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但走出去不一定就能闯出一翻事业来，晋商的发迹除了有天时，地理等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脱颖而出和经营意识。
1．“被迫”走西口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南北狭长，东西较窄，西临黄河左岸，东靠太行山西侧，属盆地地区，盆地内部海拔的高低，由北向南递减，呈阶梯状，从最北的大同盆地海拔1000米以上，下降到晋南盆地的海拔400米左右。全省地形面积，山地占73．8％，黄土丘陵地占11．7％，盆地平原占14．5％。陆地地表水源十分贫乏，属干旱缺雨地区，因而有地瘠民贫、十年九旱之说。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自唐宋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山西成为一个少地缺粮的省份。唐武德七年（624年）山西实行均田，规定：“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三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说明人多地少。
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权贵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以致山西民众无田可耕，就连当时的皇帝也发出感叹。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三月，当时的皇帝就叹道：“闻山西田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这一情况历时300余年。
到了明朝，据当时的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田地14．05亩，而山西平均每人只占有田地10．28亩，少于其紧邻陕西（13．61亩）、山东（13．78亩）、北直隶（30．23亩）、河南（75．81亩）各行省。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山西人均田地又减为6．92亩。人多为患，所产粮又不够食用，生计艰难。为缓解这一矛盾，明洪武到永乐年间，多次从山西太原、平阳、潞安府和汾州、沁州、辽州向南直隶的凤阳、滁州府和河南、山东、北直隶及北京城移民。从平阳等南部地区移民，洪洞县大槐树是个集散地，故流移外省的山西人说起他们的原籍时，都说：“若问吾家是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
这便是山西之人外出谋生的大环境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其之所以走出西口，经营为生，开始并不是基于什么营利意识。
民以食为天，不论是古是今，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地位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古代把农业视为“本”，现代把农业视做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任何忽视农业，甚至弃农就商、废弃土地的做法都是不对的。但是，事物毕竟还有其客观的一面，如果在既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或者客观的政治条件下，即使精耕细作，所产仍不敷所用，并且有大量劳动力闲置时，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不敢外出打工或者经商，那也是极其错误的。在原地无力改变而又固守本土农业的人，实际是思想守旧、价值观念落伍、无所作为的表现，长此以往，必然积重难改，以至永远无法摆脱贫困。明清两代，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州县百姓，对其土地所产不足以生存的景况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敢于打破传统的单纯经营农业的模式，走四方，或打工，或经商，或垦殖，最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是基于被迫的，试想如果所产足够其好好生存，那么恐怕就没有以后威镇华夏的晋商了。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
古老的民歌《走西口》就是对山西人被迫外出陌生状况的真实写照。它的歌词讲的就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情话。因为两人分别之后就可能相见无期，所以说的话就直白甚而“肉麻”一些。
虽然不愿意，虽然舍不得，但山西人还是咬着牙勇敢的走了出去，因为他们知道待下去只会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不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幸福，子孙后代也会受到连累，只有走出这块被上天遗忘的土地，在广阔的天地中奋斗、努力、追求，才可能有朝一日扬眉吐气的走回来，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大院来。
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大体上是这样子的：
从山西中北部出发，有两条路通望宽广的蒙古草原：一条往西，经杀虎口出关；一条往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然而，不论走哪条路，山西人首先要面对的都是巍然挺立在其面前的万里长城。
雁门关是长城所有关口中地理位置最为险要的一处，向有“天下第一关”的美称，它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雁门关之所以得名，传说就是因为这里的位置太高了，关口建成之后，连在空中肆意翱翔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越而过。而在二三百年前，山西人就是踏过这些坎坷的山路，翻过这些几乎高不可攀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蒙古草原，他们往往又必须选择在寒冬腊月就开始这种漫长而艰苦的旅程。
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紧紧拉着哥哥的手，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
2．三得“天、地、人”
明代是山西商人走向辉煌的时期。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天时，地理，人合。
天时
天时是指明朝实施“开中制”，为晋商发展提供了契机，上文说过山西人原本不想经商，他们恋家也保守，山西人之所以能经商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改元洪武，定都南京。明朝初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势力全部结束，但退居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且不断南下与明王朝发生战争。山西由于地处北国边缘，为明政府的主要防守屏障，大同在辽时就已经是“西京”了。因此明政府在设立九边重镇的同时，特别注重山西北部军事防御体系的设置，这些防御体系的设置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政治与经济。
明朝建国后，改元朝的“行中书省制”为“承宣布政使司”。后来，又分全国为京师、南京两直隶府、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三省），而山西即为十三省之一，另设太原都指挥使司与山西布政使司同级，山西的地位由此更加重要。
此后明政府为了防止外族入侵而大修长城，山西一段又是长城的关键部分，故在此驻扎了将近八十万大军，这样其军需补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政府颁布了一个叫“开中制”的优惠政策，鼓励商人运粮换盐，而山西人由于近水楼台，故自然而然的首先涉足了商海，接受了初步的商业启蒙，为以后晋商三、四百年的繁荣揭开了序幕。
地理
地理是指山西在当时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货商都要途经山西；其次是山西地产丰富，矿产加工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为晋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有史以来，河流山岭的地质外貌就对山西历代政区的沿革与经济区域的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首先说政区，山西四周皆为山河所环绕，与邻省接壤多以山河为主。其东和东南，与河北、河南以太行山为划分；西和西南，与陕西、河南两省隔黄河而望；北方的界线尽管历代多有变化，明清时甚至包括了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但从地理要素的不同和人文经济的差异上讲，真正起作用的是明长城，所以说，明长城基本上就是山西北部与内蒙古默认的分界线。
