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晋商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论大小伙计，甚至掌柜和一些资本家，大多都是从小相公做起的。大多数都是从小相公熬成先生、掌柜，最后成为资本家，当然也有不少的人连小相公都做不好。这是因为做小相公是店铺中最苦和最低层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吃苦、不勤劳、不敬业，钱财上公私不分，那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商人，或早或迟总会被店铺辞掉。所以说，做小相公也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相公”一词，在古代是对宰相和他人的尊称。店铺中把刚进号学徒的少年称为“相公”，是取其贬义，类似古代的“男妓”，是专门侍候人的。如此低贱的行当，如果不能忍辱负重，甘居人下，肯定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对山西人来说要想做一个商人，就必须熬出相公这个阶段。
相公在店铺的工作，除每日打扫庭院、揩抹桌椅等极平常的劳动外，还要给先生、掌柜们倒茶、递烟袋、涮烟袋，更甚者要为掌柜每日铺床叠被、提夜壶、倒夜壶。所有这些活计，不是掌柜们吩咐去做，而是站一旁静观掌柜的举止，主动去做；掌柜们从这里考察相公是否有心眼和勤劳与否。掌柜们午睡，相公得守着，每日起早摸黑，没有消闲的时间。一旦杂活做过，就得静坐在那里练毛笔字、练打算盘。3年学徒期满，才能跟随先生们学做买卖、学记账、学写信。倘若在日常杂务中，掌柜们认为相公不机灵、不勤劳、不敬业，即使介绍人与掌柜关系好，那也会毫不讲情面地将相公辞退出号。
既然当相公如此低贱，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把有文化的少年子弟送去学生意呢？这里面有多层原因。在山西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去学生意，首先能把子弟培养为一个勤劳的人，机灵的人，守规矩的人，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商界是教养人的好地方，因为商界各项规矩都是很严格的。比如，商界不准假公济私，不准贪污，不准占别人便宜，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赌博，不准****，不准在店铺做个人生意和放账，等等。一个人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益于社会和家庭的人。凡望子成龙的人，无人不愿意送儿辈去学生意。其次，为着改善家庭生活，以至发家致富，也愿意牺牲小我而成大我。做小相公，店铺只管伙食，不管衣着，多数又没工钱；这样，在三年熬相公期间，不仅家庭没收人，还要为儿辈衣着花钱。可是当熬出相公成了伙计，就有了工资，若被派往外埠还有衣资；再过几年，如能熬得顶上生意，有了一厘、几厘的人身股，除工资外，遇账期还能分红，倘若是有才干的能当上大掌柜，人身股可增至一股（即十厘），那分红就更多了，确实可以发家致富。正由于从商的利益驱动，所以山西经商的人多，崇商习俗浓，商成了士农工商四民之首。
由做学徒当相公，渐渐有了积蓄，以至成为资本家和商界的头面人物，在山西人数颇多。这里介绍介休县洪山镇乔世杰。
乔世杰（1857-1911年），字英甫，介休县洪山人。兄弟二人，世杰居二。幼年不幸，襁褓丧父，六岁丧母。被外祖父家抚养，由舅父樊贡生教育成人。世杰少年就有远志，能书善文，十四岁就被舅父送到京师一家介休商人的店铺中当相公。学徒期满，十七岁成为伙计，在与商界交往中，才识益进。后来改就京城捐号事，并被委派成都办理捐务，件件办得井井有条，渐渐有了积蓄。
捐号，清王朝捐纳制度，即卖官的产物，是办理有钱者捐纳叙衔的中介性的商业组织。这种组织做的两种买卖：
一是取捐纳中的小费、平色等差额谋利。封建社会的官吏身份，一种是通过各种考试取得的，名为正途；一种是捐纳取得的，名为异途。捐纳，除举人、进士能捐得外，国子监生（简称监生）的资格，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钱买来的。有了监生的资格，就能再捐各种实职和虚衔。捐纳实职或虚衔，京官最高能捐到郎中，外官最高能捐到道员。虚衔是为不准备做实官，仅希望虚荣耀祖的人而设的。有虚衔就可以穿戴品官的服色、兰翎顶戴等。虚衔以外有封典，得到封典的祖父、父亲也都可以使用品官服色。
捐纳这种制度，无官衔之人可以捐纳，有官有衔的人也可捐纳。官阶低的靠捐纳能加高职衔或者升到高的宫次，受处分的官员靠捐纳可以抵消处分，被革职的官员靠捐纳能升复原官。总之，只要肯出钱，就可以取得一定的官位或官衔，说的难听就是“买官”。
