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确对王安石说这话时，真是放大了胆才敢说的。尽管刚才还同桌飞觞，但身份必竟相差甚远，又无深交，只韩绛的一份荐书。他心里有点感激王雱，想出了这么个酒令。且不说王安石贵为宰相，便是曾布和邓绾，一个是都检正，一个是知杂御史，同判司农寺，掌天下新法的施行，自己不过是开封的勾当右厢公事，在他们面前便只有洗耳恭听的份。行酒令便不一样了，俗话说酒令大于军令，在酒令前不分官职大小，说得出便喝酒，说不出不得喝酒。自己并没有把握说出三十八帝的葬身之处、祠在何处和配享之人，天幸所掣之签尚能说出。人家是说不出罚酒，王雱偏喜反其道而行之！
王安石听蔡确有话要说，停下脚步问道：“持正何事相告，敢请赐教。”
蔡确连忙躬身说道：“丞相面前，岂敢言教！卑职在开封府勾当右厢公事，因知今年由苏轼主持府考，卑职以为苏轼所出题目甚是不妥。”
王安石问道：“苏轼出何题目，持正以为如何不妥？”
蔡确说道：“苏轼发策以‘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何也？’为题，卑职以为有影射之意。”
蔡确说得不错，苏轼这样出题确实是影射王安石的，因为赵顼和王安石携手开拓改革之路时，有着过多的左顾右盼，流俗辈的浮议使他眩惑动摇。王安石在留身议政时曾多次要赵顼“专权”，“独断专任”，要“乾纲独运”，不为浮议所移。对于赵顼这一特定的君王，王安石的话并不错，但统而言之，就未必然。苏轼对王安石之言大不以为然。他没有直接和王安石争论，也没有上章反对。适逢开封府春闱，权知开封府刘庠请苏轼主考，苏轼借题发挥了。不过说到底也不过是影射而已。
王安石看了蔡确一眼，嘴里“噢”了一声，点了点头。心里却想：“这个苏轼老是如此，该外放了。”
蔡确并没有去王安石府上，在说了上述的几句话便告辞走了。王安石回到府中，王雱早给沏了杯茶。王安石端起茶杯，刚想喝茶，一眼见章惇站在一边，忙问章惇：“子厚有事见告吗？”
章惇说道：“正和元择、望之说着，这次我经制夔峡夷事，南川县令张商英倜傥儒雅，见识高出侪辈之上，我也有所不及。”
王安石笑道：“子厚过谦了吧？张商英我也听说过，去年转运使张诜讨伐渝州叛夷，灭了梁承秀和李光吉，独王衮占地势之利，不肯投降，当时张商英是通川县主簿，请命于张诜，单身入夷窟，说降王衮的。”
章惇说道：“不错，就是此人。此人才堪大用，况又是我辈中人，正可引以为臂助，不才今日正是要向大人举荐的。”
章惇好名又眼高于顶，当年与侄章衡同科进士，因名次在章衡之下，便交还敕命，第二年再登甲科。从他嘴里说出某人在他之上，可真也不易。他何意如此推重张商英？因为他曾与张商英较量过，他居于下风。
章惇这次经制夔峡夷事，以钦差身份，更不把州县官员放在眼内，动辄出言辱骂，无人敢于章惇共语。众人一商量，决定请出南川县令张商英，与章惇相抗衡。
这一天，张商英身穿道士服，向章惇长揖就坐，说道：“渝州地狭，大人眼高，恐座中无可语之人，商英不才，斗胆请大人赐教。”
章惇见张商英二十余岁年纪，风流儒雅，与几天来所见庸官俗吏大不相同，倒也不敢怠慢。遂说道：“非区区眼高，庸吏蠢笨如猪，只怕连《论语》、《孟子》都没有读通，不足与语耳。”
张商英说道：“不怕大人见笑，在下《论语》不敢言懂，《孟子》更是从头不懂。”
章惇问道：“何谓从头不懂？”
张商英说道：“孟子说不见诸候，如何又见梁惠王？”
章惇望着张商英，不觉一愣。孟子出尔反尔，不关后人事，但张商英这一说，章惇竟无言以对。辩士辩的是机锋，第一个回合，张商英占了先手。
张商英微微一笑，问章惇：“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则说，‘忠恕违道不远。’忠恕违道，何以言之？”
章惇说道：“忠恕固可以贯道，亦未足尽道。《中庸》恐人尚疑未可便为道，故说违道不远。莫非阁下另有高见？”
张商英说道：“窃以为道不可名言，是为无所不在也。既附丽于忠恕之名，则为有迹，故曰‘违道’；然非忠恕二字亦无可以明道，故又曰‘违道不远’，非谓其未足以尽道也！”
先贤之言，后人作出不同解释，这也是常事，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就“忠恕违道”而言，章惇自觉张商英的解释在己之上。暗想，此子果然能言善辩，如此互相诘难，只怕难占上风，何不试试他的急智？遂说道：“昨于阡陌之中偶得一上联，足下可肯为我续出下联？”
张商英向章惇一拱手说道：“请教上联。”
章惇说道：“泥肥禾尚瘦。”
张商英随口答道：“晷短夜差长。”
章惇又说道：“北斗七星三四点。”
张商英说道：“南山万寿十千年。”不等章惇开口，随即说出上联，“筵上枇杷，本是无声之乐。”
章惇答道：“草间蚱蜢，还同不系之舟。”