明太祖朱元璋本来把南京定为都城，但是他死了以后，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把都城迁到了北京。这样，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又重新确立起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正好是北京到陕西必经的陆路交通要道，而包括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地的太原周围地区地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谷地，所以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于是该地区的经济就逐渐地发展起来。
从资源条件上看，山西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中间是汾河。悠久的历史使得汾河两岸形成了稠密的人口，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农耕用地相对贫乏。人多地少，使得山西人不得不走出家门去从商。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多地少的状况是晋商起步的基本背景。
人合
人合是指山西商人除了注重团体发展、注重与各地商人的和谐相处外，还注重与官府的交好，这些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
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十分重视人和的作用，重视与各方面的和谐共处。山西商号之间是讲相与、讲帮靠、讲互济，而与官府的联系更为密切，当时山西著名的商号大多与清政府的要员来往甚密，以其为发展后台：如蔚盛长票号交好庆亲王，百川通票号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票号交好董福祥，志成信票号交好粤海关监督，三晋源票号交好岑春煊，门升昌票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结交政府官员，给晋商尤其是票号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官商之间达到了共存共荣的程度。官员得到晋商财物上不遗余力的支持，使自己的仕途畅通无阻，平步青云；而晋商也因此声威大壮，并获得了大量低息或无息存款，赚取了巨额利润。就拿百川通票号来说，据史料记载，渠源浈投资30万两白银开办了票号，起步阶段每个帐期的分红也就是每股1万两左右的白银，后来存入了满清旗人的一笔存款，数额达3000万两白银，利息分文不要，在这之后生意越做越好，放款日益增多，利润大长，每股分红高达2．23万两，共计30股，这次分红利润达66万多两白银，百川通票号共开办59年，赚得利润近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官商相合之威力！
有了天时、地理、人合的相助，再加上晋商独特的经商头脑和勤奋的经商精神，很快的，晋商就开始“威震”全国。
3．特色制胜：商帮，团队，票号
显而易见，晋商之所以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不是因为“引车卖浆”或“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一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
晋商中取得成功的人非常之多，而且他们都是“比邻而居”，从这一点上看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并且他们还有着一种或几种通行天下的“利器”，那这些利器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晋商经营的三大特色法宝：商帮，团队，票号。
商帮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用传统的同乡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爷的方式，加强相互间的认识，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交往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这种的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团结和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块，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其意即在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在家族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在长期异地奔迫的条件下晋商的地缘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团队
晋商将群体精神充分运用到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他们的许多做法，即使现在看来仍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价值。
晋商鼎盛时期在全国各地都有会馆设立，以地域同乡关系为纽带结成许多商帮，较为著名的有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晋商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他们东至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特色鲜明三大经营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这些不同的商帮，在帮内互相扶助，共同进退，颇似现代的流行的“战略同盟”、合作伙伴。
晋商还发明了著名的“联号制”，并创立了“股份制”的雏形。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一管理一些小商号，这样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就能充分发挥了企业集体效能。这已经具备了现代集团制母子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员工的团队作用。
票号
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的经营实力了。但这句话不只是夸耀票号的经营实力，它同时也说明了票号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数量无疑是巨大的，即使按轻重算，也有近一吨之重。要带着这么多白银去往返各地实在是麻烦致极、危险致极，而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兑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安全方便，而且使原本流通滞慢的商业血脉瞬间通畅起来，而整个社会的财富也随着这种通畅得以迅速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对票号的历史贡献，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了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近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共450家分号，经营的数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的，山西票号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逃。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是想比别人开得更为规模浩大，更加的大把赚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经验老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