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在清代屡次有人参加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文章精妙为时人所重。长大后却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
6．舍身取利，在战火中寻找“银子”
山西票号的创立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创举，然而，山西票号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屡经战乱，饱受考验。每次战乱都经受了不小的冲击，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停滞不前甚而畏缩后退的境地。战乱中山西票商们依然伸缩有道，不放弃任何一次能“捞银子”的机会。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或放手经营甘冒风险，或收缩业务，护己营利。
清咸丰初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序幕。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村起事后，向北挺进，所向披靡。进人两湖地区后，经过浴血奋战，占领了武汉三镇。清兵调集重兵弹压，汉口一带便成为硝烟弥漫的交战地，结果造成这一地区商贾逃离，很多铺号荡然无存，此时武汉设有多家山西票号，如果坚持经营，必受战乱之灾，于是，当地的山西票庄伙计也遵照总号指示，携资返回山西。《协同庆汇兑记》稿本记载：“适值发逆、（太平军）不靖，汇兑家各撤外庄。”这便是1853年山西票号史上有名的一次大撤庄。大批商贾逃之夭夭，造成汉口一带凄惨的萧条景象，“富室迁移贫户毙，十家倒有九家空”。
分庄的撤回就意味着票号对某地区的经营业务的暂时中止，这对善于“操奇计赢”的票商来讲，是一件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他们一直苦苦地寻找着机会，局势稍为平稳，他们就会设法恢复分号的运转，不肯放弃赢利的机会。当太平军的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下游地区时，山西票商看到有机可乘，立即恢复了汉口分庄的营业，可谓“见缝插针”。但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整个太平军活跃的日子里，山西票商十分警觉，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收缩撤庄。但只要局势平和，山西票商会马上开始营业。如1861年初，驻汉口的各家分号为重振旗鼓，开拓局面，调集资金五六十万两，为来往客商提供服务。不料，三月中旬，距汉口不远的黄州（即黄冈）为太平军再次攻破，汉口富商闻讯大乱，仓皇四奔。山西票商更是不敢迟疑，装点货款出外躲避。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平遥总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函，指示南方各分号：“各处总以归结，赶快回铺为要，愈早愈妙，早回一天，即算成功，万万不可霸占不舍，至悔于将来。”山西票号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得到发展，的确付出了不少艰辛。
时局动荡不安，对于经商的人来说事业必然会受到阻碍。但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在承受冲击的同时却大胆经营，寻觅到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经爆发便势不可挡。
太平军从广西进入两湖地区，沿长江而下，最后定都江宁（今南京）。势力全盛时，横贯华夏中部，将大清王朝的统治区域斩截为二。许多南方省份与北京的联络因此受阻，尤其是两广地区的饷银无法转运到北京。而此时清政府调集大军进行镇压，急需大笔的经费。1862年初，情况最为严重，除太平军之外，北方捻军的活动以及回民的起事更让清政府焦头烂额，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为了能迅速的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清廷诏旨不断，急如星火地催促各地官府全力支援中央。离京最遥远的广东由于各种困难，反应最为迟缓，时任两广总督的刘长枯为此受到清政府多次督责。户部一方面责令刘长枯限期送到饷银，另一方面不得不略为通融，给刘长枯三种选择：“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广东地方官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票号汇兑是最为简便稳妥的方法，于是就委托在广州的山西票商负责汇解这批饷银，数额达一百余万两白银。这是由清廷允准的首批由山西票号汇兑的官款。从中可以看出，官款较之一般款项，在数量上具有霄壤之别，而且保险系数较大，决无倒账的危险。
然而，清廷万万没有想到，此例一开，顿成不可收拾之势，其他边远省份也借口运饷困难，纷纷仿效广东的作法，托付山西票号向京师汇解公款。如同治二年（1862）十二月，湖南将京饷银5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4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此后，还有大批京饷由山西人汇兑到北京。太谷帮票号协成乾广东分庄经理马应彪的墓志铭上写道：
（同治年间）公赴岭南路经上海，适发逆（指太平军）扰乱，江南年饷，碍难转运，公协力汇运数十万两，兵得足饷，功获告成。
山西商人眼光极为“毒辣”，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勤加照应，再加上资本雄厚，能够满足清政府需要，从此大大方方承接官款。此后，不仅饷银，其他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的经费往来，也开始合理合法地交山西票商汇兑或存储。据不完全统计，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31年中，山西票号仅汇兑京饷银一项就高达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189万两，难怪著名票商李宏龄骄傲地说：
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同治以后，基础愈固，规模愈宏，即边陲之协款，内地之赈抚，皆资票行以为挹注，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钜款立集。
从此，山西票号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大批官款的汇兑为票商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