。
韩愈在文章一开头就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只有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有了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才会有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韩愈在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重点强调了自己在研读古籍时“惟陈言之务去”，致力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的精细工夫。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自己在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浩乎其沛然”）后，仍不废怀疑精神，“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学到纯正的道学。
这种思想也和他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韩愈虽然主张学古，虽然主张“文以载道”，但他并没有抹杀“文”的根本属性——“个性”。“学古”，正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千篇一律的骈俪文风；“载道”，正是为了传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韩愈在这封信中，高扬儒家崇古思想的旗帜，要求青年儒生能够把学习的目标确定为“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刻苦钻研，不求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治学与修身从孔孟以来就是二而一的问题，治学就是自觉修身，修身就是涵养学问，孟子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这个意思。韩愈也说，学问之道“不可以不养”，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养到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经过这样一番涵养工夫，就可以成就一位有道君子。
此外，本文笔触细腻，转折过渡自然流畅。文中用“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等句子来形容专心读书，用具体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物，竟然绘声绘色，令人宛若在目，显得格外清新别致，生动贴切。
后人评论
林云铭《韩起文》卷四：“其行文曲折无数，转换不穷，尽文章之致也。”
荆潭①唱和诗序
从事②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愈既受以卒业③，因仰④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⑤；欢愉之辞难工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⑦草野⑧；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⑨；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⑩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11}，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12}而和之，苟在编者{13}，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14}。”
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15}，书以为《荆潭酬唱诗序》。
【注】
①荆潭：荆，指裴均，时任荆南节度使。潭，指杨凭，柳宗元的岳父，时任湖南观察使，后拜京兆尹，官终太子詹事。②从事：为州郡长的幕僚。③卒业：即读完全部内容。④仰：表示恭敬之意。⑤要妙：美好。⑥工：精妙。⑦羁旅：作客他乡，指游宦奔波之人。⑧草野：平民百姓。⑨仆射（yè夜）：唐初为尚书省副长官。开镇：唐代指出任节度使，镇守一方。蛮荆：指荆南，今鄂西、川东一带，治江陵。⑩韦布：韦带布衣，未仕者或寒紊者所服，此指寒士。韦，牛皮。里闾：乡间草野，平民所居之处。{11}较其毫厘分寸：比较文章高下。{12}属（zhǔ主）：连接，跟着。{13}编者：收录在这本诗歌集里。{14}纪诸册书：指编成书册。{15}子：指韩愈。公：指裴均。
永贞元年（805），唐宪宗已即位，韩愈曾佐裴均任江陵法曹参军。当时裴均任荆南节度使，杨凭任湖南观察使，两人均雅好文辞，交往之间常有诗歌唱和，后来把这些诗连同他们从事、部属的和诗编为一集，名为《荆潭酬唱诗》。此文便是韩愈为诗集所作的序言。
韩愈虽然在仕途上不甚顺利，却被时人奉为文坛巨擘，许多名人雅土、王公贵族求其写序，希望通过他的介绍，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文章中的裴均、杨凭是当时的地方大员，自然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对于韩愈来说，当年被贬阳山、江陵时，曾受到他们的礼遇，更何况裴均是他的老上司。所以文章一开头“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说明此序是应“从事”所请，并非自己主动讨好上司。由此可见，韩愈写这篇应酬式的序文，的确有点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