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罗伯特·希勒较少做预测更加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希勒知道自己言语的威力而不敢妄言。1996年12月初，希勒在一个听证会上跟格林斯潘谈到“非理性繁荣”的问题。2天后，格林斯潘在一个私人晚餐会上提起了这个概念。接着日经指数下降了3.2%，德国的DXA指数下降4%，英国股指下降4%，在这天交易的前半段，美国道琼斯下降了2.3%。自那以后，希勒把“非理性繁荣”发展成为一门行为金融学的学问，2000年刚一推出就见证了“非理性繁荣”的结果——美国股市的崩盘。
在美国的网络上，说起希勒，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位预言家什么时候可以为楼市下跌叫停？可是，似乎故意要与民众天生的“非理性”做一次对冲，9月19日，就在美联储降息0.5个百分点、市场升起一片希望和欢腾的次日，罗伯特·希勒在美国国会山作出了一个预测：美国楼价的这一轮跌幅将会达到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程度，而这足以引起美国经济陷入萧条！希勒的理由是，大众心理和情绪依然在萧条中！
凭借着《非理性繁荣》一书，平时很少踏出学术圈子的希勒一下子成了公众面前的明星，《非理性繁荣》也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惹得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说，希勒本人才是股市大跌的最大受惠者。
甚至有人曾将导致2000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的原因之一归咎为《非理性繁荣》一书的出版所产生的效应，希勒本人也被称为“灾难预言家”。为此希勒的夫人感到有些担心，她甚至将家里的电话号码从号码本上去掉了。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希勒做到了众人皆醉我独醒，在对股票市场大家都说好的时候，他能够站起来说不，这正是希勒的可贵之处。
《与天为敌——风险探索传奇》
彼得·伯恩斯坦
<名著导读>
《与天为敌》考察了人类探索风险的艰难历程。对于投资风险历史上一直存在2种意见：一派人坚持认为最好的决策应以过去的模式和数据为基础，另一派人则认为决策应基于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大程度的主观判断。作者彼得·伯恩斯坦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及文艺复兴时代一直讲述到现在，精妙地将复杂的投资理念诠释成风格清新的故事，描述了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商人、业余学者等是如何努力让未来服务于现在的。伯恩斯坦认为风险与其说是一种命运，不如说是一种选择，它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自由程度。
彼得·伯恩斯坦是《投资组合管理期刊》的创办者（1974年），更是一位将枯燥理论转化为有趣故事的高手。他的代表作有《与天为敌》、《投资新革命》、《华尔街经济学人》、《黄金之史》等，这一系列著作将现实中的投资界和学术理论协同起来。
凭借自己对于历史和现行风险的出色了解；彼得·L·伯恩斯坦将《与天为敌》奉献给世人。它对于金融世界来说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好书，我非常认真地断定，没人该错过它。
——加尔布雷斯
一本针对概率、充满野心、可读性强而又趣味盎然的入门书，伯恩斯坦把人们从迷信与宿命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纽约时报》
生活总是有很多的偶然性，但把这个真理表述成数学模型则是最近的事情了。这样做的结果令人震惊——概率理论在桥梁建设、金融衍生产品和对冲基金交易等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财富》
<理论精读>
1. 风险控制——计算精确的风险概率
关于风险控制的问题，彼得·伯恩斯坦是通过例子来说明的：
二战时候，德军轰炸莫斯科，一位苏联的统计学教授第一次出现在了避难所中，而之前他从来不愿意躲进避难所，“莫斯科有700万居民”，他过去经常这样说，“有什么理由相信炮弹会偏偏击中我？”因此人们对于他的出现十分惊讶，纷纷询问他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莫斯科有700万居民，只有1头大象，昨晚那头大象被德军炸死了”。
