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这一学科中最奇怪的人之一，庇古的性格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终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费伊（Fay）如下解释他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他将自己在剑桥的大部分假期用于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战争前线参加志愿急救工作。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他对人性和科学问题的热情。作为一名学生，庇古显示了在人类知识方面罕见的才能。在他24岁时，他有两篇文章获奖，它们的题目充分显示了这个年轻学者知识涉猎之广。其中一篇叫《过去50年中英联邦农业生产相关价值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叫《罗勃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在此之前两年，他已经因为一篇英文诗获得金质奖章，他还创作了一首名叫AlfredtheGreat的歌曲（战后他的性情大变，他卖掉了这枚奖章以资助饥饿的佐治亚人。）从剑桥英王学院毕业后，他将时间主要用于演讲、出版和致力于关税改革的争论，直到晚年，他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理论精读
1.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即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的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他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问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的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他说明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2.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遭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于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对于社会而言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
3.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
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主要是劳动，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但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使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通过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工资；另一种是有剥削存在，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工资。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不公平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其值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4.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
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越小；而货币收入越少，其边际效用越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以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
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瑞典〕伯尔蒂尔·俄林（BertilGotthardOhlin）
华文导读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伯尔蒂尔·俄林的代表作之一，原书为瑞典文，1933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英文本。
1977年，俄林与英国的米德因“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也被提名为俄林的主要贡献。在本书的第一版序言中，俄林表示本书将力图对解决下列问题作出贡献：（1）放弃古典的劳动价值论，代之以相互依存理论；（2）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3）分析生产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的流动，特别是分析它们与商品流动之间的关系；（4）描述在固定汇率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的机制。
趣味延展
俄林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不做已有理论的奴隶、勇于探索和创新。他认为，后来者的任务不是对已有的理论仅仅做些解释，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创新、突破。他登门求教于陶西格，但他并不同意陶西格的古典贸易理论；他赞赏赫克塞尔的开放贸易理论分析，但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完善。因此，俄林所提出的贸易理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关于区域和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体系第一次较完整的阐述。
1925年，俄林参加了获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经济教授的竞争。按照挑选委员会的规定，参加竞选者必须在3个月内就指定的题目写一篇论文，在48小时之内准备一篇讲演。结果，竞选时，俄林以3∶2的优势获胜。这样，年仅26年的俄林，成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1930年，他应聘回到母校斯德哥尔摩商业经济学院，接替他的老师赫克塞尔任经济学教授，从此担负这一职务达35年之久。
俄林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瑞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一直雄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能爬上首相的宝座。他刚任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不久，就当上自由青年协会的主席，一举成为政坛上引人注目的活跃人物。1938年，他当选议会议员。1944年，他出任瑞典主要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同年，他在联合政府中任贸易部部长。他连任自由党主席达23年之久。但是使他失望的是，他想当首相的夙愿一直没有实现。
驰骋政坛并未使俄林中断对经济学的研究。他不负盛名，探索不止。自进入政界之后，他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写出了大量论著，而且还多次出国讲学。为了表彰俄林对经济学，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理论所作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77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一起获奖的还有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爱德华·米德。评选委员会认为他们“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运动理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俄林从16岁跨入经济学的大门到获得诺贝尔奖金，奋斗达60余年。1979年8月3日，也就是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第3年，他与世长辞了，享年80岁。
理论精读
1．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批判
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之前，俄林首先对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贸易理论等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劳动价值论和古典贸易理论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对现实经济活动也不具有指导意义，因而是无用的。
首先，俄林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李嘉图为了使劳动时间成为商品价值的标准，采取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他以边际生产成本作为计算依据，于是将地租排除掉了；他假设各种商品生产中使用的劳资比例是相等的，也假设劳动与其相对报酬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还假设生产成本是不变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这些假定条件是不可能存在的。例如，李嘉图有关各种劳动与其相对报酬之间存在固定比例的假设，排斥了对像社会各阶级相对地位变动这样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样的假定不可能对劳动与资本的相对综合和相对价格的相关变动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关于成本不变的假设，也不适合于对价格运动一般规律的研究，因为一旦消费者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它的价格和成本必然会跟着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既然这些假设条件都不真实，那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就是站不住脚的。连李嘉图本人也不得不说，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当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