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他的房租，也从没有迟纳过一天，对底下人如她自己和房东的黄包车夫之类的赏与，总按时按节，给得很丰厚的。
郑秀岳听了这多言的半老妇的这许多关于前楼的住客的赞词，心里早已经起了一种好奇的心思了。只想看看这一位正人君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才。可是早晨她起来的时候，他总已经出去到书馆里去办事了，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总一进门就走上楼去的，所以自从那一天礼拜天的下午，他们搬进去后，虽和他同一个屋顶之下住了六七天，她可终于没有见他一面的机会。
直到了第二个礼拜天的下午——那一天的天气，晴暖得同小春天一样。吃过饭后，郑秀岳听见前楼上的一排朝南的玻璃窗开了，有一位男子操宁波口音的声音，在和那半老女佣人的金妈说话，叫她把竹竿搁在那里，衣服由他自己来晒。停了一会，她从她的住室的厢房窗里，才在前楼窗外看见了一张清秀温和的脸来。皮肤很白，鼻子也高得很，眼睛比寻常的人似乎要大一点，脸型是长方的。郑秀岳看见了他伏出了半身在窗外天井里晒骆驼绒袍子，哗叽夹衫之类的面型之后，心里倒忽然惊了，觉得这相貌是很熟很熟，又仔细寻思了一下，她就微微地笑起来了，原来他的面型五官，是和冯世芬的有许多共同之点的。
十七
一九二七——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年头和一九二六年的年尾，沪杭一带充满了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的空气。在党的铁律指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各地都受了工农老百姓的暗助，已经越过了仙霞岭，一步一步的逼近杭州来了。
阳历元旦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真如破竹般地直到了杭州，浙江已经成了一个遍地红旗的区域了。这时候淞沪的一隅，还在旧军阀孙传芳的残部的手中。但是一夕数惊，旧军阀早已经感到了他们的末日的将至了。
处身于这一种政治大变革的危急之中，托庇在外国帝国主义旗帜下的一股上海的大小资产阶级，和洋商买办之类，还悠悠地在送灶谢年，预备过他们的旧历的除夕和旧历的元旦。
醉生梦死，服务于上海的一家大金融资本家的银行里的郑秀岳他们的房东，到了旧历的除夕夜半，也在客厅上摆下了一桌盛大的筵席，在招请他的房客全体去吃年夜饭，这一天系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天气阴晴，是晚来欲雪的样子。
郑秀岳她们的一家，在炉火熔熔，电光灼灼的席面上坐定的时候，楼上的那一位吴先生，还不肯下来，等面团身胖，嗓音洪亮的那一位房东向楼上大喊了几声之后，他才慢慢地走落了楼。房东替他和郑去非及郑秀岳介绍的时候，他只低下了头，涨红了脸，说了几句什么也听不出来的低声的话。这房东本来是和他同乡，身体魁伟，面色红艳，说了一句话，总容易惹人家哄笑，在他介绍的时候说：
“这一位吴先生，是我们的同乡，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年了，叫吴一粟，系在某某书馆编《妇女杂志》的。郑小姐，你倒很可以和他做做朋友，因为他的脾气像是一位小姊，你看他的脸涨得多么红？我们内人有几次去调戏他的时候，他简直会哭出来。”
房东太太却佯嗔假怒地骂起了她的男人来了：
“你不要胡说，今朝是大年夜头，噢！你看看吴先生已经被你弄得难为情极了。”一场笑语，说得大家都呵呵大笑了起来。