风险控制的难度不在于统计学即1/7 000 000，而是谁是那唯一的一个，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被炸的事件既可以是1，也可以是0。首先进行发生概率衡量，即被炸的可能性是1/7 000 000，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其次风险后果衡量，如果是1，那么意味着我们无法承担的结果，于是无论这个概率多么的微乎其微，也必须采取措施。
假设一个人打保龄球，第一次你将一个保龄球随机地扔到了另一头（先验概率），然后你再随机地将剩下的保龄球一个一个的扔到另一头，并且计算每一个保龄球击倒木柱的概率（后验概率）假设每一次最多能击倒一个木柱：
（1）通过先验概率是否可以大致确定后验概率？
（2）假设后验概率的样本足够大，是否可以反推先验概率？
书中，还有关于此的精彩论述：
（1）万事万物可能发生的双重性：当必须做出有风险的选择决定时，过去事件发生的概率可能与原来坚定的观点发生抵触。
（2）大多数预测的精确性依赖于人们做的决定更甚于依赖于大自然做的决定。
（3）如果你赌今天的正常会无限期地延长到未来，那么会比你跟随大多数人行动更早致富，也面临更小的破产风险。然而，每天都有许多投资者因为情绪波动不能低买或高卖而违背了这个建议。他们为贪婪和胆怯所驱动，跟着大多数人行动，而不是在经过自己思考之后再决定。
（4）对概率正确估计的检验即是结果，平均来说与事实相符，我们使得这种计算在所有的普通生活事件中或多或少是精确的。
（5）风险管理的实质就是把我们能控制结果的领域最大化，而使我们无法控制结果的领域变得最小，因果之间的联系就隐藏在我们周围。
（6）风险管理是一项实践活动的认知依赖于一种简单的陈词滥调：即当我们的世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忘记创造确定性了。我们从不敢确定：我们总是有着某种程度的无知。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信息既不正确也不完全。
2. 风险偏好——不同的倾向带来不同的影响
根据彼得·伯恩斯坦的习惯，我们还是首先用例子来做说明。尼古劳斯假设：两人A和B投掷硬币赌博，A投掷，如果没有出现头像，就要给B一笔钱，第一次投如果没有出现头像，需要给B2美元，第二次还没出现，给B4美元，第三次投如果还没有出现，给B16美元……如果连续投掷几次，都没有出现头像的一面，那么A需要给B支付2的2n-1次方美元。假设A连续扔了10次都没有出现头像面，那么他需要向B支付524 288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假设你是风险投资家，B向你出售他的权益，那么你如何给B的这种权益定价？要知道这很可能让你在短短几分钟内成了宇宙首富（尼古劳斯假设没有涉及另一面，即假如出现头像并且越早出现头像，B会损失些什么，否则A怎么和B能玩呢）
企业估值的重点不在于我们能得到什么（盯着IPO的倍数是错误的），重点在于我们得到的可能性是多少，如果得不到会损失些什么。得到524 288美元的概率是0.09%，0.09%的情况下可能让你成为宇宙首富，假如你现在是世界首富，你需要支付你现在所有的资产去购买B的权益，也即99.91%情况下你可能从世界首富的位置变得倾家荡产，你愿意吗？
人类对风险的偏好互不相同，这是我们真正的幸运。
我们要清楚两派之间的持续斗争为标志：一派坚持认为最好的决策以由过去模式决定的限制和数据为基础；另一派的决策则基于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大程度的主观信仰。这是一对从未解决的矛盾。这可以浓缩为一个人认为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观点。
亚当·斯密——一个研究人的本性的出色学生——把这种动机定义为：“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会有好运的愚蠢假设的过分自负”。尽管斯密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喜欢承受风险的倾向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仍然担心当这种倾向性失去控制时会对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凯恩斯也曾说过：“如果人的本性对于碰运气毫无兴趣的话，在人们仅仅冷静地进行一下计算的情况下，将不会有如此多的投资活动。”
3. 风险论述——风险管理发展史
伯恩斯坦的《与天为敌》就是一部简要的投资风险管理发展史。
伯恩斯坦认为，人类因对未来充满变数，产生心理不安；从文艺复兴时代起由赌圣卡达诺的“机会游戏论”研究掷骰子的概率，几何家帕斯卡尔与律师费玛联手创造“或然率理论”，丹尼尔·伯努利主张的“理性行为典范”认为财富少量增加带来的满足感，高尔顿发现“趋均数回归”，早慧天才的高斯所出版的“数学专论”、“运动论”及马福将白努里叔侄所提出的或然率问题，以微积分与帕斯卡尔三角（二项展开式）增补“概率学说”证明左右对称的“常态分配”或称“钟形曲线”等论著，推演着风险管理观念的进化史。使风险管理观念由“蒙受损失的可能”变为获利的良机，从“命运”与“原初设计”变成以或然率为根据、面面俱到到未来预测，从人类原有无助中找到抉择的方向。
