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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得人心者得天下(1)

用诚信攻陷对手坚不可摧的堡垒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是,为了争夺无尽的权力,为了骗取他人的信任,帝王们却不惜牺牲自己的妻子儿女。

春秋时期,郑国的郑武公是一个足智多谋、穷兵黩武的诸侯,他要扩张地盘,便动了邻邦胡国(即后来的匈奴)的念头。但当时胡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国王又勇猛善战,经常骚扰边疆,用武力征服固然不容易,想政治渗透也根本不可能,因为郑国对胡国的内情实在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无计可施的时候,唯有作逐步的渗透战略。于是,郑武公派遣一个亲信到胡国去,说要攀个亲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王。国王自然万分欢喜,立即答应了。郑武公就做了胡国国王的岳父,把女儿嫁到胡国。

这位新夫人到了胡国,把国王迷惑得昏头昏脑。国王花天酒地,日日夜夜,连朝也懒得上了,对国家大事简直置之不理。消息传来,郑武公心里暗自高兴。

过了不久,他突然召开了一个会议,问出席的文武官员,怎样开拓疆土,扩大地盘。

大夫关其思说:“以目前的形势看,要扩张势力,相当困难,各诸侯国都是守望相助。有攻守同盟的,一旦有事,必会增强他们的团结,一致与咱们为敌。唯有一条路可以试一下,那就是向‘不与同中国’的胡国进攻,既可以得实利,名义上又可替朝廷征讨外族,巩固周邦。”

这个提议可以说是与郑武公不谋而合,也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他本应该大力支持,可此时,郑武公一听,立刻把脸一沉,问关其思:“你难道不知道胡国国君是我的女婿吗,你怎么敢挑拨离间?”

谁知关其思不知察言观色,继续大发议论,说出一大套非进攻胡国不可的理由,特别强调国家大事,不可牵涉儿女私情,国君更应为国牺牲个人利益之类的话。

“放肆!”郑武公发火了,厉声斥责他:“这话亏你说得出口,你要陷我于不仁不义吗?你想让我女儿守寡吗?”于是不由分说,吩咐左右将关其思推出去斩了。

郑武公心里早已不顾女儿的前途和幸福,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慈父心肠,而且为此不惜要了一位大臣的命。这样做也极具有欺骗性,使对方完全放松了警惕。

果不其然,关其思被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胡国,国王更加信任而且感激这位岳父大人。他知道郑国再也不会对本国闹事,就放心了,更加纵情声色之乐,渐渐地连边关都松弛下来,而且郑国的情报人员也可自由出入。

郑武公已掌握了胡国的内情,认为时机成熟了,突然下令,率兵进攻胡国。

各大臣都莫名其妙地连忙问:“大王!关大夫过去是因为建议进兵胡国而遭斩首的,为什么隔不多久,又要伐胡呢?岂不是出尔反尔?”

郑武公这才向群臣解释:“你们根本不知兵不厌诈的妙用,这是我欲擒故纵的计谋呀!我对胡国早就打定了主意,肯牺牲女儿嫁给他,是为要刺探其国防秘密,斩关其思也是为了坚定胡王的信心,使松懈其防备,一到时机成熟,就出其不意,一下子就可以把胡国拿到手。”

果然郑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几个回合,整个胡国已入了郑国版图。

要征服别人,可以先施放和平友好的烟幕弹,以骗取对方的诚信,再趁对方放松警惕之时,一举反击,常能克敌制胜。郑武公的算计完全是正确的,他牺牲了女儿的幸福,牺牲了一名贤能大臣,却赢得了敌入的信任与敬重,消除了他们的防卫心理。选择性的仁慈往往可以击溃最顽强的敌手——目标瞄准“红心”,以博取感情的方式侵蚀敌人反击的意志。