郑秀岳在吃饭的时候，冷静地看了他几眼，而他却只低下了头，一句话也不说，尽在吃饭。酒，他是不喝的。郑去非和房主人戴次山正在浅斟低酌的中间，他却早已把碗筷搁下，吃完了饭，默坐在那里了。
这一天晚上，郑去非于喝了几杯酒后，居然兴致大发，自家说了一阵过去的经历以后，便和房东戴次山谈论起时局来，末后注意到了吴一粟的沉默无言，低头危坐在那里，他就又把话牵了回来，详细地问及了吴一粟的身世。
但他问三句，吴一粟顶多只答一句，倒还是房主人戴次山代他回答得多些。
他和戴次山虽是宁波的大同乡，然而本来也是不认识的。戴次山于两年前同这回一样，于登报招寻同住者的时候，因为他的资格身份很合，所以才应许他搬进来同住。他的父母早故了，财产是没有的，到宁波的四中毕业为止，一切学费之类，都由他的一位叔父也系在某书馆里当编辑的吴卓人负责的。现在吴卓人上山东去做女师校长去了，所以他只剩了一个人，在上海。那《妇女杂志》本来是由吴卓人主编的，但他于中学毕业之后，因为无力再进大学，便由吴卓人的尽力，进了这某书馆而作校对。过了两年，升了一级，就算作了小编辑而去帮助他的叔父，从事于编辑《妇女杂志》。而两年前他叔父去做校长去了，所以这《妇女杂志》现在名义上虽则仍说是吴卓人主编，但实际上则只有他在那里主持。
这便是郑去非向他盘问，而大半系由戴次山替他代答的吴一粟的身世。
郑秀岳听到了吴卓人这名字，心里倒动了一动，因为这名字，是她和冯世芬要好的时候，常在杂志上看熟的名字。《妇女杂志》在她们学校里订阅的人也是很多。听到了这些，她心里倒后悔起来了。因为自从冯世芬走后，这一年多中间，她只在为情事而颠倒，书也少读了，杂志也不看了，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界和妇女界的事情，她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的父亲在和吴一粟说话的中间，她静静儿的注视着他那腼腆不敢抬头的脸，心里倒也下了一个向上的决心。
“我以后就多读一点书吧！多识一点时务吧！有这样的同居者近在咫尺，这一个机会倒不可错过，或者也许比进大学还强得多哩。”
当她正是昏昏然心里在那么想着的时候，她父亲和戴次山的谈话，却忽而转向了她身上。
“小女过了年也十七岁了，虽说已在女校毕了业，但真还是一个什么也不知的小孩子，以后的升学问题之类，正要戴先生和吴先生指教才对哩。”
听到了这一句话，吴一粟才举了举头，很快很快地向她看了一眼。今晚上郑秀岳已经注意了他这么的半晚了，但他的看她，这却还是第一次。
这一顿年夜饭，直到了午前一点多钟方才散席。散席后吴一粟马上上楼去了，而郑秀岳的父母，和戴次山夫妇却又于饭后打了四圈牌，在打牌闲话的中间，郑秀岳本来是坐在她母亲的边上看打牌的，但因为房东主人，于不经意中说起了替她做媒的话，她倒也觉得有些害起羞来了，便走回了厢房前面的她的那间卧房。
十八
二月十九，国民革命军已沿了沪杭铁路向东推进，到了临平。以后长驱直入，马上就有将淞沪一带的残余军阀肃清的可能。上海的劳苦群众，于是团结起来了，虽则在军阀孙传芳的大刀下死了不少的斗士和男女学生，然而杀不尽的中国无产阶级，终于在千重万重的压迫之下，结合了起来。口号是要求英美帝国主义驻兵退出上海，打倒军阀，收回租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凡这种种的条件若做不到，则总罢工一日不停止。工人们下了坚固的决心，想以自己的血来洗清中国数十年来的积污。
军阀们恐慌起来了，帝国主义者们也恐慌起来了。于是杀人也越杀越多，华租各界的戒严也越戒得紧。手忙脚乱，屁滚尿流，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丑态，这时候真尽量地暴露了出来。洋场十里，霎时间变作了一个被恐怖所压倒的死灭的都会。