然而风险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再精密的风险管理也都会存在盲点。自然界冥冥之中有一定的规律，但并不是每件事都是一样，似乎乱中有序；人类因历史的演进推演出很多理财的应用工具，但每件事物在进行的过程，永远存在着不连续性、不规则性，波动的外貌似乎非但没有减少，甚至反而还愈来愈多。甚至研究自然法则的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除了要研究自然的规律外，还得要和不可理喻的自己相搏斗。人类的行为模式并不在研究风险管理的专家学者所研究的范畴，甚至把人类的本性加以简化来推论风险管理工具的适用所在；因此风险管理工具存在着无法以综观全局，以多方面比对原因，再下结论等先天上的应用盲点。
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分割线管理的盲点，现代风险管理工具正在不断完善中。我们知道，伴随着各时代风险管理的演进，推演产生新的投资组合等衍生商品，衍生商品的诞生又促使风险管理工具推论逻辑的成熟。又因信息科技的发展是依风险管理工具推论逻辑来设计，所设计的信息系统更易于收集数据分析结果，再下最后的决策。但别忘了数据的来源来自已发生的过去事实，用之于未来终究有因时空环境变异产生的失误。这是应用现代新发展的管理风险工具的投资理财从业员与企业的经营者，不可尽信数据的缘由。虽然数据比直觉更可靠，但因管理风险工具无法综观全局，需注意每件事物未知的未来，仍存在不连续性、非线性产生的现象。
<趣味延展>
彼得·伯恩斯坦1915年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也从事金融工作。可以想象，天资聪颖加良好的家庭背景，伯恩斯坦几乎是没有悬念地进了哈佛，以极优等的成绩取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在联邦银行纽约分行谋得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1年以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伯恩斯坦放弃了工作加入美国空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伯恩斯坦在大学教过一段时间经济学，随后在纽约一家商业银行做信贷员，评估借贷者的资信。他后来提到，这段经历使他开始了解和学习什么是风险。
1951年，伯恩斯坦的父亲去世，他接管了他父亲的财富管理公司。当时他管理的资产就高达数十亿美元，到1967年该公司被出售的时候这些资产已经增值十余倍。随后他依旧作为管理者继续工作于该公司，直到1973年他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在从事资产管理实践的同时，伯恩斯坦对学术的兴趣日益浓厚。在创办公司后的1年，即1974年，他就创办了《组合管理》杂志，为学界和投资者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并借此发展了有效市场理论和组合管理的策略。
伯恩斯坦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过一篇《投资的核心》的短文，描述不确定性始终围绕着我们，其中不乏警句般的文字：
“在投资者头脑比较冷静的时候，投资者知道他们没有能力预知未来。然而，在处于极端恐慌或狂想的心理状态下时，他们对其预测变得非常大胆：他们的行为使人感觉好像不确定性已经消失了，结果是毫无疑问的一样。现实突然转变成了那个假想的未来，其中结果是已知的。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但他们也是难以让人忘记的：市场的大起大落就是由投资者的心理从怀疑到确定的转变形成的。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有关市场行为的教训，尽管如此，以延伸不可重复的过去的长期因素适用范围方式来预计长期期望收益是非常危险的。尽管没有人会怀疑老摩根的推测，即资本市场永远是在波动的，但是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市场必定会恢复到的均值。在20年或者30年中收益率即使只有1~2个百分点的差异，也会造成最终财富的巨大差别。
“投资不像许多其他的领域：因为不确定性是根深蒂固的，大多数的胜利都会属于乌龟，而不属于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