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币制系以两种并相流通的贵金属为基本；两者有固定的关系，黄金依重量为准，白银则铸为银币。但在广泛的国外贸易上，黄金的地位远超过白银。在帝国时代早期，帝国各处罗马银币的适用是否强制执行都成问题。无论如何，未经铸造的黄金确实在罗马帝国领域中担任着主要货币的任务，尤其因为罗马人禁止各行省与保护国铸造金币。因此，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德纳瑞（denarius）除在意大利之外，也成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西西里、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的正式货币。但帝国的铸币始于凯撒。他像亚历山大一样，只准普遍公认的一种金属在铸币上占据首位，以此标示了新君主国包括了文明世界。凯撒当时铸造的金币数量之大，可以以一件事看出：在凯撒去世7年后埋藏的一个宝藏中有八万这种金币。当然，这个例子中可能有投机者的影响在内。
银币方面，罗马德纳瑞在西方早已奠定基础。及至凯撒封闭了西方惟一仍可与罗马竞争的铸币厂——马西利亚的——罗马德纳瑞在西方乃确立了统御的地位。在若干西方社团中，小额银币或铜币的铸造仍获许可；南方高卢的某些拉丁社团仍铸四分之三德纳瑞银币，北方高卢的几个地区仍铸二分之一德纳瑞，西方的一些小社区即使在凯撒时代以后仍铸小额铜币。但这些小额钱币完全依罗马标准铸造，也可能只在地区交易应用。
凯撒像比他早期的政府一样，似乎并不想统一东方的币制；在东方，大批的粗制银币（很多都易于降低成色或破旧）仍在应用，甚至在埃及，一种类如今日纸币的铜币在某种程度上仍在流通，叙利亚的商城则会因改换币制而遭受严重损失。在东方，我们发现，德纳瑞后来成为合法货币，是官方计算的惟一媒介，而地方硬币则在有限的地区之内流通，可是跟德纳瑞相比，其交换值则较低。这可能并非一时导入，而是凯撒之前就已存在。但无疑它是凯撒的帝国货币的重要补充用品——而凯撒的新金币铸造得几乎和亚历山大的一样重。无疑主要用于东方。
另一个重大改革是日历。奇怪的是共和国的日历仍旧沿用十大执政官时期的历书，这个历书由于无能的数学家和不良的运用之结果，竟至比真正的时间提早六十七天，以致百花节不是在4月28日而是在7月11日。凯撒终于铲除了这个错误，由希腊数学家苏西金尼斯之助，依据尤杜克撒斯的埃及历和合理的润日的加入，而正式的制定了意大利农历。以前每年以3月1日为起始，也被废除，而定为1月1日——这一日，本是最高行政官交接的日期，因此在人民生活中早已是重要日期——为历书上一年之始。这两项改变均从公元前45年1月1日生效，与之同时开始的是朱利安历的应用。这个历书即使在凯撒的君主体制解体以后仍旧是文明世界的规范，甚至即使到今日仍然如是。为了说明，另外还颁布了一个详细的星辰历，这是由埃及的星相观察而得——尽管并不十分精确——传至意大利，此历注明以历书上各日的名称为名字的星辰之升降。在这一方面，罗马与希腊世界也站在平等立场。
这乃是凯撒的地中海世界之基础。在罗马历史中，这是第二次社会问题成为危机，其对立的两派力量实在无法和解。第一次危机时，罗马由于融入意大利而获救，在新而大的家庭中，原有的对立力量失效。现在，罗马的危机再度因地中海各国融入了意大利，或准备融入，而获得解救。意大利的贫富之战，在旧有的意大利中只能导致国家的毁灭，但现在，在横跨三大洲的意大利中，却失去了战场，或说失去了意义。公元前三世纪，贫富之间的鸿沟将要吞灭罗马社团，但拉丁殖民地却把这鸿沟填了起来；而两百年后，更深的鸿沟出现了，填补的乃是盖阿斯·葛拉丘与朱利阿斯·凯撒的阿尔卑斯山北与海外殖民地。
历史只有对罗马施行过这种奇迹，而且不只一次。这两次的危机，就以罗马本身而言，是无可救治的，但历史因使它新生而救治了它。无疑，在这新生中有许多罪恶。意大利半岛的统一是建立在闪姆奈特和伊特拉斯坎民族的废墟上的，同样，地中海帝国则建立在无数原先有生机有活力的国家与部族的废墟之上，但那腐败是一种有新苗从其中生长出来的腐败，其中有些部分到现在依然青葱。被推倒的只是次等的民族，它们是注定要被文明的同化之手摧毁的。