诚实可以解除别人的戒心,但是,在博弈中,诚信之所以存在的基础是为了谋得既定的利益,人们明明知道这种利益关系,但诚信总是让人难以拒绝。

这就是武装在诚信面前容易瓦解的原因。诚信会诱使人们放松警惕。很少有人能看穿诚信里所包含的权谋和利益意图,然而有些“诚信”之人经常是别有用心的。

历史经验

以诚信施放“烟雾弹”可以转移对手的注意力,这是欺瞒的本质。亲切、大方或诚实的举动往往是让人分心的最有效的方法,这样可以把对手的疑虑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而自己则可以积极谋划,一举击溃被蒙蔽的对手,取得最后的胜利。

是否诚信,取决于预期效益

东汉末年,太史慈在郡里担任属官,正巧郡里和州里发生争执,是非难辨,于是分别上奏章请朝廷进行分辨。谁的奏章先到达京城洛阳,谁就能占上风。

当时州里的奏章已派人送出,郡里的官员怕自己落后,选中太史慈去追赶州里送奏章的人。他日夜兼程赶到了洛阳,到专门接待臣民上书的公车衙门,送上了奏章。

这时州里派出的官员刚到,正在求守门的官吏为自己通报。太史慈问他:

“你想通报上奏章吧?”州里来的官员说:“是的。”太史慈问他:“你的奏章在哪里?题头落款是不是写错了?”

州里的官员说:“你得答应不能弄坏了。”太史慈答应了,于是就把那官员的奏章拿过来看,奏章刚一到手,太史慈就把它撕碎了。州里来的官员大叫起来,拉住太史慈不放。太史慈对他说:“你要不把奏章给我,我也没有机会把它撕了,是祸是福,咱俩都一样承受,反正也不能让我独自蒙受罪责,与其这样,不如咱俩都悄悄离开这儿。你回去就说奏章已经送到,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

于是太史慈与州里的官员一起悄悄地回去了。郡里送的奏章终于被批准,州里认为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作用,也就没有追究。

外交领域是信用诺言最难经受住考验的地方。白纸黑字的外交公文和友好邦交的外交辞令在这里用得最好最勤,但是在背后往往都是外交时机和国家利益的表现。在外交家中,谁都能背诵英国外交家迪士累利的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必守信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况紧急,必须靠信义为引子达到目的,而信守承诺又难以达到的时候。

宋朝陶鲁,字自强,二十岁时,因为父亲陶成在战争中牺牲,陶鲁被录用为广东新会县丞。有一次,都御史韩雍下令,要犒劳军人,需要一百头牛,限三天内备齐。令出如山,众同僚都不敢允诺,陶鲁越过同僚接受了这项任务。

三司和同僚们责备他胡来,陶鲁说:“我绝不以这件事来连累你们。”

后来他在城门上贴出布告说:“交一头牛酬谢五十两银子。”有一个人牵了一头牛来,陶鲁马上给他五十两银子。

第二天,人们纷纷把牛牵来了,陶鲁选取其中一百头肥壮的,按平价给了主人钱,说:“收牛是韩公的命令,我没有权力多给你们钱啊。”主人虽然觉得上当吃亏了,可考虑是官员的命令,也只好认了。最后陶鲁按期向韩公进献了一百头牛,韩公十分赞赏他,让他担任自己的后勤官员。

历史经验

古今中外,有许多悲剧正是由于诺言而产生的,却没有人认真探讨诺言背后的因素。从重复博弈论的角度,人们信守诺言无非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或为了下次打交道能获得更大的预期收益。如果背离了重复博弈的这个因素,信守诺言的意义就不大了。

承诺与风险同在

秦朝末年,有一个奇人郦食其。他非常喜欢读书,但家境贫寒,穷困潦倒,连供自己穿衣吃饭的产业都没有,只得当了一名看管里门的下贱小吏,但是尽管如此,县里的贤士和豪强却不敢随便役使他,县里的人们都称他为“狂生”。

刘邦起兵后,他前往投靠,靠着自己的聪辩得到刘邦的赏识,被赐给“广野君”

的称号。

郦食其自己常常担任说客,以使臣的身份奔走于诸侯之间。

后来,刘邦和项羽在瓜分天下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两人开始交战,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服齐王田广,争取同盟力量,刘邦听从了他的计策,派他前往齐国,

他到了齐国,对齐王说道:“您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吗?”