上海的劳苦群众既忍受了这重大的牺牲，罢了工在静候着民众自己的革命军队的到来，但军队中的已在渐露狐尾的新军阀们，却偏是迟迟其行。等等还是不到，等等还是不来，悲壮的第一次总罢工，于是终被工贼所破坏了。死在军阀及帝国主义者刀下的许多无名义士，就只能饮恨于黄泉，在低下悲声痛哭，变作了不平的厉鬼。
但是革命的洪潮是无论如何总不肯倒流的。又过了一个月的光景，三月二十一日，革命的士兵的一小部分终于打到了龙华，上海的工农群众，七十万人就又来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罢工总暴动。
闸北，南市，吴淞一带的工农，或拿起了镰刀斧头，或用了手枪刺刀，于二十日晚间，各拼着命，分头向孙传芳的残余军队冲去。
放火的放火，肉搏的肉搏，苦战到了二十二日的晚间，革命的民众，终于胜利了，闽海匪军真正地被杀得片甲不留。
这一天的傍晚，沪西华纱厂里的一队女工，五十余人，手上各缠着红布，也趁夜冲到了曹家渡附近的警察分驻所中。
其中的一个，长方的脸，大黑的眼，生得清秀灵活，不像是幼年女工出身的样子。但到了警察所前，向门口的岗警一把抱住，首先缴这军阀部下的警察的枪械的，却是这看起来真像是弱不胜衣的她。拿了枪杆，大家一齐闯入了警察的住室，向玻璃窗，桌椅门壁，乱刺乱打了一阵，她可终于被刺刀刺伤了右肩，倒地睡下了。
这样的混战了二三十分钟，女工中间死了一个，伤了十二个，几个警察，终因众寡不敌，分头逃了开去，等男工的纠察队到来，将死伤的女同志等各抬回到了各人的寓所安置停妥之后，那右肩被刺刀刺伤，因流血过多而昏倒了过去的女工，才在她住的一间亭子间的床上睁开了她的两只大眼。
坐在她的脚后，在灰暗的电灯底下守视着她的一位幼年男工，看见她的头动了一动，马上就站了起来，走到了她的头边。
“啊，世芬阿姊，你醒了么？好好，我马上就倒点开水给你喝。”
她头摇了一摇，表示她并不要水喝。然后喉头又格格地响了一阵，脸上微现出了一点苦痛的表情，努力把嘴张了一张，她终于微微地开始说话了：
“阿六！我们有没有得到胜利？”
“大胜，大胜！闸北的兵队，都被我们打倒，现在从曹家渡起，一直到吴淞近边，都在我们总工会的义勇军和纠察队的手里了。”
这时候在她的痛苦的脸上，却露出了一脸眉头皱紧的微笑。这样地苦笑着，把头点了几点，她才转眼看到了她的肩上。
一件青布棉袄，已经被血水浸湿了半件，被解开了右边，还垫在她的手下。右肩肩锁骨边，直连到腋下，全被一大块棉花，用纱布扎裹在那里。纱布上及在纱布外看得出的棉花上，黑的血迹也印透了不少，流血似乎还没有全部止住的样子。一条灰黑的棉被，盖在她的伤处及胸部以下，仍旧还穿着棉袄的左手，是搁在被上的。
她向自己的身上看了一遍之后，脸上又露出了一种诉苦的表情。幼年工阿六这时候又问了她一声说：
“你要不要水喝？”
她忍着痛点了点头，阿六就把那张白木台子上的热水壶打开，倒了一杯开水递到了她的嘴边。她将身体动了一动，似乎想坐起来的样子。但啊唷的叫了一声，马上就又躺下了。阿六即刻以一只左手按上了她的左肩，急急地说：
“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就在我手里喝好了，你不要动。”
她一口一口的把开水喝了半杯，哼哼地吐了一口气，就摇着头说：
“不要喝了！”
阿六离开了她的床边，在重把茶杯放回白木桌子上去的中间，她移头看向了对面和她的床对着的那张板铺之上。
只在这张空铺上看出了一条红花布的褥子和许多散乱着的衣服的时候，她却急起来了。
“阿六！阿金呢？”
“嗯，嗯，阿金么？阿金么？她……她……”
“她怎么样了？”
“她，她在那里……”
“在什么地方？”
“在，工厂里。”
“在厂里干什么？”