清王朝为了搜刮民财，设有各种官衔捐银的数额及各项费用。如一个人要由俊秀捐纳监生，由捐号为他办理一切手续和领凭转照等事宜。按捐纳制度规定，俊秀捐监生折合正项银两106．38两，换照费银10两，加监照费银2两，但其中，除正项银以外，有许多项目捐号与捐纳人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同时各省结费用不同，捐纳者并不甚了解，捐号更可以上下其手。这样，捐号收捐纳者银两多些，按规定交官府银两少于收捐纳者，就成为它的赢利收入，是它的一种生意。
另一种生意是做捐输者与未捐输而想得官衔者之间的中介交易。卖官制度，除自愿交银买官衔者外，清王朝遇事（如军费、皇差、赈饥等等）常常要绅商捐输，派至地方，地方再摊派至户，强迫大家捐钱。而清王朝这种本是无偿的捐银，只是为了奖励捐银者，按捐银多少给予不同的官衔。有的捐输者对官衔没有兴趣，想低于捐银数将其捐输应得官衔卖出换回部分银两，这是一面；另一面，有些在职的或不在职的有官衔之人，又想少花钱使官衔加高，成为买官衔者。有了这两种人——卖官衔者和买官衔者，捐号从中做中介人，或收取佣金，或低价买高价卖，获得赢利。比如，归化一位官员叫沈端卿，打听到在祁县办军赈，捐输有六万银两之多，他想买捐得衔，曾写信给祁县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为其察问有无卖捐的富户，“若各富户不愿请奖，似可移奖外人，省中诸友，怂弟购觅数千，得以过班”。高钰写信告他，“奈祁地暂乏卖者，惟闻太谷钱行有捐款数千，欲以三成转售”。可见，富户捐银一千，以三百卖出，捐号或以三成一二，或以三成五，转卖给买者，获得利益。
乔世杰既在捐号任事，熟悉捐号生意，投资资本不多，只要聘用几位熟悉捐纳业务又善于社交的人，就可开设字号经营。于是，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宫西巡，各省水旱频繁，清王朝捐例大开之时，世杰意识到自己开捐号的时机已到，故辞去京城捐号之事，自己去成都开设捐号。果然，时来运转，不数月捐输者特别踊跃，捐号业务猛增，获利匪浅。由于捐号代办捐输，与地方大员交往，故而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敬服世杰有济变之才，长于理财。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商部令各省成立商会时，乔世杰被推为四川成都商会总办，与地方官交往更深。故又于同年与布政使许涵度、次帅赵尔丰两人合股，资本26万两，在平遥县开设宝丰隆票号，聘请宋聚奎为总经理，设分号二十余处。由于赵尔丰后又专办川滇边务，故宝丰隆票号的分号又设在雅州、打箭炉、巴塘、里塘、西藏拉萨，为其他票号从未去过的地方。
乔世杰财运亨通，又有声望。四川总督锡良奏准设立四川浚川源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世杰又被任命为浚川源银行总经理。
短短十余年间，乔世杰由自己开设捐号，到与许涵度等人合开宝丰隆票号，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又是成都商会总办和四川浚川源银行总经理，真可谓小相公熬到顶了。
5．各尽其出，各伺其职
晋商家族之所以能盛及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族内部兄弟团结一致，共同经营，各自从事的行业互相补益，决没有瞬间衰败的可能。
明代，山西大同府天城卫有薛氏三兄弟，他们分别务农、做官和经商，各尽其业，互补互益最终成为当地著名的富户。
薛氏的祖先在明初被征兵入伍，征战多年，后来定居大同府天城卫。薛氏一家在大同，边耕边读，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而且人丁渐旺，仅四代之后就成了一个大家族，薛纶薛缨等兄弟三人就是第四代中佼佼者。
薛纶从小聪颖，记忆尤其过人。少年时同长兄一起在私塾读书，兄尚未读完一句，他已看过很多行，兄再读时，薛纶已经熟记，背诵如流。薛纶才思敏捷，数百言文章可立刻写就，且文采不凡。长兄对薛纶的才华深为佩服。便放弃学业，继承父业屯田耕作，资助薛纶读书，一心让薛纶成为薛家出人头地的人。薛纶在长兄自我牺牲精神的鼓舞下，越加发奋读书，常常深夜才睡，第二天天不亮又起床诵读经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隆庆二年（1568）登进土第，进入仕途。万历十年（1582），任陕西按察司副使。不久，辞官回籍。很多人都替他惋惜，薛纶说：“我很庆幸继承了祖先的产业，兄长种田，弟弟经商帮助我求学做官，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地位，我已经很满足了。”
薛纶的弟弟薛缨是两淮盐商。明中叶，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入在边疆屯田纳粮换取盐引的开中制度，渐被纳银的折色制度所代替，盐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专纳米、豆、草束，依靠贸易盐引谋利。内商则控制盐场，进行交易或转售他人。由于内商处在支配盐的运销的地位，获利多，资本增殖快。所以，山西、陕西、安徽等地的大盐商，纷纷寓籍淮安、扬州，薛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居扬州的。
