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
吃饭是个大问题，战乱时期尤然。同时经历战争的人，食物结构未必相同，在其分属不同群体时，差别更为明显。食物的不平等，乃背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然而，这种不平等未必会引起各群体之间冲突。比如，“东家吃肉我喝汤”在中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原因是处于各种食物结构层次中的人，已经在社会分层结构中被定位了。
大体而言，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存在三类人：加害方日本人，受害方中国人，和第三方西方人士。尽管各自面对不同的局面，吃饭却始终是主要问题之一，三方文献中均留下不少记载。对此，已经有一些论述，但以中国人为集中研究对象，原因是国人在失去家园、生活来源和政府的情况下，又时刻面临生命危险，吃饭特别成问题。
此文涉及的仅仅是西方人的吃饭问题。他们人数很少，1937年12月21日下午，全体在南京城内的西方人向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信，此信署名者有美、德、奥人士和白俄（按国际法算无国籍者）22人。【1】另有在南京郊外栖霞山难民营的德、丹人士各1人。但他们身份很特殊：他们各自所属国当时在中日战争中均处于中立地位；他们赖以运作、帮助南京军民的平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合法性虽未得到日军明确承认，但也没有否认；日本人对西方人难以言说的敬畏和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信赖和依靠，使他们获得比较超然和被尊重的地位。
从西方人留下的文献看，他们在南京被占领前有些食物储备，数量不大，组成复杂。从负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的魏特琳日记看，有大米、果汁、饼干、茶、点心、罐头、菠萝、炸糕和可可、羊、鸡蛋、油、鹅、黄油、鱼等等，以及鸡鸭。这些食物有的来自有计划的储备如大米，有些来自所托管的外国侨民住所如油，有的来自馈赠如黄油，有的是难民所的自养家禽如鸡鸭。
西方人士的食物储备并不是同一进行、集中储存的，除大米外，几乎都是个性化和随机的。所以个体之间差异很大。1937年圣诞夜，德国商人克勒格尔带了一瓶白葡萄酒到拉贝家，这瓶酒是从德国外交官沙尔芬贝格家的废墟中找到的，而且只剩下半瓶。圣诞晚餐是包菜腌肉。在拉贝家避难的一个张姓小男孩还送上了4块心形的甜饼。而拉贝本人还藏有雪梨白兰地。
由于治外法权和中立身份的保护，也得益于未雨绸缪的准备，当时南京西方人士的伙食，即使以和平时期的标准看，也还说得过去，考虑到战争环境和正在四处抢夺食品的日军，甚至可以说近乎丰盛。据魏特琳的助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记录，南京沦陷后的一个多月里，她们和工人们“没有吃猪肉和牛肉，但是吃了三只鸡、十只鹅、两只羊”。但这与和平时期相比，毕竟逊色不少，所以，对于中午和晚上吃的“仅仅是蔬菜与米饭”，魏特琳抱怨买不到肉、鸡蛋和水果。在西方外交官返回南京、南京与上海的邮路开通以后，西方人士还得到了食品包裹的支援。到1938年1月底，他们从上海得到了牛奶、黄油、苏打和罐头食品。身处郊外栖霞山的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境遇较好，城里的西方人到那里弄了一头猪和几只鸡。很特殊的是，因为希望南京西方人士不要向外部世界传递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本大使馆经常邀请西方人士“便宴”，“便宴上的菜肴是第一流的，有中国美味可口的牛肉、鸡蛋、粉丝火锅等食品，有欧洲式的芦笋，还有米酒和红、白两种葡萄酒。”久违这些美味，拉贝等人自然是“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番”。
整个大屠杀期间，南京城整体上处于食物匮乏状态，但西方人士正如贝德士所说的：“压根儿就别担心食品问题。累计的储存很快就要从许多厨房里拿出来了，当然许多房子里还会有额外的储备。”因为整体上并不缺乏食品，他们考虑到了营养，在给妻子写信时，贝德士希望得到Megane鱼肝油。
可以想象的是，道德癖者看到此处会求全责备：在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刻，这些西方人没有把珍贵的食物分发给中国人，却在心安理得地享用。类似的道德审查，在涉及历史问题时经常被使用，比如****中央在抗战时期曾正式批准谢觉哉等一批老干部每月分配白糖等“营养品”，就时常被一些人视为特殊化之****而加以诟病。
如果审视一下同时期中国人的食物，对比确实扎眼：当时难民的主要食物是稀饭，考虑到南京市政府在撤退前提供的大米多数已经被日军据为己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督促收容所领导促使难民的膳食习惯改为喝粥”。粥不是无限量供应的，以第三难民收容所为例，难民3200人，每天分发10袋大米，每袋大米1.25石。成人每天可分得1杯，儿童减半。收容所领导认为最多可装230杯，委员会认为应有250满杯，甚至266平杯。这么严格督查、计量的原因是，大米十分紧张。为了争取更多的大米，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军方进行了长期、艰苦的交涉。吃饭困难，尊严自然成为奢侈品。当时，南京尸体遍布，“这些尸体一部分已被狗咬食过，而狗肉同时在街上被中国人出售。”如此令人恶心的食品，如果有替代品当然可以选择，但当时很长时间没有蔬菜可卖，等到有卖时，“大多数蔬菜价格几乎翻了10倍，部分低的也要5倍。数千人除了米糊糊就没有碰过其他东西。”
南京的西方人士注意到了吃饭问题上的明显差异，怀以悲悯之心，并有意识地加以回避。拉贝说，“我每天还能吃到煎荷包蛋，而有些人，他们几乎已经不知道鸡蛋是什么样子的了，尽管在战前鸡蛋是最便宜的食品。”贝德士收到妻子寄来的巧克力，回信说：“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但现在不需要太私人化的食品。这儿都是普通食品，我们全体人员刚刚才收到一批食物……眼下这种情况，对特殊的奢侈品没一点兴趣”。这种回避，说明西方人士的潜意识中察觉了这种差异的不妥。
