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鼓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道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有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40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终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亦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实不为过。
时时不忘求人自辅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
——曾国藩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物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最佳例子。
曾国藩曾对他弟弟说：“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曾国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幕：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仲，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我打算将点滴微弱力量聚集起来，来保障家乡的安全。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忠君救国，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麇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曾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立世大智慧
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不做绝人之路的事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曾国藩
曾国藩能够压住肝火，以柔为刚，挺挺向前，在关键之时，该出手就出手，对他的知己幕僚也不客气，显出内在刚挺之气。他对幕僚李元度的态度便是如此。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
入曾幕府后，曾国藩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死力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与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赏巴图鲁勇号。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龄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分裂”湘系，做“异己分子”越想越生气，不能容忍了，不能再柔顺下去了，于是，现出刚挺之气，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我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到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查复，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后获救未遣）。这是曾国藩刚的一面。但同样是对李元度，曾国藩又表现出了柔的一面。
一日，曾国藩召集幕僚，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晾三座：
“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也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曾国藩倒还是沉得住气。他又说：
“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
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困丁之请，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地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了。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一他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曾国藩一生嗜棋如命，此时，话锋一转，以棋喻战：
大抵用兵之道，形同两人对弈，弈术高低备于棋谱，而临局走了，对方未必按棋谱走路，以符合我布下的阵。又如射箭，射经主要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所命中。因为胜负都在变化万端之中。国藩不才，东下之师，胜败之情，也如临局发矢，优劣共见。孙子曰：“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危相倚，岂有常域!”次青的话我当铭记。
从此，曾国藩遇事讲一个“退”字，即不做绝人之路的事，凡事多留几着。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说：“自维即戎数载，寸效莫展，才实限之，命实尸之，即亦无所愧恨。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彭玉麟），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人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呜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示不敢负义之心。”
在《曾国藩家书》中，这位湘军总头领也多次盛赞李元度，这从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便可见一斑。
正月十一日信中说：
李次青的才学实不可及，我在外数年，只有面对他感到惭愧，弟可常与他通信，一方面略表我的歉疚，一方面遇事可以请益。
曾国藩在江西时因受太平军的围攻，时刻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又身处异地作战，所需饷项均仰仗当地长官，可以说，这是他最困难的时期。幸而有李元度独领一军，四面迎战，稍解倒悬之危。江西巡抚就曾上疏称赞李元度“以三千被饥之卒，当悍贼数歹，自有战争，未之前闻”。曾国藩也说：“次青以一军守两处之城，均得保全，勋名大著。前日浙抚以救浙之功，保次青以道员归于江西，请旨简放。此次守玉山，余亦当优保之。次青久屈得伸矣。”
在《曾国藩家书》中，还能看到李元度为曾国藩处理章奏文书所起的作用。曾国藩说自己往年用心太过，累年衰耗，又加上肝气忧郁，目光昏花。“近日得到次青、意城、仙屏三人相助料理：凡公文信件，我心中所要做的，三人笔下都能表达得十分清楚，才感到有些舒畅了。但是，意城有送到玉山即归的约定，目前也表明归志。次青也想回乡探母，我与仙屏两人无力一一办理一切，弟克城后回家住上两个月，赶快来军营帮办一切，替换次青得以回家省亲。那，样兄这里的事，还可判决如流水。”
后来，由于曾国荃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悬殊，故终未结成亲家。但在曾国藩病逝数年之后，可能是因为他在世时已同李元度相约为姻亲的缘故，曾纪泽的侄子、曾纪鸿的四子曾广铨却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了百年之好，至此，才子却了曾国藩在世时曾、李两家联姻的夙愿。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一他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知人晓事最重要
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
——曾国藩
一个人走向高位，便要担当大事，成就一番事业。但高处不胜寒，越往上前行，遇到的阻力越大，也随时有跌倒的可能。曾国藩很欣赏王安石的“三不畏”精神，更是把王的《游褒禅山记》铭诵在心。曾国藩还认为，登上高位的人若想免于跌倒，知人晓事最为重要。
曾国藩十分注意举荐人才，首先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上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1851年他在给友人胡大任的信中说：“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是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已非一朝一夕。”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把治军与吏治并重，说：“细察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因此，曾国藩在战争期间，每控制一个地区就治理一个地区，整顿吏治，恢复地方政权，力求把它建设成一个新的基地。1860年，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希望左能够选择贤才，一同前来，“安危得失均系于此。”他还举例说，湖北省城三次克复后，地方凋敝，与今日安庆相同，但因胡林翼罗致人才，多方培养，不数年间吏治渐振。
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说：“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而这些人才从何处得来呢？他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无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所以，人才之有无全靠当权者之发现、培养及使用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