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了一些，亭畔的竹丛发出一片萧萧簌簌之声，柳条也摇得越发起劲。昊昊青天已布满了乌云，要下雨了。韩缜告辞走了，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发了一通牢骚，说一句“还得去都堂看看”，走出了怀粹亭。韩维只站起来说声“老六走好”，便又坐下了。一来酒杯里的酒没有干，二来心事浩然，须用酒来浸润。
韩缜才走，吕公著差人来报说，王安石死了。韩维听了一愣，他两手扶桌，嘴里说道：“介甫啊介甫，你走得何其速也！”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仿佛已不胜酒力，向前一扑，伏在了桌上。
王安石死了。他是在罢政之后，在半山楼居住了九年，又在秦淮河畔居住了一年之后逝去的。他用了十年时间滌荡尘虑和政波，只怕尚未滌清荡尽。偶然向北一望，汴梁的风云仍在心头缭绕。他明面上已经融入了金陵的山水之中，心里分明还在感受着朝政的波动。当王安礼告诉他司马光除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他说道：“司马十二作宰相矣”！这是他臥在秦淮河畔的那间小屋之中，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了尽头时，发出的这样一声感叹？这声感叹之中，除了感慨和怅惘还有什么？新法，在用了十年时间侧首审视之后，又便如何？至少他对免役法仍然是肯定的：“亦罢及此乎？此法终不可罢也。”他这是“愕然失声”，原来他的心里装着的并非都是蒋山的烟岚和秦淮河的波滔。
但是他走得还是从容的。早已撒手，早已没有了羁绊，他是可以从容的迈上另一个长途了。他想与这个世界一刀两断，他要王防把他执政期间所记的日录烧掉，王防嘴里答应了，却又保存了下来，交给了蔡卞。于是陆佃在编写＜神宗实录＞时、李涛在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篇＞时，多了一种参照，多了一点争议，使这段历史更加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王安石的死信是他弟弟、时为江宁府知府的王安礼上表告知于朝廷的。王安礼的奏折从通进银台司送到太皇太后手中时，太皇太后随即命内侍送给了司马光。此时，司马光恰在病中。
司马光这次的病并不重，不过感了点风寒，上年纪的人了，即便是普通感冒也是吃不消。他臥床休息了几天，太皇太后又忙不迭派了太医前来给诊治――太皇太后的一颗心是系在了司马光身上的。
随着章惇的离朝，执政中没有了对立面，或者说少了个制肘的人，司马光行事便利了许多。王安石所行的新法已被司马光厘革殆尽，即便设了详定所详定复差役法利害，差役法也在事实上恢复了。有开封府蔡京带头，各州县哪个肯落后？莫非还想得个奸邪之名？军器监丞王得君上表说：“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就这一句话，太皇太后内降手诏，说：“予方开言路，王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于是王得君去监永城县仓了。王得君说的“不得妄有指斥”，自然是指指斥王安石所行的新法。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生草掩。经此一来，谁还敢对太皇太后和司马光之政道半个不是？一个个在风中掩伏做小人了也。
此时司马光又举荐了两个人。一个是程頣，以校书郎为崇政殿说书；另一个是文彦博。文彦博已经八十一岁，致仕好几年了，应司马光之荐，太皇太后下诏文彦博肩舆赴阙。
朝政既已纳入了太皇太后和司马光所设计的轨道，所不足的是韩缜仍占着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位置。太皇太后面谕左正言孙觉和右正言苏辙，说：“进退大臣当存国体，韩缜虽不协人望，要须因其求去而后出之。”太皇太后此言一出，御史便对韩缜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
司马光是在大局既定、身居高位俯视群僚、志得意满之时得知王安石去世的消息的。尽管还在病中，他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告知吕公著，信中写的是：
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封信显出了司马光的客观与大度。称“介甫”而不称“王安石”，说“不幸介甫谢世”而不用“孰料”或是别的什么词，说明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原本也是亲厚的。用优加厚礼来阻止跟风之人的诋毁，这是对朋友兼政敌的宽容。吕公著接信以后，却是唏嘘不止。吕公著不同于司马光，他与王安石的交情也是十分亲厚。当年司马光在去洛阳之后曾上表大言王安石之非，实际上是集众骂之大成。吕公著没有与王安石正面争论过，更没有公开言王安石之非。他的被黜是说了韩琦当效赵鞅提甲入京这句话，由头却是因吕惠卿话而起。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旧事未忘斯人已逝，抚今追昔能不伤怀？吕公著遂又差人告知韩维，又引起了韩维的一番吁叹。
