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有关高买低卖、具有不稳定性的外部投机者的例子是依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具有启迪意义的历史故事。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应该是理性的。1720年春，他写道：“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动，但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因此，他于4月20日出售了持有的南海公司股票，获得了100%的高额利润，约为7 000英镑。不幸的是，进一步的冲动随即又抓住了他，受那一年春季和夏季风靡全球的投机热传染，他在市场最高点时买入了更多的股票，最后损失了20 000英镑。许多经历过这类灾难的人都有这种非理性的习惯，最终他将这段经历抛诸脑后，在其一生余下的时间里，他甚至不能再听到南海之名。
但是，即使每一个参与者的行为看起来都是理性的，各个阶段的投机或是内部人和外部人的投机仍可能导致经济的疯狂扩张和恐慌。这就是所谓的组成谬误，即总体与各部分之和不等。每个人的行动都是理性的——或应当是理性的，但并不等于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如果某人行动十分迅速，先于他人买进并卖出，他可能会做得很好，就像内部人所做的那样，即使这个时候总体的情况看起来很糟。在南海泡沫事件中，卡斯维尔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性的参与者：
超过资本实际价值的任何增长都仅仅是想象中的事情；不管普通算术如何延伸，1加1永远都不会等于3个半，结果，任何虚拟价值都将是某些人或另一些人的损失。对此，唯一的阻止办法是及早出售，让魔鬼抓住最后一个人。
3. 理性与非理性——经济可以“热”一点
金德尔伯格给我们讲述了金融危机的完整过程：首先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新的利润机会，并开始追求这一新的利润，而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繁荣阶段的过剩本质就会真正体现出来，这时，金融体系将经历一个“痛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急于扭转经济扩张的过程，这一扭转方式就像爆发了市场恐慌。在过热阶段，人们手中的钱都用来购买不动产或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没有钱的人则借钱从事这一行为。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恐慌阶段正好与此相反，财富从不动产或金融资产转向货币，或转而偿还债务，这种行为终于导致商品、房屋、土地、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崩溃，也就是说，任何成为经济过热的投资对象的东西，其价格都将崩溃。
我们观察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类似于上述过程的金融危机有30多次，基本上是10年出现一次。其获取利润的对象早年从硬币到花卉到房地产或土地，近年则从债券到基金到股票乃至于衍生产品，凡能带来利润的，都是投资（投机）的对象。但这种投资要转化成危机，还要经历一个理性的非理性过程。
实际上，理性的非理性过程仅仅是一个过程，投机要成为一种“热”，一般都要在货币和信贷扩张的助长下才能加速发展，有时候，正是货币和信贷的最初扩张，才促成了投机的狂潮。远的如举世皆知的郁金香投机，就是当时的银行通过发放私人信贷形成的；近的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纽约短期拆借市场扩张所促成的股票市场繁荣。事实上，在所有的从繁荣到危机的过程中，都有货币，或者是银行信贷的影子，而且，货币的扩张也不是随机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种系统的、内在的扩张。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一旦启动了信贷扩张，规定一个停止扩张的时点是否现实呢？并且，这能否通过自动法则完成呢？
对历史事件进行类聚研究后可以看出，只要当局稳定或控制一定数量的货币，不管是控制货币的绝对量，还是根据既定趋势控制货币的供应量，都会导致经济更加过热。这是因为：如果货币的定义以特定的流动资产形式被固定下来，并且经济过热后以该定义之外的新的方式将信贷“货币化”，那么，虽然以旧的方式定义的货币不会增长，但其流通速度会加快；现代经济中，人们很难确定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因此，货币扩张不太可能通过货币稳定政策稳定下来，再推而广之，货币还是会推动“热”之更热，危机还是不可避免。
