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然而，曾国藩所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驻于衡州。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这种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委曲为官”的处世哲学。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巡抚陈启迈却有意曲庇，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只得委曲忍让，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藉此平息李、彭的控案，息事宁人，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将彭寿颐调用曾营，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逮捕下狱，用刑逼供，坐以诬告之罪。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了。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也发了火，立即具折参了陈启迈一本。罗列陈氏诸项劣迹，请旨惩处。这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盘，清廷全仗曾国藩支撑。得奏不敢迟疑，立将陈启迈、恽光宸先行革职；所参各案，着新任巡抚文俊查奏。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再出，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士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不相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因此，曾国藩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粗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逼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一种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有奈。
立世大智慧
面对压力，曾国藩一贯奉行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他曾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一忍再忍，不让事态扩大。
警言立世、察人至明
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曾国藩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是否好、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结为主要的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来自警。现在怕时间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违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力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象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久终。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暴虐，向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羡慕倍至，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十分恼怒，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将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亦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火拼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便在陈国瑞禀帖上，历数其半生的功与过，并劝其诲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无奈，陈国瑞却矢口抵赖。曾国藩便对其进行了三次参奏，终使陈国瑞受到了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的处罚。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立即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至于那些傲狠妄为如安禄山、贪鄙无忌如何和砷、反复多诈如李林甫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曾国藩的为官不败，可以说和他的用人之明、谦谨清廉、坦荡至诚等准则是密不可分的。
立世大智慧
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
借他人智慧为己用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
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非常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有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上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气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人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祥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了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与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运、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
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叵由乱而治，则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驳不遑。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样，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做彻夜谈。
咸丰五年（1855）春，是曾国藩十分艰难的日子，湘军在九江、湖口大败，太平军又重新控制了湖北大片地区。太平天国的西征反攻达到了鼎盛的局面，湘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这时，郭嵩焘从湖南专程来到江西，他是在湘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前来安慰曾国藩的。曾国藩看见郭嵩焘的到来，心中确实感到了几分慰藉。
郭嵩焘的到来，还让长期跟随在曾国藩身边的刘蓉感到很兴奋。他已经在曾国藩的幕府呆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想辞去这份差使，回到湘乡老家，可曾国藩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来劝阻。到了南昌之后，刘蓉又提起自己回家的事情，曾国藩便对他说：“什么时候郭嵩焘到了我的身边，就可以考虑放你走。”
现在郭嵩焘来了，刘蓉便旧话重提。曾国藩还是不愿意放行，就对刘蓉说：“我想继续留君于此，可苦于难以措辞，拟作一诗相挽，怎么样？”
刘蓉笑着说：“如果诗真的很好的话，我就答应留下来。”
“你归心似箭，我做的诗再好，你也说它不好，怎么个评判法呢？”
“这好办，只要你的诗能将我逗乐，便是好诗。”
曾国藩吟哦片刻，提笔写下一诗，取名叫《会合篇》。
刘蓉拿过来仔细读起来，但见满纸谐句趣语，可细细品之，却又造句奇拙，神与古会，直登韩愈之堂而入其奥，读之可想见轻裘缓带，雅歌投壶的气度。刘蓉禁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笑了，笑了。”在一旁看热闹的郭嵩焘说着，也接过去读了起来。
曾国藩常称刘蓉是小诸葛，刘蓉自己也认为有几分诸葛孔明的才气。有他相助，曾国藩自觉底气增加了许多。
历史上大多有所作为的人，还都是那些富有学识智慧的人。而有学识的人，大多又都较有文采。而文采对于成功者的作用却是不尽相同，但有作用是无疑的。因此，一个没有文采和学识的人而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即使有，也仅仅能算是个特例。
1853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