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因反对五路征讨西夏，又反对筑永乐城，赵顼既不听劝谏，恰好章惇从定州调枢密院任副使，吕公著便上表要求去做定州知州。不久，吕公著又从定州调任扬州知州。吕公著得到赵顼的死讯，和司马光一样，从心里感到悲痛。吕公著是赵顼可寄腹心的信臣，赵顼的过早去世也的确令人扼腕叹息。吕公著和司马光不同的是，他是一州之长，不能离开扬州赴京吊唁。不几天，诏书到了，吕公著以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接着又诏吕公著乘传赴阙，途中又遣中使问劳。到得汴梁，吕公著没有先回家，而是直入宫中，先去福宁殿，在赵顼灵前跪拜祭奠，然后便由内使领着去内东门小殿见太皇太后。
此时太皇太后刚用过午膳，听说吕公著求见，连忙吩咐升坐。
吕公著向着绣帘之内的太皇太后行礼请安，太皇太后隔着绣帘见吕公著年纪虽已六十开外，略显富态，行止并不见老，一副雍容大度的样子。太皇太后这个老妇人竟觉眼前一亮，心里先就赞许。想像他在年轻时一定是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她开言说道：“吕学士何时到京？閤家可好？”
吕公著说道：“臣蒙太皇太后急召回朝，方才到京，便入宫见驾，家中料想安好。”
太皇太后说道：“吕学士不辞风尘，旅途劳顿，赐坐。此时入宫，午膳想必尚未用过，内侍命御膳房给吕学士备食。”
吕公著躬身说道：“谢太皇太后赐食。臣蒙先帝知遇，推为腹心。太皇太后对臣恩宠有加，敢不效命！臣今有十事上奏：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皇帝行得这十事，何愁国家不治！”
吕公著奏这十事，也是泛泛而论，或者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任何朝代任何皇帝都可作如此言。太皇太后说道：“卿之言甚是。”
吕公著又奏道：“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员数甚备。宜选骨梗敢言之士遍置左右，使职谏争。又，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来，专举六察故事。伏乞尽罢察案，止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紕缪，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
吕公著先奏十事，是对皇帝说的，后面这一番话，要义是“御史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也是对皇帝说的。现在皇帝年幼，自然便是对太皇太后说的了。至于当前如何措政，只字未提。太皇太后要听的显然并不是这个，她关心的是当前，吕公著的话未免有点隔靴搔痒。太皇太后说道：“听卿所奏，深有开益。当此拯民疾苦，更张何者为先？”
吕公著不同于司马光，司马光是对厘革新法之事，未一日或忘。吕公著一直在朝任职，身处其中，对新法的废止反没有司马光迫切，是以对当前政事如何措置，没有也来不及多想。见太皇太后问：“更张起何者为先”，反有点措手不及。他答道：“容臣退而思之，别具状闻。”
恰在此时，御膳房送来膳食，太皇太后命内侍侍候吕公著去偏殿用膳。
吕公著回到家里，家里顿时门庭若市。吕家本是汴梁的望族大户，亲戚故旧固多，门下士也不少。自从老大吕公弼一死，吕公著外放，家里便冷冷清清的了。吕公著这次回京，太皇太后所待又是异数，谁还不前来巴结？其实此时吕公著想的却是美美的睡上一觉。六十多岁的人了，从驿路进京，不仅路上没有耽搁，一到京便入宫见太皇太后，还能有个不疲劳的？
晚饭后，吕公著先由侍妾侍候着洗了个澡，然后走进书房。早有下人点亮了椽烛，磨了一池的墨。必竟是自己的家，与任所不同，自有一股温馨之感。不过吕公著要写奏疏，没有叫小厮和美婢侍候。
当年吕公著因青苗法的废立之争而被黜，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比司马光的外放要早一年。他之反对青苗法，态度远没有司马光激烈。他没有直接上疏言王安石，更没有如司马光直斥王安石为奸邪。他入宫遇到吕惠卿，听吕惠卿说要镌板疏驳韩琦，也是怕事情闹大，劝说赵顼，不要引起韩琦带甲入京。而“带甲入京”这话，由头也是吕惠卿挑起。也可以说是吕公著上了吕惠卿的当。这件陈年旧事，随着岁月的浸润冲洗，现在想来，已没有了怨尤。甚到对此时居住在金陵秦淮河边身患疾病的王安石产生了怀念，只是无由见面，――恐怕此生再也不会相聚相见了。太皇太后不是问更张何者为先吗？这就不得不提一提老朋友的名字。吕公著在纸上提笔写道：
……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是以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这是在说到具体如何更张之前的一段话，或者是说所以要更张的原因。吕公著写到这里，略停了一停，抬头下意识的望了望穸外。穸外是浓重的夜色，在夜色被灯光冲决了的地方，可见一株花树在夜风中弄影。但吕公著的眼中，没有穸外的这些实体，或者说穿过了这些实体，随着思惟，目光变得空灵和抽象。