金德尔伯格指出，如果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偏好，并以收入最大化作为行为的标准，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假设。但他同时也认为，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人可能是理性的，但个体的理性汇在一起，就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这种行为就像运动场上的人类行为一样。在运动场上，每一个观众都想占据最佳的位置，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但结果可能是一片混乱。剧场着火时，每个人都冲向出口，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产生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金德尔伯格认识到了个体理性的总和不等于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这与现代物理学霍尔效应所揭示的规律相同。霍尔效应认为，单个电子有单个电子的运动规律，但无数个电子组合到一起，就不再是单个加总之和的力量，而是产生出N种力量。实际上，在复杂的当代金融市场上，呈现的正是这种无数单个理性行为合成的非理性结果。比如1987年纽约股市大崩溃，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是由于价位风险套期行为引发的原本不存在的不稳定风险。一般来讲，这种风险很难出现，因为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会依照自己的信息向不同方向移动，但其中也肯定存在向一个方向移动的概率。如果，风险刚好在一个方向上累积，就会在完全没有相应条件的情况下，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
4. 心理效应——泡沫投机中的人性弱点
泡沫的形成或许很复杂，但金德尔伯格用了一个简单比喻就说明“泡沫”的形成机制：猴子看，猴子学。他说，没有什么事比眼看着一个朋友变富更困扰人们的头脑和判断力的了。但是，当一次又一次盲目和愚蠢行为在金融史上重复出现时，似乎必须对这种“泡沫病理学”进行一番讨论。
金融行为学家发现，有这样几种心理问题在泡沫时期最容易发生：其一，“锚定效应”。大多数泡沫具有的典型特征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到来前，价格和增值效应通常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这使得投资者改变了预期，认为高价格是合理的；其二，“羊群效应”。即便很多精明的专业投资人，也总是试图“与泡沫一起膨胀”，而不是努力避免泡沫，在价格上涨过程中，他们通常认为随大溜比采取与众不同的方法更安全，循规蹈矩比特立独行犯错误的可能性更小；其三，认知失调。人们总是倾向选择那些“可以坚定我们选择”的观点，比如，市场在疯狂时期的特征之一是，人们对定价过高的预警，总是不感兴趣，甚至很愤怒；其四，灾难忽略与灾难放大。对于发生概率较小的负面事件，投资者总是侥幸的认为“很难发生在我身上”，而灾难一旦发生，他又总是担心“祸不单行，更大的灾祸在后面”。
恐怕还能找出更多的投机行为特征。而结论都与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相悖。教科书上习惯说，市场由理性的天才投资者组成，他们基于利润、租金等经济基本面，对股票和住房的长期定价进行仔细权衡。但金融史恰恰告诉我们，人们并非理性，尤其在投机狂潮到来时，他们受各种各样的本能行为驱动，而强烈的从众心理，经常驱使他们滑向无边的深渊。
<趣味延展>
金德尔伯格的《金融危机史》中有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小孩子喜欢玩一种扔爆竹的游戏，但是，如果A小孩向B小孩脚下扔的是一个哑炮，B小孩捡起这个哑炮扔给了C小孩，C又扔给了D，依此类推，直至Y小孩扔给了Z，这个哑炮终于在Z的脸上炸开并炸瞎了Z的双眼。这里，A是远因，Y是近因，中间还有从B到X的一系列连接点。那么，谁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呢？
金德尔伯格用这种全世界的小孩都喜欢玩的游戏来比喻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说法，远因是投机行为和信用扩张，近因则是某些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如一次银行破产、某个人的自杀、一次无关宏旨的争吵、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暴露或是拒绝为某些人贷款以及仅仅是看法的改变。这些事情使市场参与者丧失了信心，认为危机即将来临，从而抛出一切可转换为现金的东西诸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外汇和商业票据。当所有需要货币的人都找不到货币了，金融领域中的崩溃便会传导到经济中的各个方面，导致总体经济的下降，金融危机的来临。
从人类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人类总是在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的开头，都是无可指责的理性的行为方向。正如金德尔伯格在书中引用的1970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伯纳德·J·拉斯克的一段话：“我能感到它正在降临，不管有无证监会，一轮全新的灾难性投机正在降临。我们很熟悉它的各个阶段；先是蓝筹股受追捧，然后是二线热点，场外交易，再后是新发行的垃圾市场，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崩溃。我无法知道它何时降临，但我能感到它正在逼近。该死的，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