“在厂里，睡在那里。”
“为什么不回来睡？”
“她，她也……”
“伤了么？”
“嗯。嗯……”
这时候阿六的脸上却突然地滚下了两颗大泪来。
“阿六，阿六，她，她死了么？”
阿六呜咽着，点了点头，同时以他的那只污黑肿裂的右手擦上了眼睛。
冯世芬咬紧了一口牙齿，张着眼对头上的石灰壁注视了一忽，随即把眼睛闭上拢去。她的两眼角上也向耳根流下了两条冷冰冰的眼泪水来。这时候窗外面的天色，已经有些白起来了。
十九
当冯世芬右肩受了伤，呻吟在亭子间里养病的中间，一样的在上海沪西，相去也没有几里路的间隔，但两人彼此都不曾知道的郑秀岳，却得到了一个和吴一栗接近的机会。
革命军攻入上海，闸北南市，各发生了战事以后，神经麻木的租界上的住民，也有点心里不安起来了。于是乎新闻纸就骤加了销路。
本来郑秀岳他们订的是一份《新闻报》，房东戴次山订的是《申报》，前楼吴一粟订的却是替党宣传的《民国日报》。郑去非闲居无事，每天就只好多看几种报来慰遣他的不安的心里。所以他于自己订的一份报外，更不得不向房东及吴一粟去借阅其他的两种。起初这每日借报还报的使命，是托房东用在那里的金妈去的，因为郑秀岳他们自己并没有佣人，饭是吃的包饭。房东主人虽则因为没有小孩，家事简单，但是金妈的一双手，却要做三姓人家的事情，所以忙碌的上半天，和要烧夜饭的傍晚，当然有来不转身的时节，结果，这每日借报还报的差使，就非由郑秀岳去办不可了。
郑秀岳起初，也不过于傍晚吴一粟回来的时候上楼去还报而已，决不进到他的住室里去的。但后来到了礼拜天，则早晨去借报的事情也有了，所以渐渐由门口而走到了他的房里。吴一粟本来是一个最细心、最顾忌人家的不便的人，知道了郑去非的这看报嗜好之后，平时他要去书馆去，总每日自己把报带下楼来，先交给金妈转交的。但礼拜****并不上书馆去，若再同平时一样，把报特地送下楼来，则怕人家未免要笑他的过于殷勤。因为不是礼拜日，他要锁门出去，随身把报带下楼来，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可是每逢礼拜日，他是整天的在家的，若再同样的把报特地送下楼来，则无论如何总觉得有点可笑。
所以后来到了礼拜天，郑秀岳也常常到他的房里去向他借报去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过去，她居然也于去还报的时候和他立着攀谈几句了，最后就进到了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谈一会的程度。
吴一粟的那间朝南的前楼，光线异常的亮。房里头的陈设虽则十分简单，但晴冬的早晨，房里晒满太阳的时候，看起来却也觉得非常舒适。一张洋木黄漆的床，摆在进房门的右手的墙边，上面铺得整整齐齐，总老有一条洁白印花的被单盖在那里的。西面靠墙，是一排麻栗书橱，共有三个，玻璃门里，尽排列着些洋装金字的红绿的洋书。东面墙边，靠墙摆着一张长方的红木半桌，边上排着两张藤心的大椅。靠窗横摆的是一张大号的写字台，写字台的两面，各摆有藤皮的靠背椅子一张。东面墙上挂着两张西洋名画复制版的镜框，西面却是一堂短屏，写的是一首《春江花月夜》。
当郑秀岳和冯世芬要好的时候，她是尊重学问，尊重人格，尊重各种知识的。但是自从和李文卿认识以后，她又觉得李文卿的见解不错，世界上最好最珍贵的就是金钱。现在换了环境，逃难到了上海，无端和这一位吴一粟相遇之后，她的心想又有点变动了，觉得冯世芬所说的话终究是不错的。所以她于借报还报之余，又问他借了两卷过去一年间的《妇女杂志》去看。
在这《妇女杂志》的《论说栏》《感想栏》《创作栏》里，名家的著作原也很多，但她首先翻开来看的，却是吴一粟自己做的或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