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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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韩愈(11)

文章开头就是一个设问。有人问:难道阳城不是“有道之士”吗?其理由是:阳城学问渊深,知识广博,但他不求人知。但用此为阳城在朝不能进谏辩护是不当的。韩愈批驳说,士人在不同的处境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做平民、隐士就与当官不同。做着高官、拿着高薪还冒充隐士,说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不仅可笑,甚至可恶。然后,作者又迂回一笔,猜测如果阳城只是因为家庭贫困才做官的话,那也应该像孔子只做管具体事务和俸禄少的小官,并且即使是这个原因,也要做好本职工作,而阳城连这个做官的底线也没有达到。

在第二个设问里,作者则是先抬高阳城。说他不是借暴露君王错误而抬高自己的人,他对君王有进谏,只是在朝内进行,对外不说罢了。阳城是皇帝亲自从平民提拔提到谏官的,他本应该勇于直谏,彰显朝内言论环境的开放,也表明皇帝没有看错人,而且突出了皇帝的从谏之美。但韩愈又驳斥说,那种在朝内与君王秘密磋商朝政得失是宰相的事,设立言官就是要他公开地批评。只有这样,民间的隐士才会效法阳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设问是责问。本来阳城不求闻达,是个独善其身的人,但皇帝非要把他安排在这个位子上,阳城本没有错,只是他守其不求闻达之道不变罢了。韩愈接着解释说,不求闻达是古代圣贤通则,但他们都悲悯天下不治,只要有了机会,圣贤们都会全力以赴投入解悬纾困中去,不顾个人和家庭得失。韩愈解释圣贤与众人的关系颇独特,他说众人是身体,圣贤是耳目。古代圣贤都表现出耳目功能,引领躯体前进。如果阳城不是贤人,那么他就应该像众人一样,充当躯体,接受贤人的役使引领;若是贤人就应该效法古代圣贤,充当耳目,敢为天下先,怎么能贪图闲暇安逸不作为呢?

最后一个设问比责问又更进了一层,带有点威胁性了。您把说人坏话当做正直,这是正人君子所不取的,甚至会像国武子一样招来杀身之祸。韩愈反驳说我这样做正是履行君子的职责。君子在其位就应谋其政,不在其位就要通过作文宣传儒道,不是我对阳城特别苛刻。国武子被杀是他没有遇到善人,难道阳城不是善人吗?

总结韩愈在此文中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人是社会的危害,一是不称职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二是不能说实话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三是不能忘我地工作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四是为了利禄而工作官员,不得予以升迁!前三种人要坚决驱除出官场,后一种人要彻底抑制其仕途上的发展。

当时韩愈年纪轻、地位低,而阳城年长且居高位。韩愈的这篇评论对于当时“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风不振、朝政不清、税收下降、官员腐败等政治现状进行了辛辣深刻的批评,而且指名道姓,表现了其敢于仗义执言的无畏风格。

后人评论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十:“反复辨驳之文,是贵是腴者,理足固也;不腴,则是徒逞口淡也。”

伯夷颂

士之特立独行①,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②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③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④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⑤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注】

①特立独行:操守独特高洁,不随波逐流。②力行:勉力而行。③崒(zú族):高峻。④从(zòng纵):汇总。⑤沮:败坏,诋毁。

根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其父死后二人互让,均不愿继承王位而出逃,归于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慨然以为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是不孝,“以臣弑君”是不仁。武灭殷,周统一中国,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姜太公曾评价他们说:“此义人也。”韩愈则与众不同,大力称颂他们的“特立独行”,即“不顾人之是非”。

文章起笔陡峭,开篇单刀直说“士之特立独行”的品格。比起“盘谷隐者”的“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伯夷这样的“特立独行”者还要在“武王、周公圣……未尝闻有非之者”时顶住“独以为不可”的压力,无怪乎后人用词中常见的术语“弱德”来比喻“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而韩愈眼中“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来只有一个伯夷。而伯夷之所以能够“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就在于他“信道笃而自知明”。“穷天地”指空间,“亘万世”指时间,意思是伯夷是天地之间、从古至今以至万世中唯一的“不顾人非”的“豪杰之士”,可见韩愈对伯夷推崇之高。

与颂伯夷相对的是,韩愈在最末一段批评了完全没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今世之所谓士者”,他们一旦被人称誉就“自以为有余”,一旦被人批评就“自以为不足”,没有自己坚持的信念。这愈发显得伯夷“不顾人之是非”的可贵。而如果没有伯夷、叔齐的垂范,“乱臣贼子”则将“接迹于后世矣。”

通篇高歌“特立独行”,坚守信念、举世非之而不惑,乃至“饿死而不顾”。但他的信念,是打破了君臣之道的局限的。文中没有像传统做法那样评价武王伐纣的是非,没有评价夷叔不食周粟的是非,丝毫不提及“商朝遗民”“宁死不屈”的“气节”问题,而只是单纯评价二子的“信道笃而自知明”的是非,赞赏他们对信念的坚守的行为,而不论他们坚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此也就脱俗而不同凡响。“特立独行”既是韩愈对伯夷的称颂,也是韩愈终身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韩愈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

《伯夷颂》虽然只有区区三百多字,却也“空际取势,如水一气奔注,中间却有无数回波,盘旋而后下”。

首先在于排句的叠用,单单在首段中,七句就有五句使用了排比。紧随起首二句“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之后,韩愈开始层层铺排演进,语势狂肆腾涌,语句长短错落,变化句法,起伏顿挫。

