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资金流动的加速、竞争的加剧以及新兴市场的成长，大大增加了全球宏观投资策略的复杂性与考察范围。投资市场其实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调控必然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效果。因此投资者应该更多地了解全球宏观市场，密切关注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动向，密切关注经济指标的变化，将个人投资计划与全球经济走势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够在投资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名著导读>
《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是一部关于俄罗斯私有化历程的精彩著作，描述了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的故事和人物，以及他们各自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
20世纪90年代，占世界陆地面积1/6的苏联发生巨变，叶利钦走上街头，登上坦克发表演讲，成为历史的经典镜头。但是，兴奋过后的人民很快被现实的冷酷所唤醒：卢布狂跌、车臣内战、权贵和土匪横行、医生与教师却领不到工资。如果说这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很多俄国人宁可回到过去的时代。在这场“休克疗法”中获利的是商业寡头和青年改革派。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两种人的故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改革者没有抓住天赐的良机，他们的失误让俄国社会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需要今后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偿还。
寡头们是一些精明的生意人，他们巧妙地和各种势力周旋，最终夺占了俄罗斯广大的自然财富。而青年改革派则是一批胸怀抱负的经济学家，他们把自己的疯狂理论付诸实践，结果有时令人欢欣鼓舞，有时却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世纪大拍卖》一书告诉中国读者，市场经济的要素绝非仅仅是私有化。
公民社会或法治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理论精读>
1. 经济改革——扭曲的市场经济
“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到2000年，俄罗斯将成为一个非常富裕、民主的国家。”当叶利钦举起香槟酒，为他在俄罗斯大选中的胜利干杯时，一个加拿大的中年女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记下这句话，并把它写到她的大著《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但是毫无疑问，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兑现。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发生了什么？用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话概括说来就是：“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这是一种私有的经济，但却不是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其中有市场存在，但却是被操纵和控制的市场。这样一个结果是西方学者和俄罗斯的改革设计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设想，政治的和经济的规律如同物理定律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世界的其他地区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趋同……这种信念构成了青年改革者的经济计划的核心。”
弗里兰认为，俄罗斯的改革派在早期是浪漫的，他们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实现，一切好事都会自然发生。由于这种经济浪漫主义，俄罗斯早在1994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把企业产权全部转移到私人手里。《世纪大拍卖》讲述的，正是俄罗斯如何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滑向“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的故事。这种坏的市场经济，作者也称之为“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资本主义”、“土匪资本主义”、“瘸腿的、腐败的资本主义”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大公司掠夺小公司，官员和骗子们掠夺所有的人。”
在这个激进的私有化过程中，腐败被容忍了，改革者们不在乎财产以何种方式转移到私有者手里，即使是偷也可以接受，因为今天是偷，明天就是财产的所有者和优秀管理者，腐败就会停止。这种“为民主而腐败”在早期私有化过程中完全成了一种自觉地选择。但是私有化后，许多企业经营仍然非常拙劣，生产力仍然低下，更为糟糕的是私有化创造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财团寡头，使俄罗斯改革滑向一条谁也不想看到的经济轨道：创造了一种私有的，但却没有生产力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发展了，但却被寡头操纵和控制了。
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就不难看到，这种“始料不及”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加深的过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
这场改革使得分裂后的苏联各个国家纷纷陷于贫困和混乱之中。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 000多倍。有1/3的居民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而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
2. 红色青年改革派——休克疗法的推手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书中描述了改革前叶利钦在俄罗斯的形象——他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当时没人想到就是这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他们口袋中的卢布一夜间掏空。在当时，俄罗斯人正在极力摆脱从前的不快记忆，他们呼唤所谓的市场经济，试图以此创造新俄罗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休克疗法”的执行人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改革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激进（至少在今天看来是这样的）地开展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毫无准备的“价格自由化”就足够将老百姓推入西伯利亚寒冬了。1周时间，涨了6倍的价格，这就意味着民众半辈子的积蓄会立马被洗劫。但是，青年改革派并没有因此而负疚，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付出，这就是走上市场经济的付出。令人遗憾的是“休克疗法”在拟定之初，就已经预料到这样的局面，但是青年改革派们没有努力解决由此给民众带来的冲击，却认为这是俄罗斯人民理所当然要承受的。
在改革受挫后，丘拜斯作为盖达尔的继任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上任，他就拉开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序幕。他的合作者事后回忆，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一套综合方案，20部标准法令，没有秘书，没有传真机仅用1个半月时间完成。他们认为凭借合理的法律、公正的法案，便可以使俄罗斯顺利走入资本主义的光明大道。
为了获取民众支持，“认股权证私有化”开始了，认股权证成了一种货币，而且公民们人人有权分到。世界级的投行们参加了这场疯狂的实验，他们并不关心俄罗斯的未来，他们只关心收益。可悲的是，丘拜斯们把希望投向了他们。当这场空前大闹剧上演后，寡头经济正式诞生。依靠所谓的“漏洞经济”或者说是接过了青年改革派一手递来的巧克力，他们发迹了。丘拜斯们曾经有“为民主而腐败”的观点，他们认为当这些强盗们把这些国有资产夺走后，为了守住资产自然就会成为优秀的管理者。然而学者们毫不客气地总结“这是经济浪漫主义”。