凯撒，凡是他以摧毁者的身份而行动的地方，他所做的只是执行了历史发展所已宣示的命令。但凡是他发现到文化种子的地方，不论是在他自己的本土，或在其姊妹国希腊，他都予以保护。他挽救了罗马文化，并予以新生；同样，他不但保存了希腊文化，而且用他使罗马新生的天才，着手使希腊新生，重拾伟大的亚历山大未竟的工作——而我们可以确信，凯撒的灵魂中自始至终都有亚历山大的影子。他不仅并行地解决了这两个重大的任务，而且是互相为用的。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总体发展和个人发展，或说，国家与文化——曾经在胚芽时期结合在古老的希腊——意大利人生活之中，那时，他们在远离地中海的海岸与岛屿的地方，放牧羊群，过着原始的纯朴生活，但当他们分为意大利人与希腊人，本来结合为一的国家与文化两要素也被分隔了，此后，许许多多世纪都停留在分隔的状态。而现在，特洛王之子与拉丁王之女的后裔，从一个没有明显特性文化或世界性的文明之国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文化与国家相遇，产生了至福的成熟果实。
这是凯撒为他的工作所拟定的大纲，依照这个大纲，他努力工作，而后代许多世纪基本上也依照这个大纲而努力——尽管可能并没有他的才智与热力。完成的甚少，而大部分还只是有了起步。至于计划是否完善，那些敢于和这样的伟人同样思考的人自会决定。我们看不出它有任何重大的缺点。这座建筑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人不朽，而所有的石头却都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凯撒任罗马之王5年半，不及亚历山大的二分之一。在其间，有七次大战争，因此他留在首都的时间不超过十五个月；然而在这短短的期间他却为当时与日后规划了世界的目标，大至在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立定边界，小至根除首都的雨坑，然而他却仍有时间与从容细心地聆听戏院中的得奖之作，并即兴赋诗与花冠同赠。
他对计划的执行之迅速与准确，证明这些计划即使连细节都早已经过深思熟虑，而执行上的令人惊叹正不亚于计划的本身。新国家的大纲是为未来而设计的，让无尽的来日去完成其建构。在这种意义上，凯撒可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而有时他说他已经“活得够了”，其意义或许在此。但正由于这建筑是无尽的，因此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便不息地一块石头加一块石头，永远都忙着，用着同样的巧妙，同样的活力，从不推翻已经做的，从不拖延，就似乎他没有明日，只有今天。这样，他工作，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工作者与创造者的身份，在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仍旧活在许多国家民族的记忆中，是为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统领凯撒。
我们已来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在五百年的意大利统治和数世纪的地中海统治中，我们业已看到它在政治与道德，宗教与文学上的毁坏，而这并非由于外在的暴力，而是由于内在的腐败；由于这毁坏，为凯撒的新君主体制提供了机遇。凯撒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遗传的贵族，有无穷的荣华，但精神性却很少，风格更低，而最少的是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真诚欢悦。那真是一个陈旧的世界了，即使凯撒那般得天独厚的爱国心都无法使它同春。黎明必待黑暗过去始得回返。但凯撒至少在酷热的正午后，带给疲困的地中海人一个尚可忍受的黄昏。而当最后新的黎明终于到来，新的、自由的国家与民族开始向更新、更高的目标竞驱时，其中有不少是由凯撒所播的种子萌芽而出的，其民族的特性与独立性当归功于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