其次是在结构安排上,《伯夷颂》曲折有姿而逻辑严整。在第一段的铺排后,第二段却陡然一缓,回顾当殷之亡,周之兴时,微子“抱祭器而去”和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不食周粟而死的的典故。语言精练警策,笔法灵活多变,不让形式包裹住个性精神的自由奋动。段末一个反问和“信道笃而自知明也”的精辟总结,一问一答,收束有力,突兀取势。

后人评论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盖公不遇于贞元之朝,故有论而泄其愤。不知者谓为专指伯夷而言。”

答李翊①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②?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③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④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⑤。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⑥,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⑦。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⑧。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⑨。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⑩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11},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12}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13}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絶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14},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15}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16}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17},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

①李翊:贞元十八年(802)进士。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荐举李翊,称其为“出群之才”。②道,指立言之道。③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此乃韩愈自谦,称他本人对圣人之道尚未登堂入室。④立言:著书立说,流传后世。⑤所期:所期望的。甚似而几:很相似而接近。几,接近。⑥蕲:通“祈”,求。取于人:为人所取,意即见取于人。⑦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则你本来就已经胜过别人并被别人所赞许效法了。⑧其实遂:果实结得饱满。膏之沃者其光晔:油足则灯光明亮。⑨蔼如:和气可亲的样子。⑩戛戛:艰难的样子。{11}正伪:意即符合“圣人之志”者为正,不合者为伪。{12}昭昭然:明白清晰的样子。{13}距:通“拒”,拒止。{14}几于成:差不多成功,接近于完美。{15}肖:相似。{16}垂诸文:把道传之于文章,即以文章来载道,以期影响后世。{17}亟称其人:屡屡表扬其人。

《答李翊书》是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给李翊的复信,也是一篇著名的书信体论说文。清代于纾曾经评价说:“韩昌黎论文并不多见,生平尽力所在,尽在李翊一书。”文章围绕“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叙述了自己治学为文的经历,提出了“气盛言宜”“务去陈言”的文学主张,表现了作者抨击世俗的勇气和顽强进取的精神。

韩愈在文章一开头就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只有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有了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才会有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韩愈在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重点强调了自己在研读古籍时“惟陈言之务去”,致力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的精细工夫。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自己在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浩乎其沛然”)后,仍不废怀疑精神,“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学到纯正的道学。

这种思想也和他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韩愈虽然主张学古,虽然主张“文以载道”,但他并没有抹杀“文”的根本属性——“个性”。“学古”,正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千篇一律的骈俪文风;“载道”,正是为了传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韩愈在这封信中,高扬儒家崇古思想的旗帜,要求青年儒生能够把学习的目标确定为“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刻苦钻研,不求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治学与修身从孔孟以来就是二而一的问题,治学就是自觉修身,修身就是涵养学问,孟子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这个意思。韩愈也说,学问之道“不可以不养”,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养到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经过这样一番涵养工夫,就可以成就一位有道君子。

此外,本文笔触细腻,转折过渡自然流畅。文中用“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等句子来形容专心读书,用具体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物,竟然绘声绘色,令人宛若在目,显得格外清新别致,生动贴切。

后人评论

林云铭《韩起文》卷四:“其行文曲折无数,转换不穷,尽文章之致也。”

荆潭①唱和诗序

从事②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愈既受以卒业③,因仰④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⑤;欢愉之辞难工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⑦草野⑧;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⑨;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⑩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11},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12}而和之,苟在编者{13},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14}。”

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15},书以为《荆潭酬唱诗序》。

【注】

①荆潭:荆,指裴均,时任荆南节度使。潭,指杨凭,柳宗元的岳父,时任湖南观察使,后拜京兆尹,官终太子詹事。②从事:为州郡长的幕僚。③卒业:即读完全部内容。④仰:表示恭敬之意。⑤要妙:美好。⑥工:精妙。⑦羁旅:作客他乡,指游宦奔波之人。⑧草野:平民百姓。⑨仆射(yè夜):唐初为尚书省副长官。开镇:唐代指出任节度使,镇守一方。蛮荆:指荆南,今鄂西、川东一带,治江陵。⑩韦布:韦带布衣,未仕者或寒紊者所服,此指寒士。韦,牛皮。里闾:乡间草野,平民所居之处。{11}较其毫厘分寸:比较文章高下。{12}属(zhǔ主):连接,跟着。{13}编者:收录在这本诗歌集里。{14}纪诸册书:指编成书册。{15}子:指韩愈。公:指裴均。

永贞元年(805),唐宪宗已即位,韩愈曾佐裴均任江陵法曹参军。当时裴均任荆南节度使,杨凭任湖南观察使,两人均雅好文辞,交往之间常有诗歌唱和,后来把这些诗连同他们从事、部属的和诗编为一集,名为《荆潭酬唱诗》。此文便是韩愈为诗集所作的序言。

韩愈虽然在仕途上不甚顺利,却被时人奉为文坛巨擘,许多名人雅土、王公贵族求其写序,希望通过他的介绍,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文章中的裴均、杨凭是当时的地方大员,自然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对于韩愈来说,当年被贬阳山、江陵时,曾受到他们的礼遇,更何况裴均是他的老上司。所以文章一开头“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说明此序是应“从事”所请,并非自己主动讨好上司。由此可见,韩愈写这篇应酬式的序文,的确有点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