时间来到了叶利钦第一任总统任期快结束了，为了连任，阻击共产党人的复兴，丘拜斯转向寡头求助，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这里很明确地点出了青年改革派的堕落。丘拜斯们当初走上政治舞台所凭借的就是清廉和正义，但是此刻除了权力，什么也不剩了。全书最精彩的章节出现在关于“贷换股”出现的部分，“贷换股最终摧毁了青年改革派”，“更糟糕的是，它最终粉碎了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健康、繁荣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任何残存的希望”。作者此处用词很重，甚至不惜使用了“世界上最恶劣的内幕交易”等一系列的词。
3. 休克疗法——祸国殃民的市场万能论
“休克疗法”迷信市场万能，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看成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主张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实践证明，特别是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这种极端的“市场论”是十分有害的。
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种是以德国、澳大利亚及瑞典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前者以私有制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居民社会保障市场化；后者以混合制为基础，保留较强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重视和参与居民的社会保障。显然，俄罗斯欲通过“休克疗法”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美国式的。问题在于，“休克疗法”的实施者们步入了下述两大误区。一是所谓的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是经历了百年的历史才最终建立起来的，而俄罗斯则仅仅处于转轨过渡期，即俄罗斯的任务不是医治或改良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市场经济。在这里，“休克疗法”的改革家们把结果与过程混淆了起来。二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无限制的、绝对的自由市场，美国亦然。所以，不论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还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都是必要的和必需的。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士·托宾所指出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受到它的热心的思想家们的鼓掌欢迎，但是个人利益只有引导到需要的方向上去，才能保证其产生有利于社会的行动动机……如果在个人与社会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考虑到社会利益的要求去改变看不见的手的定理。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为维护社会利益而进行干预。”托宾所说的“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指的就是市场失灵领域。
“俄罗斯民主派们看到了一小部分西方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作为天真的新教徒把市场所建议的一切东西都认为是真理。”错误地认为，只要是遵循市场自由的原则，一切都会各就各位。事实证明，“不重视国家的调节作用，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是市场浪漫主义初期的特点。这使社会生活出现了可怕的犯罪化趋势，产生了变形的、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并使国家的生产和科技潜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休克疗法”的实践后果，诸如恶性的通货膨胀、掠夺式的财产私有化及贸易与金融秩序的破坏都说明了“市场万能论”是十分有害的。国家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同样是市场的管理者。规范的良性运作的市场关系必须依靠国家来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法律。
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是在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后进行的。以叶利钦、盖达尔为首的改革派们为防止苏共的东山再起和苏联的复活，保证政治进程的不可逆转，迫不及待地彻底摧毁昔日大厦的全部根基，包括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的所有方面。于是，改革者们把改革看成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促使社会进步与繁荣、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手段。实行“休克疗法”的真正意图就在于此。所谓的“三化”都是为此服务的。叶利钦曾表白：“我努力加快俄罗斯的国家体制的形成，引入新的管理制度，并依靠法律来确认这一切，以避免威胁变为现实。”显然，这里的“威胁”即是上述的“政治逆转”。在从本质上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所有制关系的私有化过程中，改革派们毫不隐讳地承认，“加快私有化步伐与俄罗斯经济健康化没有关系，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造成数百万私有者，杜绝社会主义复活的可能”。人称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竟然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
分析“休克”改革派之所以如此为之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其一，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尤其是斯大林执政以后的历史，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诸如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与滥杀无辜，远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与官僚制度，以牺牲人民福祉为代价的军事经济体系，阻碍社会进步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这一切，仍深深地刻印在俄罗斯人民的脑海里（这里并非是对苏联70年历史的全盘否定，只是举出部分历史事实就足够了）。辉煌与凄凉全使人心向背，当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徐徐降落时，2.9亿苏联人民竟然无动于衷。用可怕的麻木与沉默送走了苏联的70年。黄苇町在他的《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分析道：“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二，与叶利钦、盖达尔等民主改革派的个人因素直接相关。全力支持“休克疗法”改革的叶利钦，人称俄罗斯政坛第一强人。其政治思维以反苏共和亲西方为主要特征。而执政行为则“以新制度法统建设为目的”，“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防止共产主义东山再起”。所以，“休克疗法”背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终极目标的定位便不难理解了。人称“芝加哥小男孩”的盖达尔是初出茅庐的年青一代改革派的代表，是叶利钦政权的坚定拥护者。改革激情有余但疏于理性思考，更缺乏从政及社会实践的经验。他勇于改革旧体制，但全然忽视了广大民众在改革中的利益，把彻底同昨天决裂看成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4. 寡头经济——俄罗斯寡头的形成始末
俄罗斯的“寡头”指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一夜暴富的大资本家。1996年3月的一天，叶利钦秘密召见了7个金融寡头，他们是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
俄罗斯的金融寡头是私有化造就的乱世大亨，以金融寡头现象为镜观察私有化，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俄罗斯的私有化就其本质而言，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新旧官员利用权力攫取、控制和占有国家财产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仅以波塔宁为例，解释寡头的发家过程，事实上正是波塔宁向政府提出了“以贷款换股权”，即将国有企业进行抵押拍卖的现金私有化思想。所谓抵押拍卖是指政府通过国有资产委员会提供国有企业的控股权进行拍卖，拥有闲置资金的银行和金融公司以这些控股权为抵押向政府提供贷款以弥补预算赤字，3年后国家通过还贷可以收回股票，否则归买主所有。在抵押拍卖这一“俄罗斯私有化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强权行动”中，金融寡头获得了俄罗斯最好的一批工业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