吕公著重又提笔写道：
……更张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案，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这一段话，是吕公著这篇疏文中的要紧话，也是吕公著不同于司马光的地方。青苗、免役、保甲三法，是王安石所变法度中的重点、核心。吕公著的意见不是要废止，而是有所宽松。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不是法本身的弊端，而是执行中的不足。但就青苗法而言，王安石不也曾三令五申禁抑配吗？免役之法，不也处置过多收宽剩钱的官员吗？保甲之法，不也严令农隙教习，不能妨农吗？吕公著说青苗、免役、保甲三法，就所说的几句话而言，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赞成；与其说是废止，不如说是继行。
但吕公著也说保马之法、市易之法要一切罢去，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在疏文的最后举荐了一批人。他写道：“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以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
太皇太后看过吕公著的疏文，便命梁惟简送给司马光，司马光看了，可以说是基本同意。他立即向太皇太后奏言，说：“公著所陈，与臣言正相符合；唯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
吕公著的疏文，从另一方面触动了司马光，那就是荐人。他开了一张用人清单，说是“伏望陛下――其实是太皇太后――记其姓名，各随器能，临时任使，无所遗逸。”
犹如两军对壘，司马光正在迅速组织起一支队伍。吕公著在上疏言事之后，即任尚书左丞，尚书省的长官。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人，既跻身于执政之列，已可与蔡、章两人分庭抗礼。接着刘挚做了侍御史，王岩叟做了监察御史。当年刘挚曾上书言免役法十害，曾布曾与之论争。刘挚做了侍御史，他手中的大棒还会砸向谁？
此时，当年汴梁四友中的另一人韩维奉召到京，先是知陈州，后又改侍读、加大学士。太皇太后降手诏劳问，韩维奏道：“治天下之道，不必求高远，在审人情而已。识人情不难，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见矣。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劳困则思息，郁塞则思通。陛下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人富矣；常以爱民之心，则民乐矣；役事之有妨家务者去之，则劳困息矣；法禁之无益治道者蠲之，则郁塞通矣。”
如同吕公著所上的十事一样，这也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正言，并且也是对皇帝说的，是为了约束皇帝的，太皇太后要听的不是这些。
韩维又说，“臣请陛下深察盗贼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兵民遂不可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
在汴梁四友中，韩维与王安石最为亲厚，太皇太后诏以问政，韩维奏事时连王安石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他没有说青苗法和免役法，对保甲法只说“农隙一时训练可矣”，与吕公著的意见相同。他不同意保马法，也只一句“但官置监牧可矣”，语气极为和缓。吕公著与王安石的交情也不错，在奏疏中只一句“王安石秉政”提到王安石之名，后面是“群臣有论其非便者”，不是自己直接反对。司马光与他们不同，对王安石所行新法深恶痛绝。或许当年他们的名头均大，有两峰竞高之意？司马光是在洛阳闲居十五年，这十五年仍在磨砺意气，更增激忿；而吕公著和韩维却一直在各州任职，对新法领悟得更深一点，并且逐渐领悟新法其实不坏？
汴梁四友中的王安石退居金陵已在病中，其他三友司马光、吕公著、韩维都已回朝，执掌权柄，当此之时，侍御史刘挚上表言事说：“皇帝春秋鼎盛，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伏见兼侍讲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欲望于两制以上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陆佃和蔡卞皆罢，以龙图阁待制赵彦若、朝清郎傅尧兼侍讲。其实陆佃、蔡卞都已入仕十余年，也不是少年了。
司马光在布阵，取攻势；蔡确和章惇则取守势。仿佛在青霄之上，两团乌云迅速接近，在碰撞之际，将会有一个惊天大霹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