齐王回答:“我不知道。”

他说:“若是您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么齐国就可以保全下来;若是不知道天下人心归向的话,那么齐国就不可能保全了。”

齐王问道:“天下人心究竟归向谁呢?”

他说:“归向汉王。”

齐王又问:“您老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回答说:“汉王和项王一起向西进军攻打秦朝,已经明白地约定好了,先攻入咸阳的人就在那里称王。汉王先攻入咸阳,但是项王却背弃了盟约,不让他在关中称王,而让他到汉中为王。汉王拥立以前六国诸侯的后代,攻下城池立刻就给有功的将领封侯,缴获了财宝立刻就分赠给士兵,和天下同得其利,所以那些英雄豪杰、才能超群的人都愿意为他效劳。而项王既有背弃盟约的坏名声,又对别人的功劳从来不记着,而对别人的罪过却又从来不忘记;将士们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攻下城池也得不到封爵;不是他们项氏家族的没有谁得到重用;对有功之人刻下侯印,他却在手中反复把玩,不愿意授给;攻城得到财物,宁可堆积起来,也不肯赏赐给大家,所以天下人背叛他,才能超群的人怨恨他,没有人愿意为他效力。因此天下之士才都投归汉王,汉王安坐就可以驱使他们,这并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听了他这番长篇大论,齐王已经渐渐被说服,便问自己应该如何做才能顺应天意。郦食其见时机已到,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现在汉王已经据有敖仓的粮食,阻塞成皋的险要,守住了白马渡口,堵塞了大行要道,扼守住蜚狐关口,天下诸侯若是想最后投降那就先被灭掉。您若是赶快投降汉王,那么齐国的社稷还能够保全下来;倘若不投降汉王的话,那么危亡的时刻立刻就会到来。”齐王认为郦食其的话是对的,就听之信之,撤除了兵守战备,天天和郦食其一起纵酒作乐。

大将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吹灰之力,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取得了齐国的支持,心中很不服气,就乘夜幕的掩护,带兵偷袭齐国。齐王田广听说汉兵已到,认为是郦食其出卖了自己,便对郦食其说:“如果你能阻止汉军进攻的话,我让你活着,若不然的话,我就要烹杀了你!”

郦食其说:“干大事业的人不拘小节,有大德的人也不怕别人责备。老子绝不会替你再去游说韩信!”于是,齐王下令将郦食其烹杀,然后带兵向东逃跑,齐国随后就被韩信攻取了。

承诺从来就是与风险同在的。作为一个谋士,郦食其尽心尽力为刘邦四处奔走,希望用结盟的方式壮大刘邦的势力,他自己也用身家性命担保自己许诺的真实性。这种重信用的气节,是他身上的闪光点。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也就是说,他虽然和齐王许下了诺言,但是他却不知道刘邦会不会也信守这个诺言,以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即使在外交上再重信义,也抵不过君王善变的命令和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将。他为刘邦赢得了齐国的支持,但是充其量是刘邦的一颗棋子而已,韩信攻齐其实是在刘邦的默许下进行的。

其实,郦食其所承受的风险就来自刘邦。在刘邦和齐王的这场博弈中,刘邦使出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让郦食其前去议和,获取齐王的信任以最大限度地放松警惕;另一方面又让韩信带兵攻打齐国,这两手对于彻底击败齐王来说,的确是高明的决策。只可惜,局中的郦食其看不穿刘邦的心思,选择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当初的诺言,但承诺最终还是毁在了韩信的铁蹄之下,牺牲了一个郦食其,并且让韩信背负了全部的罪名,获得了齐国的刘邦才是利益上的最大赢家。

其实,在临死之前,郦食其完全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守住信义,只要他坚持与齐王一起去面见刘邦陈说利害,事情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以为自己守得住,不相信刘邦会出尔反尔,不相信韩信会轻易发兵,这正是他的悲哀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