如果仅仅是停留于如此悲悯，则很难堵道德审查者的悠悠之口；而如将有限的较好食物分配给难民，不仅技术上不可行，而且在难民大面积饥饿的情况下也易被讥为妇人之仁。西方人士改善中国难民食物品质的思路，相当理性而实用：
一是对最弱势的儿童群体补充鱼肝油、奶粉等营养品。西方人士在外交官重返南京后，通过官方渠道对日军施加压力，通过教会和各救济组织得到支援，程瑞芳记录到：“现在上海来了许多鱼肝油，给小难民吃的，也有奶粉，为婴儿吃的”。不仅如此，还细致地加以组织：“每日下午一时到三时，查看他们是否常吃奶粉和鱼肝油。奶粉非得我预备好了他们吃……每礼拜磅一次，看他们长多少，在难民中找了三位智（知）识份（分）子难民帮我的忙，送奶粉，做奶粉”。
二是针对难民营养不良引起的脚气病等，设法运进蚕豆，补充维生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上海的救援组织那里争取到100吨蚕豆，由英国船只运抵南京。虽然上海的日本海军批准了此事，但南京日军不予同意，要求由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办理。经过英美外交官们的斡旋，最终日军同意运进蚕豆，并可在安全区内外发放。
当然，食物从来就不是普通的物品，吃饭不仅是生理问题，也是政治、经济问题，在战时更是军事问题，这使得西方人士改善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努力遭遇重大困难。据现有的研究，南京沦陷时，大米总储量并不少。安全区和难民营食米紧张，缘于日军不乐见南京居民围绕在安全区的西方人士周围，西方人士运作国际安全区实际上拥有部分市政管理职权，影响日军“安民”、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因而一再拒绝委员会的买粮、运粮要求。实际上，围绕粮食问题的交涉，构成《安全区档案》的主要内容。
1938年2月19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日军压制下，最终改组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一个纯粹的慈善救济组织。在“常态化”的殖民统治秩序下，西方人士和南京居民的吃饭问题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客观地说，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和中国人在吃饭问题上确实不是平等的，在血雨腥风、生命随时飘逝的背景下，考虑到西方人士当时充当了中国人保护者的角色，讨论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诡异。长期以来，学术界从来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问题。
本文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发现了大屠杀期间中西人士地位上的不平等，尽管他们共同面对日军的横暴。拉贝1938年2月17日告别南京时，“大学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今天还有3000个姑娘和妇女，她们围住了大门，要求我答应不丢下她们不管……她们全都跪在地上，又哭又叫，当我要走时，她们干脆拉住我的衣服后摆不放。”实际上，国人哭天怆地的跪求，在当时西方人的记录中比比皆是，这是我们多么熟悉的场景！也可以说是其时中西人士关系的隐喻。
国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求助于西方人的帮助，固然出于信赖，而自身的孱弱导致的过度依赖是不争的事实；西方人士热心帮助国人，固然出于友谊、信仰，甚至是因为传教和国家、商业利益，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也时有流露【2】。吃饭问题上的不平等，正是映射了地位上的不平等，甚至牵涉到了国际地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被当时的国人在内心深处接受，所以，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尽管有数十万饥肠辘辘的难民，尽管有偷窃无人看管的西方人住所里所藏食物的案例，却没有发生一起国人公然抢劫西方人士食物的事件。
（作者简介：张生，1969年生，安徽天长市人，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首席专家，主要作品有：《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1927—1937）》、《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华民国史》等。）
【1】拉贝1937年12月21日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3册，【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刘海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9-192页。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1月底，在南京的西方人可分为三类：1.英美新闻记者5人，他们于1937年12月15日、16日离开南京；2.各国外交官在南京被占领前离开，1938年1月6日、9日，美英德三国外交官各3人获得日军批准返回南京；3.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中的西方民间人士。本文仅以第三类西方人士为研究对象。
【2】 拉贝说：“中国人遭受了太多的凌辱，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逆来顺受了……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拉贝1938年1月25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