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称：“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2、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杜鲁门称：“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阋墙之争”3、采用“调处”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杜鲁门先后通过赫尔利和马歇尔充当“和平使者”进行“调处”，达到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政府，以通过蒋介石有效地控制中国，从而既能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又能把苏联的影响完全逐出中国。
以上情况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就是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进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这样，美国“把中国置于美国势力范围”的殖民企图，与正在奋起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中国人民的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是其对华政策必然遭到彻底失败的原因。同时，美国大力援蒋与所谓不介入“阋墙之争”的矛盾，也造成了马歇尔的“调处”必然失败。
（三）苏联的对华政策
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从其战略利益和对抗美国的国际战略出发而确定的。
当苏德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苏联无暇东顾。1944年春，斯大林曾对访苏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美国在远东应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对于国共之间的解决，极感兴趣”。这时，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尚无积极的表示。
苏联在取得“对日作战条件”时，出于苏联自身利益和远东安全的考虑，其对华政策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一是以同意对日作战为条件，取得租借旅顺、大连为自由港，共管中长铁路等权益和外蒙古独立。加之，进驻朝鲜北部，从而使苏联取得对美国的有利地位，使美国势力不致渗入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二是与蒋介石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换文中规定：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和其他物资上援助“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以图尽力拉住蒋介石使其不完全倒向美国。三是要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与国民政府妥协，以避免内战。斯大林曾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并直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企图以此“争取全面和充分实现”雅尔塔体制，保持远东的和平局面。
另一方面，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在东北，一方面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个城市及中长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同时也以不干涉中国人民自治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力量的发展予以一定的帮助。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莫洛托夫重申苏联反对“其他外国军队”“帮助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苏美两国外长均表示两国军队都应“尽早撤离中国”。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
苏联的对华政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大国合作、确保本国安全与美国实行妥协的产物。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他们不赞成中国人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革命斗争，而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妥协。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立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二、战后国内形势与国共两党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和平民主，但内战的危险却严重存在。
战后的国内形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民族与人民解放；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扶植下，调兵遣将，加紧向解放区推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企图在全国恢复与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因此，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专政的独裁统治。因此，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
A．战后国内的基本形势
战后的国内形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民族与人民解放；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扶植下，调兵遣将，加紧向解放区推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企图在全国恢复与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因此，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专政的独裁统治。因此，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当时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
（一）国内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基本力量，革命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边区及南方的15个游击根据地，军队9．2万人，有组织的党员4万人左右。到1945年9月，解放区发展为19个，面积为104．8万平方公里，人口1．255亿，县城与省会286座，行署、专署和县级政权703个；军队127万人，民兵268万人；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成熟，全党更加团结，党员已发展到120多万人。这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系。同时，中国民主力量进一步发展。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座谈会（后改称九三学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以及中国妇女联谊会等民主进步的党派和团体，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纲领，主张实行“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方针。
他们对战后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在战前几乎控制着全中国，拥有军队170万人。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在战略防御阶段担负着正面战场抗击日军主力作战，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作战相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将大部军队退缩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以保存实力。
日本投降前夕，即1945年7月，国民党蒋介石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余人，加上军事机关85万人，军事学校16万人，陆军总兵力共524万余人。此外，蒋介石正把几十万伪军收编为进攻解放区的先遣队。
国民党在军事力量的绝对数量上虽多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但双方总兵力的对比，已由抗战开始时的18．88∶1，降为4．1∶1，加上收编的50万伪军也仅为4．5∶1稍强一点。
（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建设，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民主制度，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受到了人民的普遍拥护。解放区人民称“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救星”。华北沦陷区的人民说：“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马寅初教授在重庆发表演说时，对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他们所努力建立的制度，也就是最接近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民主制度”。并赞美解放区的减租减息政策是“改善农民生活的崇高思想之一种具体表现”，他希望这种政策在全国普遍地实行起来。到过延安的人，对共产党无不倍加赞誉。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个享有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以实施“训政”为借口，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压制民主，特务猖獗；横征暴敛，搜刮民财，人民极为不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国统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国际上，也普遍认为国民党政府是独裁政府。蒋介石曾哀叹说：“在美国人的脑筋中间”，已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
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情景，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思。因此，当毛泽东于1945年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时，立即得到广泛响应，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与各界著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和呼吁书，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反对内战与一党专政。
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8月15日发表紧急呼吁书，提出：“我们坚决地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毫无问题，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姿态和措施，也是我们要坚决排除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呼吁书还提出了包括全国实行普选，保障人民基本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成立民主政府，中央与地方均权，废除战时统治，救济收复区人民生活，扶助人民复业，政府停止征兵等内容的10条主张。
中国第三党（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于1945年9月，在对时局发表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战争结束，胜利到来，举国人民都一致希望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不仅要遭遇国人之坚决反对，且为友邦所不许。吾人深切希望当政十八年之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于1945年9月发表了《对时局的严重献言》，表达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呼声：“现在，抗战胜利了，法西斯已经溃败，民主的潮流正以排山倒海的势力激荡于世界，而盟邦的团结也日益巩固，这正是我们从事建设民主化工业化新中国的一个伟大时代。因此，我们需要和平团结，需要民主统一，需要休养生息，需要经济建设，从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与文化水准。这是经济界历尽苦难后的愿望，也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反之，任何妨害民主和平的行为，都非我们经济界所愿见，也一定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所反对的。”并提出了9项主张。要求：
一切国事，要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停止抽调壮丁，安定工商界人员；没收敌伪财产，救济失业工人，解救工商业的危机等。中国妇女联谊会在1945年8月25日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称：“我们妇女，在抗战中已支付了最大的代价，我们有权利要求在战后享受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不愿在抗日胜利后，再有任何战祸发生，削弱建国的力量，和使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再充当屠杀自己同胞的凶手，或在自己同胞的枪炮下牺牲，我们怎能容忍在已获得和平后，还被抛进贫困、饥寒、死亡、压迫里。”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必须警惕那些企图独占抗战成果的人们发动内战的阴谋，并且应该用全力加以反对和制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了《告国人书》，声明：“在全国人民殷切待望，时机迫切的今天，本会敢诚恳地提出处理国事的三大目标，曰团结，曰民主，曰和平。这是全国人民所祈望的目标”。“紧急的时机不应放过，人民的愿望不应无视，国家的大计不应拖延”。“现在战争结束了，但这决不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生的功成事毕，而是中国人民开始跨进了创造光明的民族事业的第一道门”。
昆明、成都等地的各界人士876人，于1945年9月26、29日，分别联名发表呼吁和通电，表明了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的主张。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主张和平，不赞成内战。所以，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强大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