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党军大举向解放区推进，使内战爆发的危险日益严重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10日，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发布了对日大反攻的命令，随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调整战略区作战行动的命令。据此，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治委员李井泉率部向晋绥的日、伪军反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向晋冀鲁豫区的日、伪军反攻；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率部向晋察冀（包括热辽边）地区的日、伪军反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代政治委员饶漱石率部向华中地区及江南皖浙等地的日、伪军反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黎玉率部向山东地区的日、伪军反攻；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原为徐向前因病未到职）、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部向鄂豫地区的日、伪军反攻；
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枫、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程子华、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万毅等率部向东北进军；坚持华南游击战的各游击队向当面的日、伪军反攻。继续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
但是，蒋介石于8月11日连续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向解放区“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令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为首先抢占战略要点与交通要道，分割解放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8月13日确定了新的军事部署，后经调整为：其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一部由西安向洛阳推进；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率部由晋西地区向太原推进；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率部由江西铅山向杭州推进；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率部由河南南阳向郑州、开封、新乡推进；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率部由湖北恩施向武汉、宜昌、沙市推进；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率部由江西寻邬向广东汕头推进；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位兰州地区；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由湖南汝城向南昌推进；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率部由安徽立煌向徐州、海州等地推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部由西安向保定、石家庄、北平推进，其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部由西安向青岛、济南、德州推进；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部由绥远陕霸向察、绥、热三省推进；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率部由南宁向广州推进；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率部由柳州向南京、上海推进；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率部由湖南芷江向长沙、衡阳推进；任命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率部向东北推进。并确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率部由陕西汉中开往北平；广州行营主任由张发奎兼任；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率部由重庆进占长春。
美国从其“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基本企图出发，一方面，令侵华日军为国民党军坚守地盘；另一方面，派海、空军为国民党军向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等地运兵；同时，还直接出兵在塘沽、天津、上海、青岛等地登陆，为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地。
整个形势表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令部队大举向解放区推进，存在着爆发内战的严重危险。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国际上也不赞成中国内战，加之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尚需时间准备，因而，尽管内战的危险是严重的，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条件和可能还是存在的。
B．国民党的方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将建立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国内主要矛盾斗争的焦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早在1943年，蒋介石就发表了以坚持独裁专政、反共反民主为核心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奠定了其战后方针的基础。书中竭力诬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和开创的抗日根据地是“背逆时代潮流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反动势力”，提出“不只没有侥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存在的余地，否则，国家的命运就要因此而断送了。”这些法西斯主义理论，是蒋介石一贯主张的不消灭共产主义死不瞑目的翻版。抗战胜利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的路线，蒋介石在会上说：
“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这构成了国民党制定战后方针的基本出发点。蒋介石本人后来说，战后的方针，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共武装。他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
当抗战胜利到来时，蒋介石一面公开连电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赴渝，“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企图借以争取舆论和政治上的主动；一面秘密重印《剿匪手本》给各战区，进行“动员戡乱”。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无论是和平建设或动员戡乱，都是以打击他的企图，甚至消灭他的存在。”这就表明了蒋介石的和谈是假、消灭中国共产党是真的反革命两手策略。
蒋介石为加紧内战准备，于1945年11月中旬，在其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专门讲了《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进一步确定了军事方针。其要点是：
（1）提出了“戡乱”规划。蒋介石声称：“我们回想二十年来奸匪［注指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只要各位知道今天局势的紧急……奋发努力……那么我就敢确信最少五年最多十年，一定可以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
（2）确定了“剿匪”的部署与方针。蒋介石称：
“将来的剿匪区域，当然要照铁道干线来划分。军令部所划的六个区域，甚为正确。”“第二收复区内之六个剿匪区，应各设一指挥机构。”关于作战方针，“我们在游击之外，不能不采用阵地战。”
（3）制定了新的“剿匪”战术。蒋介石要其高级将领继续研究运用他在《剿匪手本》中提出的“碉堡战”、“纵深配置”、“侦察战”、“伏击战”、“游击战”、“山地战”、“夜战与夜行军”的战术外，并规定组织战（即保甲战）、宣传战（精神战或心理战）、补给战（交通战）、通讯战（情报战）等新的战术。（4）确定了“先关内后关外”的“剿匪”步骤。蒋介石说：“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些均表明蒋介石内战的方针进一步确立。
在对外关系上，蒋介石从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立场出发，确定了“中美彻底合作”的方针。蒋介石以苏俄怀有“非彻底统制我中国、灭亡我民族之不可的野心”为借口，进行反苏反共。为此，蒋介石认为必须实行“中美彻底合作”，特别是视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为其生命线。他称：美国的贷款是否能如约实践，“这不仅是我政府对中共经济战成败所系，而且是整个中国安危存亡的关键。”蒋介石的所谓“中美彻底合作”方针，实际是不惜出卖主权，使中国沦为美国附庸，以换取美国援助的方针。
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要坚持独裁和内战。就要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因此，“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
C．孕、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依据当时形势及其发展，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总路线，把“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党的一般纲领。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其中针对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情况，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这种针锋相对的方针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以真和平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以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同时，积极采取正确方针，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认为：随着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并从中国的政治形势出发，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和平、民主、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的指导方针。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这一《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方针。但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准备迎接。”
关于军事战略方针与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肃清敌伪、应付国民党军的进攻和保障实现和平民主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
（1）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军事战略转变。
（2）编组超地方性野战兵团，并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
（3）调整战略部署，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4）目前的行动方针是：除个别敌伪盘据的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只要好打，即“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要“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要派大批有能力之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中共中央并明确指出，“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
关于对外政策，战后的美苏对华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共关系，情况极为复杂。中共中央确定的原则是：
（1）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殖民化中国的政策”，要“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但对在华美方人员应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对美方协助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者，应坚决抗议与自卫。
（2）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直接帮助我们。所以，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
（3）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某些妥协，是不可免的。但“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我们仍“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解决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共中央依据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时制定的上述战略方针与各项政策，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争取和平发展的前途和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