张商英上联枇杷与琵琶谐音，章惇下联蚱蜢与舴艋谐音，可谓工对。章惇遂又念道，“雪天晴色见虹霓，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请说出当朝四人名讳。”
张商英说道：“这四人是韩绛、冯京、王珪、曾布。在下也有四句，请说出四名古人。——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门状送还王介甫，宽夫身上不曾寒。”
张商英所出的人谜要比章惇所出为难。“人人皆戴”即俗语所说跟样学样，是一“仲”字。苏轼在范镇举荐不成，反被御史谢景温参了一本，弄得灰头土脸，又长在开封府做一推官，不免有点愤世嫉俗，他自制一帽，帽筒竟高一尺有余，友人称之为子瞻帽。这一句应打“仲长统”。第二句“君实”即司马光，“转一官”即“迁一官”，这句应打“司马迁”。第三句“门状送还”即一谢字，王介甫即王安石，这句应打“谢安石。”第四句“宽夫”即文彦博，“身上不曾寒”打“温”，这句应打温彦博。章惇随口说出四人，哈哈大笑。吩咐：“摆酒！”又向张商英躬身说，“请上座。”
章惇回到汴梁，曾对王雱说起，王雱眼里更是目无余子，听了章惇所说，也啧啧称奇。章惇想向王安石举荐张商英，一直未得其便。今日仁和店酒后便有举荐张商英之意，谁知蔡确和王安石说了一阵子话。跟着王安石刚回到府中，此时见王安石问起，便当面向王安石推荐张商英。
王安石对章惇是信得过的，听章惇说了与张商英的过从较量，说道：“子厚说好，一定是不错的。待我奏明皇上，再召对擢用吧。”
章惇连忙拱手说道：“如此最好。”
说话间张世英报说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公公到，王安石连忙迎至正厅，互相拱手为礼。张茂则见王雱、章惇、吕嘉问向自己躬身行礼，也不答礼，只对王雱点点头，嘴里“嗯”了一声。他对王安石说道：“皇帝要咱家来召大人进宫，这就动身吧。”
王安石问道：“张公公，皇上此时召安石进宫，可知有何要事？”
张茂则说道：“听说从秦州来了一妇人击了登闻鼓，皇帝在皇仪殿御审，要大人进宫伴驾。”
王安石说道：“请公公少坐，安石更衣后便与公公同去。”
王雱抱来王安石的冠袍带履，吕嘉问和章惇连忙帮着穿戴。不一会，王安石冠袍穿戴齐整，对章惇、曾布众人说了声“少陪”，随张茂则进宫。
蔡确和王安石站在仁和酒店门口不远处说话时——说苏轼如何如何时，苏轼正在开封府衙西侧的兴国寺里和住持普恩下棋。
苏轼是心中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说过之后呢？况且又是让参加府考的众学子都说！苏轼固然秉性率直而没有机心，却也知道如此一来的后果。王安石能相容吗？即便王安石能相容，曾布呢？邓绾呢？御史们呢？去年被谢景温参了一本，弄得六路搜查过失，至今想起，犹觉心寒。是啊，帝辇之下，朝堂之上，高处不胜寒啊！汴梁之繁华，非我所宜，走吧，该走了。上表！乞求外放！
苏轼是在上表之后才来兴国寺的。
苏轼自称三不如人：唱小曲不如人，喝酒不如人，下棋不如人。是以他说下棋“胜则固喜，败也欣然”，果不其然，棋局对苏轼不利。黑、白两色棋子，犹如两队士兵，在列阵厮杀。蓦然，苏轼仿佛看到棋盘上现出了山川大河，道路和秘径，敌我双方各占地势又交错纠结，正杀得难解难分。似乎发现了敌方的一处疏漏，一个破绽，一个可以挥戈攻击的要地，苏轼喜孜孜投入一子，不料正入陷阱，苏轼“欣然”了一盘。
苏轼推枰而起。他固然能欣然输棋，却是输棋不输口。望着白须白发，面带微笑的普恩住持，苏轼一笑说道：“世事如棋局，变幻莫测。轼乃红尘中一俗子，不比大师灵台不著一尘，领教了。”
苏轼一开口，便神采飞动，普恩微微笑道：“施主心有所属，神不守舍，无非利害二字，便有了许多羁绊，此身不得自由。譬如这穸外绿竹，它自摇曳，干你何事？”
苏轼并没有顺着普恩的话往下说，他又是一笑，笑中有了些嘲弄之意。说道：“大师之言甚是。轼幼读诗书，也曾留意佛经，虽浅尝辄止，彼觉佛经错讹之处甚多，大师可肯解惑？”
普恩说道：“贫僧愚昧，虽白首穷经，未知其错，愿闻其详。”
苏轼说道：“观音经云，‘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观世音慈航普渡，世称慈悲者，见人遭咒咀，还著于本人，岂观音之心？我意观音经应改为‘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总没事。”说毕，向普恩一揖，长笑离去。
出了山门，苏轼没有再去开封府，他回家去了，他要在给他舒适、宁谧、温情的地方等待着朝庭的处分。
一直迁延到熙宁四年六月，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七月离开汴梁赴陈州，在苏辙处盘桓了一些时，并与苏辙同游柳湖，观铁墓，入厄台，到杭州时，已是熙宁四年九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