薛缨在经营中，善于根据市场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经营措施，资产越积越多。为薛家成为显赫的大家族立下了大功。
薛氏家产五世没有分开过，就是为了能让兄弟共同经管。自从薛缨经商两淮在扬州置产后，薛家在大同和扬州两地都有家产、人口。为了照管两地的子弟、田宅、奴婢等事，薛纶辞官后，经常往返于大同和扬州之间。可见，薛氏当时在大同和扬州的产业已相当可观。更可贵的是兄弟三人始终团结一心，从不因私利而吵闹，让世人既羡慕又敬佩。
薛氏一家，长兄务农，三弟经商，以资助老二读书。老二登进士第，得授高官。后又辞官回家，振兴家业，这种耕读商三业俱进互为增补的方式，有力地保证了薛家家业兴盛，历经几代不衰。
6．读书做官皆为经商
祁帮商人是山西商人中一支劲旅，而渠氏则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总资产达三四百万银两。
渠氏祖先渠济原来是个小本生意人，从上党肩挑潞麻、梨到祁县，再把祁县的枣挑回上党往返贩卖。他的三个儿子持之以恒，循环往复，居然有了积累，遂于明初洪武二年（1369年）定居于祁县。渠家发展到第17代源字辈时，成为祁县有名的百万富翁之家。
渠源祯是渠氏商人中胆识过人的一个，他不仅是票业老手，而且长于官场的交往应酬。但与胡雪岩拼命结交清大臣左宗棠相比，他不轻易地与某官员结为生死之交，避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下场。虽然他也曾捐官买衔，先为资政大夫，后升为法部员外郎，也曾深研过刑律，但毕竟不是他的本行，只为他经商所助而已。他虽然受到过曾国荃的礼遇，曾随曾国荃驻兵东亭，为其管理军需，但他的理想与愿望在商场，而不在官场。与官府的大小官员的结交，不过是借官之威，壮己之势，目的是更好的抓住商机，发展自己的商号和票号，所以他看不起那些昏庸官宦，也不愿让他唯一的继承人渠本翘走入仕途，混迹于官场。
渠源祯的儿子渠本翘是渠氏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也是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26岁中举，为山西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渠源桢曾为此感到欣慰，商家子弟一样是仕儒根基，真为商家争了口气。四年后，渠本翘又会试连捷，中了进士，曾被清政府委任为驻日本横滨领事，仕途顺利。这在山西商界子弟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不过渠源祯看到儿子入仕途为官，与那些贪官腐吏为伍，则大不以为然，并不觉得有多大荣耀，倒是担心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商业会后继无人。
渠本翘的想法比之父亲更深一层，多方面的积累不但无损于经商，反而会有助于商业上发展。读书有什么不好？做官又有什么不好？读了书，做了官，可以使眼界更宽广，更能深通世故人情之道，更能把治国安民用人之道转化为经营谋略。为官亦可为商，只要恪守信义之教，官商之途便可相通。果然，渠本翘身在仕途却处处留心商务，最终还是以京官身份落脚于商务。
渠本翘除接管渠氏票号、商号外，还于1900年投资兴办双福火柴公司，建立了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1903年被派驻日本横滨领事时，以了解世界各国商务为己任，时时未忘商家本业。1907年，山西商人为抵抗英商独占三晋权利的侵略行径，成立了保晋矿务公司，渠本翘被公推为总经理，承担起保矿护路保晋爱国的历史重任。
渠本翘从私塾到中举、中进士、入朝为官甚至远渡东洋，走的是一条仕宦之路，但做官不是读书的唯一目标。重学乃是重业的体现，重工商之业才会更重读书。丰富的人生经历使渠本翘眼界开阔，经营手段更高一筹，同时他更深深地懂得了读书对人生的重要性。1904年时，渠本翘与本县乡绅商定共同集资办学，他本人捐资2万余两，在祁县昭余书院旧址创办了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还附设蒙养学堂，是山西省最早的县办中学之一。1909年，开明乡绅孟步云在渠本翘的大力资助和支持下，力排众议，在祁县东门外创办了县立女子学校，这在山西省乃至全国教育界都属创新之举。此后，清廷还曾委任渠本翘担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后因山西保晋矿务公事务繁忙不得已于第二年辞职。当山西商人开始走向衰落的时候，渠家于弟和其他山西商人仍寄希望于教育，企望通过办学育人，培养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商业人才，重振晋商昔日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