尽管韩缜在韩维面前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声言不愿让出右相之位，不出三天，在他的案上已堆着厚厚一大摞御史的弹文。御史的口气固然是越来越激烈，话也越来越难听。明摆着御史是要赶他滚蛋，再不识相，还不知御史将骂出何种话来。与其如此，不如去个州郡，天高皇帝远，老子此处第一。韩缜的乞出表送到太皇太后处，太皇太后立即批出：“缜自以恐妨贤路，故乞出外，视矝功要名而去者，缜为得进退之体，宜于制词中申说此意。”
韩缜被太皇太后香喷喷的“呸”了一口，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去了。韩缜一走，门下侍郎吕公著升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接替了韩缜的位置，韩维则又接替吕公著任门下侍郎。恰好文彦博到京，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
在朝政掌握在司马光和吕公著手中之后，御史又瞄上了吕惠卿。宋神宗赵顼和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变法，到此已受到了全面清算。宋神宗固然是圣明天子没有责任，王安石也不过是“不晓事，好遂非”，只有吕惠卿是熙宁变法的罪魁祸首，十恶不赦，不拿他问罪拿谁问罪？
吕惠卿自司马光执政，便知没有他的好日子了。先是乞求宫观，遂以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这是一个闲职，不问政事，资政殿大学士的俸禄甚高，可以优游如世外闲人了。但吕惠卿想避世是避不了的。苏辙的一篇弹文洋洋大观，刘挚、王岩叟相继论其罪恶，太皇太后即下诏，降吕惠卿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苏辙四人仍不依不饶，又加上了朱光庭、王觌，比吕惠卿为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必欲一黜到底。于是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黜吕惠卿而由苏轼草制词，“操刀三十年才剐得一个有肉汉”，苏轼好不得意！说是“先帝始以尧之仁，姑试伯鯀，终以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说，“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真正是把吕惠卿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了。
继吕惠卿之后，御史理所当然的要对邓绾开刀，但给吕公著止住了：“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对此，司马光也没有话说。现在的司马光固然称得上公务繁忙，他的病也是时好时犯，总也好不利索。有病痛缠身，这是很恼人的。望着病榻前小桌上堆放的公文，司马光生起了时不我予的感慨。
春天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逝去，代之以炎热的夏天。热无所不在，天热臥床尤其难耐。司马光半躺在床上，女婢跪在床前给他打扇。他手里捧着一件公文，因为老眼散光，读得十分吃力。离床不远放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一大摞公文和纸、砚、笔、墨，并已磨好了一池的墨，给司马光准备着随时可用。大约辰末巳初光景，门外一声“中使到”，司马光正挣扎着要起来，司马康已带着梁惟简走了进来。
梁惟简见司马光穿着小衣，光着两只膀子，一名婢女正拿着公服侍候司马光更衣，遂说道：“太皇太后说了，司马大人可以坐着听旨，公服先不必穿了。太皇太后召执政去垂拱殿议事，司马大人可坐肩舆至垂拱殿门前。”
司马光问道：“此时入宫议事，梁公公可知有何急事？”
梁惟简说道：“太皇太后接到西夏国主秉常上表，说是要我大宋归还兰州和米脂一大片土地，太皇太后担心边界又生事端，是以急召执政商议对策。――咱家先走一步，司马大人就来。”说毕，向司马光打了一拱，向外走去。司马光说了声：“梁公公走好”，对司马康说道：“康儿速备肩舆。”
司马康吆喝一声：“来人，备好肩舆。”又问司马光，“爹爹你的身体……”
司马光说道：“不妨。祇事体大，须立即进宫。”
女婢侍候司马光冠、袍、带、履结束定当，下人已备好肩舆，司马康扶着司马光躺在肩舆上，说声“起”，那肩舆平稳抬起。司马康亲自擎着一把青凉伞一路跟随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